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8月07日訊】劉連賀，52歲，天津寶坻人，信佛，2013年開始擔任維權律師，2014年起多次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劉連賀談了他在中國做維權律師以及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的心路歷程。以下是部分訪談實錄。
記者：您可以簡單講一下您個人的經歷嗎？
劉：我家祖父輩都是農民，小時候在村子裡上學。我母親有些文化，她督促我學習，不上學就得在農村一輩子，沒有出頭之日，我也談不上甚麼理想，學習也沒甚麼動力，該上學就上學吧。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我考上天津師範大學，畢業後鐵飯碗包分配，我到了寶坻的檢察院，也沒甚麼追求，就是混日子。零五年年底我辭職，從檢察院出來去了上海，一邊給律師做助理，一邊考律師資格，後來回到天津，同樣混日子，多掙些錢吧，別的想法也沒有，後來，2013年吧，我開始做維權律師。
記者：您在微信中講到洗腦，您是怎樣一點點認識到自己被洗腦的呢？
劉：小時候打開課本就是共產黨好，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壽無疆，所以我的思想非常單一，我被灌輸的就是共產黨多麼好，地主多麼壞，資本家剝削工人甚麼的，我爺爺是地主，「文革」倒是沒挨批鬥，就是大冬天，爺爺和我父親必須去掃雪，貧下中農就不用掃雪。但直到我爺爺90歲去世，我也沒聽到他抱怨過，我爸身份不好不能上學，也沒有過抱怨，他相信政府的宣傳，政府說的就是對的，他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電視都播了，那還能有假？」
那時洗腦是非常成功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們的國家是最先進的，我們的生活是最好的，蘇聯美國生活多麼貧困，在水深火熱之中。上中學時，我對馬列、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甚麼的，特別崇拜，甚麼從量變到質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等，我都深信不疑。後來上大學，頭腦中還是那種無神論觀念，認為神佛都是虛無縹緲的，哪有地獄啊，地底下就是岩漿。自己也想上進，做個好學生，上進的目的是啥也不知道，就想和同學比，不要落後他們吧，表現積極嘛，看別人入黨我也要入黨，我也入黨了。至於黨到底是甚麼，它甚麼樣的組織，我都沒想過。
八九「六四」時，我們檢察院報過一些學生暴徒傷害解放軍的案例，當時也有懷疑：解放軍手裡有搶，一個學生怎麼能傷害解放軍呢？但我還是聽信官方宣傳，寫出擁護黨中央平暴的心得。也是最近幾年，我聽到了不同的信息。我們村有個在北京上學的大學生，他跟我講，當時天安門清場時往頭上打照明彈，學生不走，解放軍就用棍棒驅趕學生，打學生，也往頭上打槍，有穿高跟鞋的女學生，擁擠中躲避不及，就踩死了，他還說清場之前怕解放軍下不了手，就給他們看殺人的錄像；我另外一個朋友也告訴我，他在香港出差，第二天突然看到香港市民遊行，香港電視上就有天安門廣場的視頻錄像，畫面震撼，但他從香港回來時，這些錄像帶在海關被扣了。我這才知道，原來官方一直隱瞞事實真相。
後來我用微博、騰訊微博和新浪微博，發現一些人天天吹捧毛澤東，吹捧國家如何好，我想：有他們說的那麼好嗎？好在哪？我老家算比較富裕了，一年到頭吃飽飯都很困難，要借糧食，用玉米換地瓜乾，多換一點才夠吃，一年到頭吃不上肉，連油都沒有，這是現實啊。於是我找資料在網上和他們辯論，通過辯論我漸漸明白，我從小接受的就是洗腦式宣傳，官方要把人腦變成電腦，然後使用官方設計的程序，統一格式化，統一思想，不許有別的思想，否則就是另類，要把你清出去。
記者：那您是怎樣開始做維權律師的呢？
劉：近幾年我對國家、政府才有了本質上的認識和思考。
我最早接觸的是一個浙江溫州十字架強拆、信眾維權的案件，當時為了拆十字架，政府動用了很多人，保護十字架的信徒被打傷、抓進看守所。我認識到，濫用國家公權力，老百姓沒有任何權利，法律都是給老百姓定的，官員可以為所欲為，他們是不受法律約束的，這樣下去國家是沒有前途的。
2014年，我接受建三江當事人委託的案子，第一次跟法輪功學員接觸，那次我是和王全璋、王宇等律師一起去的。當時建三江設置所謂的法制教育基地，不是依法成立的，它沒有權力把法輪功修煉者關到洗腦班裡面，我的當事人去交涉，要求釋放被關押的人，不是犯罪行為。為了辯護，我硬著頭皮看司法解釋，給他們定的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我當時就疑問：組織還能被利用嗎？利用組織還能破壞法律實施嗎？我感覺它是一種無權的、擴大的司法解釋，它對邪教組織的解釋是越權的，而且它的入罪標準，包括製作或傳播邪教宣傳品，明顯也超越司法解釋權。從網上下載宣傳品並傳播，是個人行為，不是利用組織的行為，從法理它就是不對的。
從這個案子看到對法輪功學員的「法律制裁」違背司法原則，適用法律漏洞百出，太荒謬了。這個案件之後，我就陸續接了很多法輪功案件。
記者：您在做這些案件時感覺到壓力嗎？
劉：我們律師事務所主任說過，如果給法輪功辯護，要到司法局備案，不允許給法輪功做無罪辯護，不允許就法輪功不是X教做辯護，這些都是內部傳達，不能公開的。我接建三江案件以後，當地司法局開庭前找過我，不讓我做辯護，那次我堅持下來了。但前些日子，建三江石孟昌的案子我退出了，因為所裡壓力大，認為我總給法輪功做辯護，所開不下去了，不得已另外一個律師去了。
但總的來看，我感覺現在環境寬鬆多了，最初高智晟他們，包括江天勇、唐吉田他們的抗爭，及當事人的抗爭，加上互聯網迅速傳播造成的輿論壓力，確實改變了環境，我現在壓力小多了。
我老婆退休了，還好一點，如果她還在體制內工作，恐怕我要考慮一下，因為他們也會脅迫她吧，她和孩子都反對我給法輪功案件做辯護，怕我被抓，還是膽小的，所以我一般就不怎麼和他們說。我孩子看了我在微博發那些敏感的東西，也害怕，13年底他把密碼改了，我自己也上不去，原來的都看不到了。（未完待續）#
採訪整理：陳昭，責任編輯：蘇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