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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拆機關大院高牆?習當局或觸碰中共頑結

習當局要打開圍牆 觸及中共體制 系列之二

官媒日前報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印發,其中一條「中國原則上將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引發外界廣泛關注和熱議。圖為封閉的廣州市「棄嬰島」。 (大紀元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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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2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郭惠採訪報導)2月21日,習當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這個文件引發大陸熱議。有民眾提出,要拆應該先拆中共機關大院。

接上文
系列文章之一

實際上,加劇這個建築高牆封閉性的正是中共本身。

民眾:先拆機關大院

有民眾表示,中國大陸可謂全球封閉式小區的集大成者,將圈地運動發揮到極致,城市空間中的大部分被各類機關大院、封閉式小區盤踞。圍牆和院落構成了都市的骨骼和框架。強制開放封閉小區,請先從機關大院開始。尤其是北京,世界上沒有哪一個都城像北京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的機關大院。一個大院就像一個獨立的王國,一座城市自然的道路肌理被它分割得支離破碎。

早在2004年,《財經》雜誌曾專訪過時任北京市長王岐山,他從攤大餅式城市規劃、機關大院、新城與臥城、脆弱的公交等方面,全面剖析了中國首都的交通問題,試圖尋找治本之策。在這位知名「救火隊長」的眼中,「機關大院是堅硬的」。

他說:「所有的行政單位,都要蓋一個院子,都喜歡築上圍牆封閉起來。今天北京城的所有單位,包括各個大學、各大部委、各類軍隊大院,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哪個單位能讓公車通過?」他說,至於原因「甚麼軍事保密啦,保護老幹部居住環境啦,都有說法,來頭都很大」。

一位業內人士說:「大家都在抱怨交通擁堵,但是一旦落實到自己身上,誰也不願意被打通。」

有民眾建議,這場史上最大規模的拆牆運動,第一步,何不從機關大院開始?當大院文化瓦解,當安防體系由機關大院門口退到辦公大樓門口,民眾的安全感自然會飆升。

北京憲政學者陳永苗表示,按道理來說,它應該把政府的圍牆給拆掉,或者拆除公權力和社會底層的之間這種隔離,而不是它做的形象工程,然後把問題打到中產階層身上去,它會給中產階層小區的治安、管理、社會自治各種東西帶來很大的問題。

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劉波發表評論文章《「小區拆牆恐懼」考問中國城市文明》。文中說,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單位大院,是一種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物。「打開」單位大院,既符合城市發展的要求,也不會損害公共利益,這一決策是應該支持的。

中共在1949年後大幅圍牆 體制造就大院裡的優越感

在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時代開始,歷朝歷代都有圍牆築城的習慣,目的多是為了抵禦北部遊牧民族或外來民族的入侵。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長城是中國人的驕傲。圍牆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遺產。

老北京人朱先生對大紀元記者談了自己的看法:「過去沒感覺像北京現在這麼多的城牆壁壘。以前的老北京雖然有很多城門、四合院也有牆,但胡同四通八達,城裡道路也很暢通,可沒像現在這樣被大塊大塊地劃割成一個個大院。」

2月27日,署名王思想的經濟學者在東網發表評論文章說,中國目前的封閉小區,根源追到農耕時代太虛無。實際上,責任完全在1949以後,中共從國民政府手裡奪過政權,進入城市後,先是軍隊在各個城市圈地、圍牆,然後是各個權力機關圈地、圍牆。不僅辦公區域圍牆,所謂的部隊大院、機關大院也搞圍牆。王朔等人津津樂道自己是軍隊大院成長起來的,傳達著一種優越感。

王思想說,權力集團的喜好,必然傳遞到民間。1990年代以後的各個小區,也要把自己圍起來。於是,城市被切割,彼此成為障礙。

網上有民眾調侃說,在中國,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在北京,城區的瞧不起郊外的。在城區,二環內的看不起二環外的。住在大院裡的看不起住在胡同裡的。

北京人的優越感與權勢、階層相關。

各類大院在北京是個普遍現象。微信號「俠客島」2月24日的文章《私權VS公利:小區拆牆 拆的是某些人的優越感》中描述說,五六十年前,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每個機關大院都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實體。當時荒地也多,隨便一劃,就是一大片,搞個圍牆圍起來,牆內是辦公區,也是生活區,有自己的食堂、活動室,甚至還有幼兒園、小學,從出生到老死,大院服務一條龍。很多人以「大院子弟」自詡,這背後,還是有種權力的優越感。高高的圍牆,隔離的是民眾和權力。

已在海外居住多年的沈先生談起自己以前住過的大院說:「因為父親是高幹,那時,我們家住在軍隊大院裡的小院,有士兵24小時把守,外人還沒靠近院門,士兵已經警覺地走出幾步示意止步。住在院子裡的人都有一種優越感,覺得自己是有身份的,而住在小院裡的人更是享受著各種特權,這種等級觀念在軍隊大院就更加明顯。出國後發現,在國外很少看到用圍牆圍起來的大院,院校等,多年後才漸漸明白,國外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很友善。」

廣東的廖先生對大紀元的記者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前些年,一位大學的教授把已退休的、曾是局級幹部的父母接到了他所任教的大學裡來生活,當時住在校區的宿舍,條件並不是很好。父母去了以後,很高興。後來這位教授有了經濟基礎,在校外不遠的地方買了一處高檔住宅,房子有230平方米,裝修好後帶父母搬到新房去,結果住了一個星期,老頭老太就受不了了,說什麼都要搬回去住。教授奇怪地問母親,這裡條件這麼好,為甚麼要搬回去?母親回答說:「外面沒有墻,不像個單位,好像社會上的人,在大學宿舍裡,還是有組織的。」言外之意,「墻」是她心裡安全感的底線,同時也代表了一種身份。

網上一篇《機關大院紅牆深鎖,封閉小區想拆就拆?》的文章一針見血地說,如今開放機關單位公廁都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完全開放機關大院。廣州3歲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廁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隱患」作為回應。市民借用機關廁所,都會存在重大安全隱患,要想從機關內部通過,豈不是翻了天了?

官家權力與民眾權利的邊界,成為最大的磨擦地帶。這應合媒體人羅昌平對網絡實名制的那句點評:百姓是透明人,官家是隱形人。

針對民眾的反對,有城規專家解釋說,打開已建成住宅小區不會「一刀切」,也非簡單「拆牆破院」。對此,經濟學者王思想有些擔心,他表示,在中國當今體制下,恰恰「一刀切」才有可能尋得一點公平,所謂「不搞一刀切」,最後都是「切百姓不切權貴」,這個定理已經被無數次驗證了。

中共造成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封閉式小區的通行化,是在中國公共服務水平差、社會安全程度低、民眾相互之間信任程度低的現實中,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狀況。現在,較高收入者購買封閉化程度高的小區獲取安全和高品質的生活,與周邊居民區隔開來,較低收入者居住在「開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並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雜。

這也反映到了民眾的一些思維和表述之中。

微博知名財經博主「財上海」調侃:「拆了圍牆,就可以多出一些底樓商舖。汽車尾氣多了,兒童樂園也不合適了,直接拆了,改為皖N夜市,我申請一個攤位,賣六安臭豆腐,寧波臭冬瓜,歡迎大家來捧場。名字也想好了,九間堂擼竄,豪宅氛圍,雅座帶花園,露天廁所。

「拆!姚明住的那個虹口區江景豪宅,前幾年賣一平米八萬,這我就不說了,但妨礙了我去江邊遛彎啊!我們不得已,只好把車停在附近的小馬路上,還經常吃罰單,兩百塊一次啊,我可以吃六斤基圍蝦了,你說氣人吧!姚明啊,你們也要自覺一點,主動拆了圍牆吧,我們開車停車就方便了,放心,我不會要簽名的。

「如果湯臣一品改為開放小區,我當天晚上立即去那裡,燒烤帶啤酒,帶上高音喇叭,喝完了跳小蘋果。到時候,我通知大家。」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當局提出「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的願望是好的,但是爭議很大。歸根結底,是這個體制無法消除它本身製造出來的官民對立。同時,中共以無神論統治了幾十年後,中國社會道德極速下滑,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人們缺少相互信任、貧富差距的懸殊使得不同階層的人相互仇視。環境污染以及社會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氣也是問題所在。

李林一表示,中共多年來的謊言使得百姓根本不相信它,因此,北京當局提出來的方案無論好壞,民眾先是表示懷疑,並挖掘背後的負面因素,也因此形成了今天的亂象。民眾要求先拆中共機關大院的說法,正是這種不信任的體現。

正如網絡評論所說:拆牆,表面看要拆物理之牆,實際更是拆心理之牆;拆牆之日,應該也是國泰民安之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不再是夢想。

這一天會晚嗎?

接下文
系列文章之三

責任編輯:林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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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3 9: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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