【大紀元3月22日報導】（中央社台北22日電）台灣所得分配年年惡化，國內產業政策無法提升附加價值是一大致命關鍵，企業降低成本搶單，底層勞工凍薪，導致富差距日益擴大，為員工加薪是解決所得差距的良方。
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10多年前GDP分配到受僱員工的報酬比重超過50%以上，現在不僅跌落5成以下，且日益惡化，相反地，分配到營業盈餘的比率卻持續升高，顯示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嚴重失衡。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杜紫軍表示，有錢的人用錢去滾錢，當然比用勞力賺錢的人快，政府除照顧近貧的弱勢族群外，也利用富人稅、房地合一等稅制改革，盡量課徵這方面的資本利得。
政府利用租稅工具平衡所得分配失衡問題，但數據顯示，台灣頂端前1%所得者比率明顯增加，台灣富者愈富的情況，仍以可怕的速度增加。
主計總處統計，1977年前10%所得者占台灣總所得比只有23%，但一路升至2012年的36%；而前5%所得者，占比從16%成長到25%；更可怕的是，前1%所得者占台灣總所得比例，也從6%增加到11%。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表示，台灣前10%或5%所得者占總財富的比例，低日本、韓國甚多，但到了前1%，占比卻很接近，顯示台灣財富有往前1%集中的趨勢。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邱俊榮更指出，薪資本來應該是國民所得組成的最大部分，但從現在國民所得資料看出，愈有錢的人，薪資所得比重愈低，顯見富人大多是經由資本所得累積財富，富者愈富。
尤其，近10年來政府又實施地價稅、遺贈稅、房屋稅、土增稅等新的減稅措施，朱敬一認為，台灣在2009年將遺產稅從原本最高稅率50%一舉降至10%，卻在2014年調高所得稅，形成凍薪的人繳稅，有資產的人減稅的荒謬情況。
全球化時代，連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也面臨10薪資不漲，財富集中在少數有錢人的困局，但台灣70年代經濟起飛以來，並沒有掉入這個陷阱，反倒是近年來貧富差距問題，卻日益嚴重。
不過，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會造成消費停滯，最後衍生出犯罪等社會問題，是必須解決的經濟與社會議題。
邱俊榮認為，所得分配惡化全球皆然，但台灣問題特別嚴重，主要與台灣偏重出口的產業策略有關，等於是「犧牲台灣人的福利，讓外國人享受便宜好用的產品」。
他解釋，台灣產業結構扁平化，下游產業幾乎空掉了，只剩下規模龐大的中上游產業，為了搶單殺價競爭，以量取勝的結果，要獲利就是想盡辦法降低包括薪資在內的成本，所以廠商不是將生產基地外移，就是大量雇用外勞，甚至犧牲研發經費，以致產業根本無法升級。
台灣市場小，發展出口導向企業，將市場延伸國際，是不得不然的作法，問題是產業政策兩極化與失衡問題，出口過度集中高科技產業，租稅優惠又偏向少數高科技產業，企業主過度追逐低成本以獲利，不思考升級轉型為高附加價值產業，只好在成本為唯一考量下，不是外移生產基地，就是壓低員工薪資，不斷以低成本求生存。
朱敬一提出警告，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比重已逾5成，造成台灣底層勞工根本分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更由於製造、生產外移，實質投資機會少，資金就只能轉移炒房地產，使得台灣房價「飆」漲。
他說，台北市已成為全球房價所得比最高的城市，1個月薪3萬元的年輕人，即使不吃不喝15年，也只能買到1間廁所，年輕人怎麼會沒有怨氣？
這樣的所得分配惡性循環該如何解決呢？邱俊榮以去年9月的聯合國報告提供解決方案，他認為，增加經濟復甦動能「加薪」是唯一良策，各國競相印鈔票是沒有用的，只會讓財富集中資本家手中。
也就是說，如果有10萬元平均分給10個平民，幾乎都會拿去消費、買東西，就可以達到活絡經濟的目的。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共和黨掣肘下，還是執意以行政命令調高聯邦雇員薪資，並且呼籲企業主加薪，目的同樣是為了刺激美國國內經濟成長。
邱俊榮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的話作為結論「薪資不純粹是市場決定的，目前勞工薪資不平等的情況，是政治及社會力量選擇的結果」。
他強調，政府推動奢侈稅、房地合一稅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根本就是騙人的，要解決所得分配的惡性循環，政府應該痛定思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