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新華社記者揭大饑荒年代中共高層「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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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5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楊一帆綜合報導)近日,楊繼繩揭祕中共高層在大饑荒年代仍享有「特供」的文章網絡熱傳。楊繼繩是前新華社記者,其揭露中共製造的大饑荒《墓碑》一書多次獲國際大獎。

楊繼繩關於中共高層在大饑荒年代享有「特供」的文章來自於其《墓碑》一書。文章稱,大饑荒年代,和農村基層幹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裡的高級幹部和著名高級知識分子有特殊照顧。能受到照顧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受惠最多的還是高級幹部。高級幹部在照顧高級知識分子的名義下享受特需供應。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在當年7月30日擬訂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檔中表示,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適用於全國各地區,希望各地參照執行。

中共中央在轉發時,把齊燕銘報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給予照顧」幾個字改為「特需供應」。從此「特需供應」成了一個神祕而令人妒羨的詞語。

根據齊燕銘報告內容,特殊供應辦法,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中共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和最高檢察院檢察長,供應標準是: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

第二類,人大、政協在京的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法院副院長,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級知識份子中的一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雞蛋3斤。

第三類,全國人大在京的黨外代表和全國政協在京的黨外委員,國務院各部委黨的正、副司局長和黨外的國務院參事,各民主黨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黨內外高級知識份子中的二、三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十一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級煙兩條,雞蛋2斤。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發了一個關於「特需供應」的檔。這個檔的按語中稱,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參照執行。國務院財貿辦和北京市委的報告中規定:

1、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糖1斤,大豆3斤。

科學研究機關九級至八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十級至八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十二級至九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九級至八級編輯人員;新聞界十三級至十級編輯、記者;文藝界十一級至九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九級至八級教學人員;中等專業學校七級至五級教學人員;中等學校四級至三級教學人員;小學一級教學人員;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十七級至十四級行政幹部。

2、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2斤,雞蛋2斤,糖1斤,大豆3斤,紙菸2條。

科學研究機關七級至三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七級至三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八級至三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七級至三級編輯人員;新聞界九級至四級編輯、記者;文藝界八級至三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七級至三級教學人員;中等專業學校四級以上教學人員;中等學校二級以上教學人員;全國人大在京代表;全國政協在京委員;國務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長,國務院參事;民主黨派在京常委;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十三級以上的其它人員。

3、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4斤,雞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級煙2條。

科學研究機關一級、二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一級、二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一級、二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一級、二級編輯人員;新聞界一級至三級編輯人員;文藝界一級、二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一級、二級教學人員;全國人大、政協在京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法院副院長,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全國人大、政協副秘書長;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副主席;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

實行此辦法後,中共中央1960年11月9日發布檔中第二、第三類供應人員,即按上述標準供應。

文章稱,有了特需供應人員,隨之就出現了特需供應商店。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甚麼地方。這種特需供應商店一直持續到「文革」前,成為中共特權階層的象徵。

1960年10月7日,邯鄲市輕工業局幹部石旭東向中央寫信反映稱,「上級號召不吃肉以後,我們就一點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應的肉比我們過去大家吃的肉還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3兩)。」「中秋節,全市幹部市民和工人連個月餅渣子也沒吃到,而領導幹部們卻每人發二斤。」「邯鄲市裡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應商店,群眾很有意見。」

楊繼繩《墓碑》一書多次獲國際大獎

楊繼繩曾長期擔任新華社記者,2001年退休後先後擔任《中國改革》等多家雜誌編委,2003年起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2015年中被迫離任。

從1990年代開始,楊繼繩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開始調查「大饑荒」的真正原因。經過持續多年的深入調查,楊繼繩寫出了《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2008年5月,《墓碑》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首次出版,現在已翻譯出版了英、法、德等多種外文。

《墓碑》一書出版以來,楊繼繩2013年獲美國海耶克圖書獎;2014年獲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2015年10月23日獲2015年度瑞典史迪格‧拉森獎;2015年12月,被美國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授予2016年路易斯‧里昂獎。

中共製造3年空前大饑荒 數千萬人被餓死

中共從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導致了3年的空前大饑荒,數千萬民眾死於飢餓,甚至多地出現慘絕人寰的人吃人現象。中共對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長期保密。

據中共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000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

楊繼繩《墓碑》一書被認為是有關大饑荒最詳實、最權威的紀錄之一。楊繼繩的研究表明,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餓死3,600萬人。

書中披露,1959、1960、1961這三年其實是風調雨順,造成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禍。中共大躍進的浮誇風,導致全國各地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結果農民的口糧被硬挖硬擠。農民上交的糧食不夠政府虛報的數目,政府就逼農民把自己的口糧、種子全搭上。農民自己一無所有,最終饑荒爆發,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餓死。

但直至今日,中共仍用「三年自然災害」來欺騙民眾,掩蓋大饑荒的真相。

責任編輯:蔡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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