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9月23日訊】輪船停泊金門港後，走下甲板後的第一印象是那座顯得寒磣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築規模與豪華程度均遠遜色於廈門港的出入境大樓；此後到過的金門機場、臺北松山機場和台中港也顯得普普通通，毫無財大氣粗富豪之貌。臺北市雖有世界頂級高度的101大樓，但摩天大樓的數量與豪華程度絕對比不上大陸地區任何一個省會城市，「總統府」竟然還在使用日據時代的「總督府」舊建築。
在臺北和臺灣第二大城市高雄，仍保留著大量「高齡建築」和狹窄街道的商業區，路邊商店鱗次櫛比，人行道上行人比肩接踵，店招櫥窗廣告五彩繽紛，往來車輛循序而行，顯得熱鬧非凡，酷似舊時代的上海老馬路。
宜蘭縣火車站還是日據時代的火車站舊建築，已近百年高夀，作為東海岸溝通臺灣南北的主要鐵路樞紐站，它仍在兢兢業業地為主人發揮著自己的餘熱。
在新北、花蓮、台東、嘉義和南投等中小城市中，老房老街老樹就更多了。
城鄉結合地區也有新建的高層商品住宅樓，但數量有限，絕對看不到大陸那種「規模相當小城市的住宅社區」。臺灣導遊解釋，他們不能大拆大建的原因其實簡單非常，房屋及土地均屬業主私有產權，一幢舊樓裡只要有一戶業主拒絕拆除重建，新專案就沒法啟動，開發商再貪婪也不願意找這種麻煩；而與正常商業交易毫不相干的政府更不會淌入「私人房地產買賣」這潭大渾水。
金門乃至臺灣本島的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不寬闊，多為雙車道且多彎道，顯然是受「土地私有拆遷困難」的限制（市區中更沒有如今大陸盛行的六線八線寬闊大道，估計也同樣受制於「拆遷徵地」困難）。但城鄉道路均平坦整潔，指示標線標牌清晰，連人少車少僻靜無比的鄉村公路上也畫有清楚的白色斑馬線，並在路兩側用白線畫出約一米寬的自行車專用道。
農民住宅、鄉鎮小街巷和城市大小街道兩側的建築千姿百態各具特色，商店招牌也是五顏六色個性十足，政府顯然沒有統一規定（更不可能代為製作）。門前亂堆物品和占道經營現象絕對沒有（南部高雄市有商店會佔用街道騎廊的部分位置，但絕不過分），因此看不到什麼「城管或市容執法隊員」。
路邊的垃圾箱極少，街頭也看不到辛苦忙碌的保潔員。據導遊介紹，臺灣為了減少垃圾轉運污染，近年來實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封閉式垃圾車一天早晚兩次定時來到，接收居民的分類袋裝垃圾（有專門的廚房廢物垃圾車）。抽煙的臺灣導遊先生口袋裡則自備著金屬煙盒，用以存放煙蒂，找不到垃圾箱扔煙蒂的我們有時也只能借他的「貼身煙灰缸」一用，或掐滅後帶回旅遊車上的垃圾桶。
農村的環境衛生與城市毫無差別，我沿村中水泥小路去金沙鎮途中，發現道路兩側的排水溝裡也和城市路邊一樣，沒有一星點垃圾或廢棄物。農家院中不時傳來雄雞鳴叫聲，但村中小路上卻沒見到一粒雞糞，因為家禽不允許放養。驚歎之餘，大陸許多村莊中堆滿垃圾的水溝河塘，還有飛馳豪華轎車中人向外吐痰扔垃圾之類的恐怖景象不禁躍入腦海。
與當地人聊天，沒有人把講衛生與愛國大道理相提並論，只是淡淡地說：講衛生愛清潔是每個人應該的事。問臺灣導遊他們的城市政府搞不搞「全省全國衛生或文明城市創建評選活動」，曾經帶團去過多次大陸的他顯得一頭霧水，幾經翻譯說明他好像也沒有完全明白「創建」是什麼，城市衛生文明和政府評選有什麼關係。
金門金沙湖畔假日旅店坐落在標準的鄉村原野上，四周皆是靜謐安詳的農田、蔥郁的樹木、清澈的小溪、翠綠的山巒、寧靜的小牧場和風格迥異的獨立民宅，黃牛在草地上靜靜吃草休憩，一派原汁原味的田園風光。臺灣本島除城市附近有範圍不大的新建商品房住宅區外，公路兩邊漫山遍野盡是繁茂的樹林灌木和花草，「沒有天天被人鬥」的天空和大地顯得一副輕鬆愜意狀。
臺灣民眾行善捐贈助人蔚然成風。在大巴車上，臺灣導遊首先告訴我們，我們所購的物品離臺灣時可以憑發票領取退稅，但他提出建議，為了幫助救濟幫助貧困人員，可以把購物發票交給他代轉或自己投入商店門前的捐贈箱，因為稅務部門每月都會按發票兌獎，貧困人員則會憑慈善機構轉贈的發票去郵局領款，搞點生活補貼絕對不成問題。臺灣各級政府除按法律規定給貧困人群提供救濟外，一般不直接參與慈善救濟活動，更不會發動並領導什麼「送溫暖、獻愛心、扶貧和文明道德學習教育運動」。
「禮義廉恥仁智信和忠孝仁愛」之類的道德信條準則至今依然是臺灣孩子跨進學校起就必須接受的思想精神教育內容。國民政府退居臺灣之初，卸去軍職的高級將領何應欽在領銜重整了因戰亂而停頓的「童子軍」組織及其活動後，又於1955年借「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大會」之風，邀請海外大型代表團訪台，組織島內青少年出訪海外，實現持續的國際互動，積極宣傳孔孟儒家道德理論，積極宣導一切從自己做起的「誠實、純潔、無私和仁愛」四項道德標準。
六十餘年來，道德倫理、人性仁愛、禮義廉恥乃至孔孟思想體系在臺灣社會中始終沒有以任何理由任何動機被輕視被批判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也不必應對「撥亂反正或重新弘揚」之類的超級社會難題。
去新北市野柳地質公園遊覽，導遊於停車前就嚴肅告知嚴禁觸摸、依靠和踏踩海邊的珍貴岩石。但公園中一些大陸同胞的恣意妄為卻讓人吃驚，他（她）們攝影時不但手扶礁岩石，甚至還會樂不可支地躺坐在岩石上，或在礁石上興奮奔跳。在最熱門的「女王頭」岩石前，面對為得到攝影席位不按序排隊而亂擁擠甚至亂插隊的大陸遊客，可憐的臺灣老義工不斷大聲喊著：「請排隊，請排隊！再這樣會罰我三千元的！」目睹眼前的亂象，我真為這些學習了幾十年「精神文明」而一無所獲的同胞而羞愧難堪。
抵金門次日清晨，我獨自去太武山北面蓉湖畔的金沙鎮探訪。途經鎮外村莊邊一關帝廟隔壁的社區辦公室。有六位老者在內飲茶聊天，老人發現我，有人立即出門熱情邀我進去喝茶吃點心，推辭不得只好加入其中一起聊起兩地家常。老人熱情而謙恭地為我這個陌生人斟茶，推薦食品。這些作為義工的老人們每天早晨來此鍛煉身體，聚談品茶，接著在辦公室裡處理社區的日常事務。
鑒於近年來大量大陸遊客赴台旅遊，促進了臺灣的經濟發展，因此你遇到的許多導遊、司機、旅店職員、店主商販各色人等都會真誠地表示感恩大陸同胞。在花蓮市問路時，一位老年市民認真告知行進路線後，還虔誠地對我們說：「歡迎你們來花蓮」。市民出自內心的感恩之意和愛鄉之情讓自己驚歎不已。
在鎮公所前的汽車站外，有四個身背書包的初中男女學生自覺排成單人縱隊在晨曦下靜候校車，前後自覺間隔一人；十多分鐘後，候車學生隊伍增加到十餘人，秩序依舊井然。
在所去的十個縣市，你詢問求助的任何人（包括賣給你商品的老闆店員）都會熱情相待不厭其煩，「你好、謝謝」之類的話語幾乎不絕於耳；甚至與路人的眼光偶然相遇時，對方也會向你報以友善的微笑。
也許因為沒有發生過「把一切舊傳統舊文化掃進垃圾堆的大革命」，臺灣民眾之間明顯保持著溫馨的信任，完全看不到任何「呼喚誠信」之類的標語或廣告。下午抵臺北後，因為要到次日才有機會兌換台幣，導遊先生主動提出先借給每位遊客1,000元台幣，說完就挨個發起錢來，導遊不記錄更不需要借者簽字，發完兩萬多元鈔票後只輕鬆地說了句「明天換了錢別忘了還我啊」。眼前的情景不由令自己回憶起了大陸「文革」前小商店主對周邊鄰居和熟客的「賒帳消費」歷史，還有近年來如火如荼的「欠債欠薪」惡風及龐大的「老賴軍團」。
導遊建議我們可以買些「名人訪談」視頻碟片帶回欣賞，但他很快話鋒一轉提醒大家：碟片要二百元（新臺幣）一張，不可能買到幾元的盜版產品，因為臺灣對智慧財產權是非常尊重的。
回到大陸第二天，與旅英老友通電話，老友在聽了我的旅臺感受後告訴我一件事：他的同事某次去臺灣出差，深夜抵達後在機場要了一輛計程車，請司機幫忙代尋酒店。也許因為他提供的目的地不準確和司機不熟悉等原因，找了近兩小時才找到旅店。一臉愧疚的司機表示耽誤了客人的時間，執意免收全部車費；老友同事則堅持付款，最後司機勉強收了機場至旅店的車費後連連道謝而去。本人四年前在馬來西亞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漆黑深夜、城外車站，獨自一人，計程車司機一口報價，沿途積極尋路，多次下車看路牌，第二天向當地人核對，收取車資準確無誤。
看來，誠信淳樸的民德與民風絕非一日之功，更非什麼「大躍進和群眾運動」所能一舉造就。
七天旅行中，除在機場碼頭外，在街頭路邊極少見到警察（其間只在花蓮太魯閣大峽谷景區看到兩個在路邊休息的摩托巡警，在高雄市某路口看到一個巡邏警察），甚至沒有看到一輛高聲鳴笛呼嘯而過的警車。旅客熙熙攘攘的宜蘭火車站竟然沒見到一個執勤警察，甚至沒有安檢程式和設備。
警察局的建築也普通無比。在宜蘭縣等火車時，曾路過位於一個十字路口的宜蘭警察分局，外觀普通的四層樓，消防隊也在其中。警用車輛停放在路邊，大門像商店一樣對街敞開，沒有森嚴的衛兵和警戒線，只有一個值班警官迎門坐在接待台裡。看到大廳迎面牆上掛著一張巨大的「公文受理時限表」，好奇的我與二哥想走近前留個影。對值班警官說明要求後，警官爽快地同意了，沒有任何警惕防範之意。行車路過台東縣某小鎮時，還看到路邊的一個四邊僅有三扇窗戶寬的二層小樓警察派出所。
警察，對中國人而言絕對算個森嚴的話題。在童年的印象中，臺灣這個水深火熱之地應該是一個「反動派資本家專制獨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國家」。後來隨著資訊的多源化，發現情況有變，也獲悉那位在「威權時期」與政府作對的「英勇民主鬥士」、如今深愛大陸體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總」等情治單位晝夜監視居住的情況下，自由讀書寫作、交友出遊、品洋酒、玩美女；還能借自家門口「監視警察」之威恫害撞壞他私家車的鄰居；後來他還能別出心裁地參加了一屆「總統選舉」（去年厭惡臺灣教育制度的李作家還自由地把愛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學培養深造）。
看來，強勢警察和社會穩定未必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
在臺灣看不到到政府任何居高臨下的指示說教形象，除安全健康衛生提醒之類的政府公益廣告外，幾乎看不到任何政府關於發展經濟和教育民眾的宣傳標語、橫幅和看板。政府辦公樓（院）既不招人顯眼，更談不上森嚴豪華了，絕對無法與財大氣粗的私企辦公大樓和私營大飯店一爭高下。乘車即將抵達101大廈時看到的臺北特別市市政府，發現它竟然就是一座緊挨路邊的普通五六層樓房，門前就是人行道而非奇大無比的景觀廣場，看不到威嚴肅穆的衛兵，底層是大門洞開的政務大廳，乍一看就像大陸某個不景氣銀行或證券公司的營業大廳。民進黨高雄市黨部（曾經的執政黨市委）竟然就設在一條普通大街十字路口轉角處的普通五層樓房裡，酷似普通寫字樓的門前好像連停車也頗困難，氣派威嚴就更談不上了。最早參觀的金門縣金沙鎮公所（實際意義應該是政務辦公場所）只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七層赭紅色樓房，其中有市民代表會辦公室、鎮政府辦公室及各下屬機構；底層則是汽車站、候車室、郵政局和書店。
澎湖縣政府。臺灣的政府機構，可以隨便出入，沒有警衛，不需要登記
宜蘭縣政府。在多雨易澇的臺灣，政府樓全部沒有高高的臺階，這是有意識的親民設計。
臺灣導遊介紹，因為政府掌握的經濟（國企）力量非常有限，它的開支主要來自於稅收，所以政府只能量入為出了。記得高雄市女市長陳菊在特奧會開幕前就告知媒體：「我們有多少錢就辦多少事，絕不充胖子」。沒想到幾年後女市長因為「跟風建地鐵遭遇營運虧損」受到市民罵聲一片，很可能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失掉不少選票（高雄因市區面積不大，摩托車是大量市民喜愛的交通工具，地鐵客流量嚴重不足）。
政府官員的身影在民間卻反而頻頻出現，包括馬英九、王金平、蘇貞昌、遊錫堃等在內的政府高官在野政客大佬經常出席包括民間企業、宗祠、神廟周年紀念慶典在內的各類民間活動，還會與企業老闆親密合影留念；馬英九蕭萬長當選那年還為一些企業如金門酒廠、阿里山煙廠和一高山茶廠做產品代言人，當然他們是絕不敢收取「代言費」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員）及官員們經常四處奔波，穿梭於閭巷，拱手拜票虔誠鞠躬；民意代表呼籲選民支持的自費廣告彩旗大街小巷隨處可見。
各級政府因為人力財力有限，大量事務性工作都會委託民間專業仲介機構或聘請志願者（義工）操作。
在議會的嚴厲監控下，政府的支出預算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監督（2002年臺北市文化局擬建一座美術館，局長兼作家龍應台女士必須多次親自到場接受市議員們近乎苛刻的事前質詢、審查核准和事後審核）。政府的公務性開支審批就更是難上加難了。目前擁有2,300萬人口的全臺灣公務用車僅有3.7萬輛，占年度財政預算的0.48%，遠遠少於北京市不久前自報的6.2萬輛和全大陸的200萬輛以上（不含醫院、學校、國企和軍隊用車）及2.5%的年度財政預算占比。
臺灣居民對法律和制度的敬畏顯然遠遠超過了對政府及公權力的懼怕。
八天旅遊期間，利用晚間和清晨，逛了不少臺灣城鄉的街巷、大小商店包括夜市，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基本和諧無間，始終沒有看到居民大聲爭吵或惡言相向，微笑和柔聲細語幾乎無處不在。1950年代初成功的「土地改革」基本消除了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消除了本地人與外省人的隔閡，後來對「戒嚴和查肅匪諜」過程中冤假錯案的公開平反及巨額賠償則基本消除了政治與族群矛盾，靠稅收杠杆調節的財富分配和基本完善的福利和救濟制度則讓不同階層的民眾頗難「恨從心來」。
我們下榻的南投「平雲山都飯店」（臺灣人不稱旅店為酒店）是當地一位擁有數千畝土地大地主用自己土地與人合資開辦的四星級飯店，周圍皆是連片的果園與森林。離飯店不遠處也有小地主（農民）的一幢幢漂亮別墅住宅。在一座花圃邊矗立著一排猶如機修車間的高大而陳舊的平房，主人是一對老年夫妻。見我們到來，八十二歲、眉慈目善的老嫗熱情端出水果，請我們享用。她告訴我們，因為自己的土地少，年事高孩子也不在身邊，就種些珍奇花草，度日兼休憩，和大地主鄰居相處也甚洽（大地主的土地也是土改後逐年向鄰居購置的）。我們告辭時，健談的老嫗偕八十七歲身患中風後遺症的老伴向我們虔誠叩首，行禮如儀。
人們對高山族之類的少數民族完全不稱什麼「族」而一概稱為「原住民」。政府對少數民族的保護也堪稱無微不至，如日月潭附近只有243人的邵族原住民，生了孩子政府立馬給予6萬元新臺幣生育補貼，孩子直到18歲的醫療教育費用全免。對原住民的文化傳統及遺產也竭力保護，因此臺灣至今還保留著多種民俗節日，如塔山部落節、寶島鄒魚節、茶山涼亭節、豐年節、花蓮蔥蒜節、南投燈節和高雄黑米節。
在金門下榻旅店一層走廊的天花與牆角處，六個燕子窩足實讓人歎為觀止。每一個燕窩裡都安居著一對和善可愛的燕子夫妻，兩雙絕無擔憂驚恐的眼睛好奇地注視著下面的看客。受如此真正和諧情景的感召，我主動為它們關掉了兩個樓梯口的吸頂路燈，以免影響燕子們的睡眠。
為保護水質安全，臺灣法律嚴格規定所有作為自來水源的湖泊河流絕對禁止捕魚游泳；大名鼎鼎的高原湖日月潭每年僅中秋節一天允許游泳，在湖上行駛的大量漂亮遊艇也都要求必須具有高效油污過濾能力，清澈碧綠湖面上確實看不到一絲油污痕跡。
在臺北至花蓮和高雄至嘉義途中，看到了路邊的兩座大型水泥廠，其中的一座建在浩瀚無涯的太平洋岸邊，其產品大量出口海外。兩座水泥廠的全部廠房建築、廠區內外道路和附近樹木幾乎纖塵不染，見過多座以粉塵彌漫為特徵的大陸水泥廠的我們對此深感疑惑不解。火車上的臺灣中年旅客肯定地告訴我們，水泥廠必須對污水和粉塵排放實行嚴格控制，一旦排放超標企業肯定會有巨大的麻煩。熟悉大陸情況的臺灣導遊則告訴我們，水泥廠的生產工藝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看你老闆願意為環保處理花多少鈔票而已。
完全屬農民所有的農田多實行輪流休耕制，以保護地力。休耕期間，農民自己的服務型組織農業協會免費發放綠肥種籽供農民栽種田間，來年播種前耕入土中以為有機綠肥。農民願意種植什麼作物也純屬自己的權利，完全與政府無關。農業協會則負責為自己的會員提供技術和行銷支援。
臺灣大型石化企業國光石化公司擬在某縣收購土地建煉化廠，最近遭到當地農民的強烈反對，多位議員和多家媒體為抗議農民助威呐喊，儘管國光老總公開向當地農民做出多項優惠承諾，已經通過環境評價的新專案基本已是胎死腹中之運了，政府此時也不敢為這個富豪朋友「兩肋插刀」了。
因為長期嚴格禁止亂砍濫伐亂捕濫殺，臺灣的森林植被及水域環境良好，鳥類魚類品種眾多。在瀕臨太平洋的花蓮和台東，能見到的漁船及漁船碼頭極少，詢問後得知，當地人的理念很簡單：我們吃多少魚就捕多少魚，過度捕撈一定會破壞生態，斷自己的後路（城市裡海鮮館供應的海鮮絕大多數都是在海邊基圍中飼養的）。
所行之處，極少看到土壤裸露的農田，也沒有看到一座因採石、建設或砍伐而導致傷痕累累的山巒，更難看到遮天蓋日的飛沙走石和滾滾黃煙，林木茂密蒼翠，天空蔚藍可愛。
知己知彼、以「慢」聞名的臺灣居民顯然是用實際行動而不是標語口號，在譜寫著真正的和諧之曲。若他們堅持急功近利地「大挖大建、大幹快上、與天鬥、與地鬥」，小小寶島很可能早就變成「萬戶蕭瑟鬼唱歌」的核武器試驗場了。
因為從來沒有否定過財產私有制，臺灣居民的私權利多年來非但沒有遭遇到任意的侵蝕和剝奪，反而借民主制度的成長而日益鞏固健全。1950年代初的土改，政府用實惠的「贖買政策」把大地主的土地購回，再賤價賣給「以自耕為目的農民」；而「戒嚴時期」的查肅匪諜活動又與對個人的經濟及其他權利剝奪毫不相干（其間獲刑者的子女親屬不受株連，讀書、高考、出國留學和就業經商等個人權利完全不受影響），因此幾十年來，公權力和私權利基本還是涇渭分明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有需要就按規則交易。
老友的已故二哥是去臺老兵，退役後教書，娶了出生農民家庭的原住民妻子，二十年間經歷了兩次拆遷徵地，他二哥後來曾經面帶喜悅地告訴自己的大陸親屬，他們家是拆遷一次發達一次，小果園異地變成了大果園，小房子異地變成了豪華的大房子，補償款還小有結餘。原因很簡單，你買我的土地希望做生意發大財，自然應當讓一杯羹給我分享了。
土改後，不願意種地的地主懷揣「國營大企業股票」樂呵呵地城市化了；少地和無地農民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大塊土地，同樣樂呵呵地開始辛勤耕耘，發家致富。公權力在特定時期理性引導私權利的合理交易與置換，讓政府、地主和農民都能真正無憂無慮地享受工作與生活的樂趣，你仇我恨的時代漸漸變成了遙遠的歷史，社會穩定自然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馬祖縣政府大樓前的菜地。此大樓因颱風嚴重受損已停用，但菜地卻是老的，地主（菜農）不肯賣地，故而建不成府前廣場。
南投縣埔裡鎮大地主投資建設的平雲山都飯店、大地主自己的私宅果園和農民（小地主）的果園花圃及別墅般的住宅，比鄰而處，相安無事。
在高雄市我們見到一戶占地足有一千餘平方米的開闊民居，左右是兩座純私營的大廟宇，大門前是繁華街道及街對面的巨大私營水上公園，後部則是密集的私人住宅樓。寬度足有30米的臨街低矮圍牆左右兩側均設有紅漆大門，二層白色洋樓前面是綠茵茵的開闊草坪和蔥蘢嬌美的花草樹木。一位同行的旅客驚羨之餘還激動地說：在咱們那裡，拆遷辦和開發商肯定是不會放過這戶人家的。
高雄市古色古香、占地寬廣的龍虎塔—清風閣水上公園，還有街對面金碧輝煌蔚為壯觀的道教寺院「啟明堂」和「龍虎堂」，均系當地信徒居民自籌資金建成，所用的土地和水面也完全屬於信徒們的私人捐贈物。
當地人的私權利近年來又增加了更神奇的分量：手中的選票。政府官員，議員（民意代表）都非常明白，自己如果只說不做，或者亂說亂做，選舉之日就會是你卸官帽捲舖蓋走人之時。
古人云：有恆產者有恒心，無恆產者無恒心，臺灣居民不那麼心浮氣躁、急功近利的原因也許就在其中了。
臺灣的「三高」（高樓、高鐵和高速公路）絕對望塵莫及於如今的大陸，絕對看不到連片成群的公寓大樓社區和摩天大廈，但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當地最氣派的建築物應該就是國民學校（公立中小學）。抵金門次日清晨，在金沙鎮就看到了占地面積和建築面積及豪華程度比相鄰鎮公所優越數十倍的「金沙國民小學」，南北相距近五百米的兩座威嚴大門、校園內「有頂無牆」的寬闊運動場及花草樹木綠地，足以讓學校對面鎮公所裡的官員們日日自歎弗如。當然，小學門口沒有高度警惕的門衛保安，男女老少鎮民在校園裡自由晨煉，為我指路的鎮民甚至告訴我可以穿過學校抄近路返回旅店。在此後的旅行途中，又看到了多所蔚為壯觀的城鄉「國民小學、中學和教會學校教會幼稚園」，看來臺灣同胞對教育的重視也成了習慣。
臺灣學校至今還把「禮義廉恥仁智信」為核心的孔孟儒家學說理論作為學生的必修課程，當然還包括堅持了幾十年的「公民教育課」了；各級學校也沒有經歷過什麼漫長的「停課鬧革命或師道尊嚴批判」，學生讀書求知學習做人，教師傳道授業解人之惑，至今仍是天經地義之事，因此好像全社會還沒有出現大幅度甚至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需求。
途中目睹的三件小事讓人驚歎，更讓自己見識了臺灣初期教育的魅力。在宜蘭至台東的火車上，一位中年婦女帶著五六歲的女幼童坐在對面。火車即將在一小站停靠前，母親（或者祖母）立即讓小姑娘自己背起書包，小姑娘樂呵呵地遵命。火車停穩，婦女牽著背包小姑娘的手，邁著健步歡歡喜喜下車了。
在高雄下榻的旅店旁，有一所教會幼稚園，清晨六點多，停在門前的校車正準備出發。有三個可能家住附近的幼童竟然背著小書包自己信步來到了學校，此時校園內只有正在忙碌的清潔工，三幼童坐在長椅上只顧自由玩耍嬉鬧，門外沒有護送他們來校並在密切觀察的父母或爺爺奶奶，更看不到首尾相接的私家車和緊張忙碌維持交通秩序的交警。
沒有經歷過「一波三折」的教育自然會收穫到自己「不偉大卻很實在更惠及後人」的文化果實。幾十年來，僅有兩千餘萬人的小島卻為中華民族貢獻了許許多多的傑出人物，讓全世界時時都在矚目著這個太平洋上原本的蠻夷貧瘠之地。
童年少年時代，臺灣在自己印象中應該就是一個「官僚資本家因巧取豪奪而腦滿腸肥、窮苦百姓受盡壓榨只能苟延殘喘」的畸形社會。近年來通過各類資料閱讀，發現情況有變。走過臺灣東南西北數十個縣市鄉鎮，卻沒有看到一個嗷嗷待哺的乞丐、蓬頭垢面的流浪者和躺臥街頭乞討或自生自滅的殘障者。二十八日抵廈門後，在著名的佛教聖地南普陀寺大門外，立即被路邊烈日下大量的殘疾或老年乞討者震驚得無言無語。
「可憐的乞討者都去了哪裡」這樣的問題實在無顏求教臺灣同胞，只能自己來求解了。原來臺灣政府多年來充分利用合理的「累進制」稅收杠杆，用富人的大筆稅款和平民的小額稅款實現了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並建立了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財政長期對義務教育、農村居民、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和弱勢人群的絕對傾斜，實行現代意義上的「劫富濟貧」；政府稅款的使用長期被「如狼似虎」的民意代表（議員）緊盯不放，實行現代意義上的「公正透明合理」，導致「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類的貧富差悲劇只能停留在古文古詩中。
「貧富差距極難察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國有）資產占社會總資產的比重很小，因此居民的「資產性收入」遠遠超過了可能被通貨膨脹一夜間擊垮的「工資性收入」。擁有可靠私人企業、房產或股票的城鎮居民和擁有可靠私人土地資產的農村居民都能心安理得地分享到社會經濟發展（GDP）大蛋糕中的一份；而真正的無能為力者在政府庇護和社會的額外救濟（如民間慈善救濟和教會救濟）下自然也可以過上「衣食居教醫基本無憂」的日子。
政府官員（公務員）在臺灣是極難一舉跨入「富人」隊伍的，尤其是「因選舉勝利而任職、天天被無數雙眼睛監督」的委任政務官。官員（包括依靠專業技能持續任職的常務官，臺灣俗稱「當差的」）雖職業相對穩定，但薪酬收入有限且必須於法有據公開透明，還永遠處在媒體及民意代表的監督之中（機要費招待費家庭財產審查和出席高檔私人酒宴近年來已讓多位高官麻煩纏身有口難辯），因此官員階層基本不存在短期暴富的可能，除非他（她）願意以身試法。
在這樣的制度安排和經濟結構下，貧與富雖實際存在，但「貧困」有法律及全社會規定認可的明確底線，「離鄉背井打工糊口、因貧輟學棄醫、賣子買妻、垃圾箱中覓食、賣血液售器官、餐風露宿沿街乞討、下跪乞討、自殘乞討、租殘乞討和仇富恨富」之類的辛酸離奇怪事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發生的可能和意義（其實沒有人不希望享受體面或基本衣食無憂的生活）；貧富差距已經不是用「能不能吃飽穿暖，能不能入學就醫」來衡量判定，而只能用「個人或家庭消費多少國際品牌奢侈品、能不能出國旅遊度假、有沒有遊艇飛機和休閒海景別墅」去判別了。
貧富差距的有效消除對民眾而言，應該比GDP和國家（政府）財富的增幅騰飛要可貴許多；對國家而言，則是實現真正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