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6月02日訊】1989年春夏之交，我正上初二，作為在省城旁邊的鄉鎮中學，雖然消息沒有那麼靈通，但省城和北京的學生運動依然成為很多高年級學生關注的話題。那時我和哥哥住在一起，他是高年級的學生，每天晚上都有幾個交好的同學來宿舍聊天，而哥哥那時是個武術和氣功愛好者，對生命奧秘的興趣與年輕人對未來的嚮往交織在一起，成為他們每天交流的動力，也成為我開闊思想的肇始。
回想起來，在他們的話語中沒有民主、人權之類的語言，對於鄉村的讀書郎來說，他們的詞彙不會超出教科書，父母親勒緊褲腰帶給讀書，目的是讓跳出農門謀未來。他們不會想到如此艱難的困窘恰恰是這個制度的「饋贈」。不公的社會制度在他們出生前就存在，彷彿與生俱來的一樣。因此，雖然生活艱苦，也只想著「比起父母回憶起的可怕餓肚子情形，已然好了很多。」飢餓和恐怖是他們父母親過去幾十年記憶最深的印象。
省城雖然只有十幾公里，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彷彿是另一個世界。城鄉二元制的鴻溝不僅在行動上限制了人們，也從思想上禁錮了人們，即便在省城邊上，也很少有人到省城去，去的都是鄉村的集市。
大約在5月份，班主任在班上要求學生不要參加遊行示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對於十來歲的孩子來說，完全是多此一舉，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甚麼叫遊行示威，但這個政權卻沒有忘記我們，或者說這個政權的監控觸角無遠弗屆，它像一個看不見的巨獸注視著每一個草民，哪怕你是不諳世事的屁孩，也必須在視線之類，因為你很可能成為揭開皇帝新衣的男孩。
「六四」過後，班主任拿著一個小冊子，經常在班上讀中央的文件，以及「反革命暴徒」如何虐殺解放軍戰士，戰士們如何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還要大家表態。當時感到這些「反革命暴徒」真的是太殘忍了，為甚麼解放軍戰士不開搶呀。為此還和一個高一同學辯論，說就要對這些「反革命暴徒」鎮壓，因為他們太殘忍了。
對「反革命暴徒」的仇恨在孩子們的心中發芽了，我們不經意間被引導進黨要求的「政治正確」裡：需要你，哪怕是個孩子也要你參與政治；相反的，剝奪你的話語權時，又說你的言論是參與政治。翻雲覆雨，只在掌股之間。信息的封鎖使得莫名的仇恨就這樣產生了，猶如以前中共所發動的一場場殘酷的整人運動。仇恨建立了，但卻不允許討論，因為謊言難以天衣無縫，但沒有信息的交流，謊言就會繼續，因為你沒有獲得改變仇恨的證據。
大學時，教我們法律常識的老師就參加過「六四」，他的課同學們最喜歡聽，詼諧生動。他沒有我印象中暴徒的形象，而且當有同學受流氓地痞欺負時，他還為同學打抱不平。那時就想，或許他和別人不一樣吧。
直到2001年，我翻牆在網上看到了「六四」的真相，看著血淋淋的畫面，我感到無比的羞愧。這麼多年，在謊言中我一直對這些為了國家、民眾而犧牲自己的學生心懷成見，雖然我沒對他們做出具體的傷害，但那是因為沒有這樣的機會。而更多類似我原來思想的民眾一定給他們以壓力甚至傷害，而這些學生卻是為了我們這些沉默的大多數民眾在謀求福祉。沉淪於中共的紅色恐怖中，在中國看不到出路時，很多時候我在想，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就是因為有這些「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志士們。
多年後，我因信仰入獄，在獄中遇到個參加過「六四」的官員。他說，「六四」之前整個社會還算是充滿朝氣，「六四」後，知識階層被喚起過去被整的經歷，整個精神萎靡了。從此知道中共還是以前的中共，任何試圖改變其權力的舉動都被撲殺。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一場把豬養肥了再殺的活動，人民還是「草民」，所以他才理想幻滅，成為貪官。
26年過去了，「六四」依然如一道傷疤現在中共的門臉上，宣示著中共的殘暴；而中華民族期待的自由依然沒有來到。然而，只有自由的言論、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人權才能有自由的靈魂；而又只有自由的靈魂才能創造出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復興。托克維爾說：「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而真正的自由只有解體中共才能得到。◇
責任編輯：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