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底，俄共外交委員部遷址，成為「契卡」所在地保安局大樓的鄰居，由此，俄外交人員對保安局成員「鄰居」的叫法也一直流傳到現在。（註1）俄共的外交部是在國際上爭取各國對蘇聯政權的承認，而契卡則是監督監控外交界、軍隊和百姓的言論，所以彼此之間衝突不斷。當時契卡是外交人員不敢得罪的鄰居。
俄外交部不敢得罪的「鄰居」
1922年4月，俄外交委員奇切林（Чичерин）參加熱那亞會議。這是列寧奪權後，蘇聯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臨行前，列寧叮囑奇切林，萬不可公開講出蘇維埃國家革命的真正目的，只要能「瓦解敵人」，提什麼口號都行，甚至不符合蘇聯政策的口號也行。因此，從奇切林到葛羅米柯（蘇外交官），蘇聯外交都基於列寧的主張進行。
在上個世紀20年代，蘇聯有兩種對外政策：一種是由奇切林和外交委員部執行的國家政策；另一種則是共產國際。奇切林認為自己的主要敵手是共產國際和保安局的契卡人員。
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者號召進行世界革命，允諾支持各國的無產階層發動武裝起義，以金錢和武器公開支持各國的共產黨進行共產革命（註2），譬如支持德共、中共等。因此共產國際的所作所為，使蘇聯外交界爭取各國承認蘇聯政權的努力遭到破壞。共產體制內部各部門之間只是為共產黨魁手中的權力效力，而非真的為了平民百姓。因此各部門之間也從未和諧相處過，一直衝突不斷。
在奇切林的眼中，契卡的領導人實在讓人難以忍受，因為他們撒謊、耍花招和欺騙，他們不信守約定，隱瞞事實情況，往往不經過外交委員會就擅自抓捕外國人，因此引發無數的國際事件。有的經過多年後，外交人員才知道被契卡抓捕的外國人已經被槍決了。（註3：P5）按照當時的規定，不經過司法程序是不能槍決外國人的，契卡的所為完全凌駕於所謂的法律之上。即使殺了人也不會向外交界如實通報實情。這個為共產黨魁效力的奇切林並不知道，真正引發無數國際事件的禍源，正是共產體制與生俱來的殺人機制。
奇切林說，契卡對待外交界就像對待階級敵人一樣，也總企圖迫使或教唆在外國使館當傭人、警衛或司機的俄國人去做契卡的內線、告密者，常常威脅他們說如果不服從就會被逮捕槍斃。同時契卡也把外交界水平極高的外語專家當階級敵人來整治，以威脅恐嚇的手段迫使他們的親朋好友乃至他們的妻子兒女，將外語專家的言行密報給契卡。（註4）
契卡還在外交界以及各駐外使館裡都建立了內部監視系統，並以最荒謬、最野蠻的方式對奇切林、各國大使以及外交工作人員進行特務活動。1921年3月，契卡人員逮捕了外交部的一名工作人員，懷疑他是間諜。契卡頭子捷爾任斯基將此事匯報給了列寧，但具體情況沒有通報外交部。奇切林身為外交官，始終無法得知自己的下屬究竟是因為何事被抓的。（註5）
保安總局千方百計地想要滲入到駐莫斯科的各個外國使館中，以破譯這些使館與其本國往來的密電。但由於行動不縝密，被外國使館發現後引發國際爭端。保安局捅下的婁子，都交由外交部進行調停和解釋。
格奧爾基．阿加別科夫曾是蘇聯在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情報機構負責人，也是第一個逃往西方的蘇聯情報人員。1930年他撰寫了一部著作《恐怖的祕密：情報人員回憶錄》。（註6）
據他所說，如果保安局認為某個外交官不適合出國，從此就能毀了這個人的前途。俄外交人民委員部，也就是俄外交部的前身，只能無奈地接受這一決定，並在統一格式的文件上蓋上「絕密」的印章。此人究竟因為什麼問題得罪了「鄰居」，只能給外交人員留下無限的猜想。
任何人都會成為犧牲者
共產黨靠暴力革命殺人起家，為了維護統治，不斷殺人製造恐怖環境，以使百姓在恐懼中俯首稱臣。因為是為了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或不殺誰也就沒有什麼道理可言。因此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中國，共產體制與生俱來的嗜殺本性使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犧牲品，除了平民百姓，即便是黨內各層各部門的人員也同樣是受肅整的對象。譬如，1920年7月29日，列寧批准成立由13人組成的全俄肅反委員會。除了捷爾任斯基和緬任斯基以外，其餘11位領導成員後來全部被殺。（註7）
在衛國戰爭前夕，蘇聯高階將領大部分被殺，這導致戰爭爆發後蘇軍遭受嚴重損失。這些被自己人抓捕的高級將領，一律以叛國罪論處。在整個衛國戰爭期間，蘇軍軍事法庭共審判近100萬名軍人，其中15萬7千人被槍決，相等於15個師的官兵被共產體制的嗜殺本性所消滅。
1919年7月8日，全俄肅反委員會逮捕了蘇俄武裝的總司令約阿基姆．瓦采蒂斯（Иоаким Вацетис），有人控告他參與反革命的白軍組織。瓦采蒂斯曾是沙皇軍隊的上校團長，列寧發動武裝革命，他立即轉投蘇維埃政權一方。在鎮壓左翼社會革命黨時，瓦采蒂斯表現得非常出色。在俄內戰期間，瓦采蒂斯指揮東部戰線。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為共和國武裝總司令，但是一年以後他就被捕了。後來雖被釋放，終未能從共產體制絞肉機的運轉下逃脫，1938年，這位二級集團軍總司令就被槍決了。（註8）
1921年3月，蘇共收到突厥斯坦軍方的一份文件，其中涉及一批共產黨員的聲明。該文件中說：「共產黨員一旦參加鎮壓機構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變成一架自動運轉的機器，連思想也都機械化。他不僅被剝奪自由說話的權利，連個人思想的自由也都沒有了，他不能自由陳述自己的觀點、說明自己的需要，因為這一切都會招致槍決的威脅。」（註9）
「長期從事單調、枯燥、機械式的工作，（旨在尋找和消滅所謂的『敵人』），他們逐漸不由自主地變成一種過著獨特生活的人。」
根據這份文件所說，參與「契卡」的共產黨員會慢慢地養成一些不良的傾向，比如殘忍、冷酷、利己主義等等。他們會逐漸脫離正常人的環境，形成特別的幫派，酷似舊時的憲兵。他們「作為黨的鐵甲拳頭，這拳頭打擊的首先是我黨的腦袋」。在捷爾任斯基時代晚期，國家安全部門已經幾乎控制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為了維護自身權力的穩定，共產體制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時刻都在尋找敵對目標，因此類似反革命分子、投機倒把、間諜、反蘇分子、叛徒等大帽子都會隨時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這些憑空捏造出來的「分子」儘管都是良民，在恐怖、酷刑的高壓下，都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罪行」。在體制內的成員中，被槍殺的往往都是那些最忠於蘇共當局的人。
契卡改組 依舊凌駕於法律之上
1922年2月6日，俄國內戰已經結束，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決定解散全俄肅反委員會，以及制定關於進行搜查、抄家和逮捕的系列規則。直接隸屬於蘇共的全俄肅反委員會改組為國家政治保安局（簡稱「格帕烏」ГПУ）（註10）。這只是為了適應新的形勢，為打壓工具換一副顏面，其恐怖、無所不用其極的鎮壓方式並未改變，隨著歷屆黨魁的輪番上台，這一打壓工具也被操縱得越來越順手。
時任副司法委員的克雷連科說：「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的可怕，在於它進行鎮壓時的殘酷，以及無論從任何觀點來看它都是祕不示人的隱祕特性。」克雷連科建議把安全部門交給司法委員部，以便地方上的契卡成員能處於省一級司法部門的監督下。
契卡頭子捷爾任斯基對此非常反對，他說：「如果把契卡交給司法委員部監督，我們就會喪失聲威，也使我們在與犯罪活動的鬥爭中喪失威信，從而使白軍散布的所謂我們『違法亂紀』的說法得到確認。」他認為，契卡是處於黨的監督之下。設置省一級司法政委，這意味著改變方針，反對契卡，省一級司法機構只是形式上公正的機構，契卡才是紀律嚴明的黨的戰鬥機構。（註11）
在契卡頭子的眼中，法律約束下的司法只是形式上的工具，而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契卡才是俄共統治的戰鬥工具。因此強烈反對由司法部門監督契卡成員的祕密活動。
改組後的契卡稱為「格帕烏」，雖然其成員不再有權判處民眾死刑和判處政治犯行政流放，但是仍然有權力將被控告從事反革命活動的人以及非法黨派成員判處流放。
但由於整個契卡部門內部爆發不滿情緒，運行一年多的「格帕烏」又於1923年的11月改建為國家整治保安總局。昔日的契卡頭子捷爾任斯基繼續領導總局，直接聽命莫斯科。由於這一總局不隸屬於地方，因此地方權力機構對此也非常不滿，地方的黨書記都知道在他們的身邊存在著一支極其隱祕的勢力在監視著自己。這一勢力只執行來自莫斯科的命令，並且從來不用向地方黨政機構匯報它的活動情況。
蘇共從上層到下級，體制內的成員都只不過是專制這台機器上的小螺釘，是這個龐大體制上的一個細胞。「契卡」領導人捷爾任斯基臨終時曾說：「別以為我會尋求革命的公道途徑。我們現在不需要公道，現在是面對面的戰爭，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我們代表的就是自我組織的恐怖主義。」
這位契卡的首屆領導人在臨死前，供認不諱地道出契卡的真面目。#
參考資料：
1. 《九評共產黨》，大紀元
2. 文中所註1~11為譯文，出自Млечин Леонид《КГБ. Председатели органов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е судьбы.》Часть первая《Эпоха Дзержинского》，作者為列昂尼德．姆列欽，《克格勃 國家安全部門主席 解密的命運》第一部分《捷爾任斯基時代》，所引原文頁碼分別是第5、6、7、10、29頁。
3. 參閱《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作者列昂尼德．姆列欽。中文版由中國大陸李惠生、 趙志鵬、鍾忠、王憲舉翻譯，於2001年出版。@*
責任編輯：謝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