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6月29日訊】（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中共公開的黨史宣傳中，一直極力突出的，是中共發表的抗日宣言和言論，宣稱「共產黨抗日最積極」。但真實的歷史並不在官方宣傳中。中共內部文獻記載中，有一些是不能公開的，比如，毛澤東曾說：「讓日軍多占地方才是愛國」；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強調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而這些，都發生在國民黨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
毛澤東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待命出動
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共黨的背叛結束後，1934年，蔣介石調動100萬正規軍圍剿中共紅軍。兩年來，紅軍根據地損失90%，只剩陝北這一小塊根據地，紅軍只剩下2萬多人，而蔣介石手中掌握著230萬軍隊。
1937年7月7日深夜，駐豐台日軍向北平西南盧溝橋地區的中國駐軍發動攻擊，中國駐軍還擊，史稱盧溝橋事變。全國性的抗日戰爭開始了。
7月8日，毛澤東起草《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即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本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通電》提出：「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1]
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將領致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表示：「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擭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疏失，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2]
14日，毛澤東同朱德等致電在南京的葉劍英，要葉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10天內準備完畢，待命出動。」[3]
蔣介石：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最後關頭」談話，開啟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宣布：「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4]
對於蔣介石的談話，毛澤東隨即「表示真誠熱烈的歡迎」。
7月23日，毛澤東公開發表文章，表示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並且歡迎蔣介石廬山談話，「7月17日，蔣介石先生在廬山發表了談話。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5]
毛澤東說，讓日軍多占地方才是愛國
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多次內部講話中反覆闡明，共產黨同國民黨的合作，就是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統一是前提，獨立是原則。
8月1日，毛澤東同張聞天致電正在雲陽召開紅軍高級幹部會議的周恩來、秦邦憲和林伯渠，提出紅軍在對日作戰中的戰略方針及作戰原則問題：「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6]
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諾夫在《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為了發展武裝力量，戰後奪取全國政權，嚴格規定「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這個總體方針是任何組織、任何人都不能違背的。
8月22日至25日，在陝北洛川縣馮家村，中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毛澤東首先作軍事問題報告，說：全國抗戰的戰略總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的勝利。按目前敵情，日本進攻的主要方向是華北，紅軍主要作戰地區是冀、察、晉三省之交地區。紅軍應以創建根據地、保存和擴大紅軍為當前基本任務。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所謂「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區創建根據地，依託山地展開游擊戰爭，並向平原發展；所謂「游擊戰爭」，就是指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與會的高級指揮員多傾向於運動戰，對毛澤東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提出了修改意見。如彭德懷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運動游擊戰」，劉伯承提出「游擊運動戰」。
毛澤東在講話中進一步強調：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延。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政權。我們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拚命廝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戰勝利後，打敗筋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根據李銳在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證實：毛澤東主張共軍和日軍夾擊國民黨軍，毛說：「一些同志認為日軍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了認識，讓日軍多占地方才是愛國。否則變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會議改組了中央軍委。新的軍委成員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等11人，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同時決定設立前方軍委分會，以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7]
蔣介石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9月22日，蔣介石批准中央通訊社播發《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於是，本著團結救亡，國民黨開始了與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
9月初，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派高級參議喬茂才，來到陝西富平縣莊裡鎮，到第一二九師師部求見劉伯承將軍，喬茂才拿出蔣介石親筆簽署的命令，調劉伯承師至西安乘車，經隴海路轉平漢路，加入石家莊正面防禦作戰。但劉伯承拒絕與喬茂才見面，命令李達向喬茂才表示：「不經過朱總司令直接指揮我師，是違反指揮原則的，這樣的命令本師不能接受。」
1937年9月中旬，沂口太原會戰。在國民黨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領導下，集中28萬人，激戰20餘天，消滅日軍2萬餘人，國民黨軍死傷5萬餘人。林彪領導的115師參加了側擊日軍的戰鬥。 9月25日，凌晨，日軍板垣師團、第21旅團的後勤輜重部隊，進入了平型關喬溝伏擊圈，115師居高臨下發動攻擊，戰鬥持續一整天，消滅進入伏擊圈的全部日軍，據日軍戰史記載：日軍傷亡200餘人，115師總傷亡人數近1000人。但彭德懷在一次八路軍會議上提到：平型關這一戰共產黨上報「殺日軍上千」。 115師是中共的精銳，地勢優越，人數又數倍於日軍，而且是突然襲擊，打的只是一支擔負後勤補給任務的非戰鬥部隊。如果說林彪勝利了也是慘勝。這次參戰讓毛澤東了解了日軍的戰鬥力，他認為不能與日軍正面交戰，下決心堅持山地游擊戰。戰鬥還在進行中，毛澤東就致電給周恩來轉劉少奇、楊尚昆、朱瑞並告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說：「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於游擊戰爭。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應「發動全華北黨（包括山東在內）動員群眾，收編散兵散槍，普遍地但是有計劃地組織游擊隊」。「要設想在敵整個占領華北後，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並強調像平型關這樣打法，以後不能再有。 [8] 主持「平型關戰役」的林彪後來被毛澤東斥為「不懂政治」。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八路軍三個師在華北地區依傍山地進行戰略展開。115師依託恆山，於淶源、靈丘以南，五台、盂縣以東，靈壽、曲陽以西的晉察冀邊區展開。120師主力依託管涔山，於晉西北左雲、清水河、保德、寧武、平魯等縣展開；第359旅於定襄、柏蘭鎮以南，盂縣、井陘以北，平山以西地區展開。129師依託太行山在正太路以南晉東南地區展開。
斯大林要求中共無條件服從支持蔣介石
11月14日，王明、康生、陳雲、曾山等乘蘇聯軍用飛機回國，29日到達延安。王明當時的身分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後補書記。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等前往機場迎接。毛澤東簡單致詞：「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作喜從天降。」
1937年11月1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在書記處提出：要中共在與國民黨統一戰線中，運用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原則。「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三省， 1933年德國法西斯在歐洲大陸崛起，蘇聯東西兩方面都面臨了嚴峻的戰爭形勢，為阻遏德、日邁向反蘇戰爭的步伐，斯大林希望在東方與蔣介石合作，以期中國能抵抗並牽制日本。因此在王明回國前，斯大林會見他，強調中共應全力以赴同地國民黨蔣介石長期合作，堅定抗戰的決心。斯大林的國際戰略是：聯合支持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讓蔣介石政府有能力堅持抗戰，拖住日本，一旦希特勒德國向蘇聯發起進攻，蘇聯就能夠集中力量對付西邊的德國，避免兩面作戰。他要求中共無條件地服從和支持蔣介石政府。
帶著斯大林的尚方寶劍，王明回到延安。在機關團體和抗日軍政大學等各種歡迎會上，王明多次發表演講，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執行政策不力。
王明批評毛澤東過分強調「獨立自主」
1937年12月9日到14日，在王明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召開。張聞天主持會議並作政治報告。報告列舉了抗戰以來中共所取得的成績，重申了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重要性。接著，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批評了洛川會議。認為洛川會議沒有提出「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這個根本原則；批評毛澤東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批評毛澤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不該把國共合作放在最後一條：批評《中央關於共產黨員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認為參加政府不應以實行共產黨的《抗日求國十大綱領》為前提條件，而應以是否抗日為條件，只要國民黨政府抗日，就可以去參加。
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黨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統一戰線形成後，黨內主要危險傾向是右傾、無產階級爭奪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等問題，毛的這些提法，受到王明針鋒相對的批評。毛在會議上兩次發言，重申並堅持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及政策。參會者多數傾向王明。會後彭德懷感到兩位領袖意見不一致，問主持會議的洛甫：「回去怎麼傳達？」洛甫說：「由書記處寫一傳達大綱。」按統一的傳達大綱，沖淡了王、毛的分歧。22日會議再次進行討論，多數人同意和擁護王明的主張。
會議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常委增加到九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項英。此時，毛澤東已失去了對中央常委的控制。常委9人中，有5位站到了毛的對立面：王明、項英、張國燾、周恩來和博古。他們因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3個人是張聞天、陳雲、康生。[9]
「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軍閥及其走狗、漢奸、托派才企圖打倒國民黨。」
這時南京已經失守，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遷都過程中，武漢成為暫時的政治中心，部分軍政機關遷往武漢辦公。蔣介石得知王明回國，特邀王明赴武漢一談。
12月21日晚，王明、周恩來、博古會見蔣介石。先由王明介紹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抗戰形勢和兩黨關係的一些意見及建議，周恩來就成立兩黨關係委員會、議定共同綱領發表了意見。蔣介石對談話表示滿意。最後要求「王明留漢相助」。他們與蔣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中共軍隊指揮員也到武漢去跟國民黨聯絡會商討中共辦報紙等宣傳工作，一時間轟轟烈烈，武漢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抗日中心。後來，毛澤東耿耿於懷地把他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處」。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長江中央局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因為代表團與長江局在組成人員上大致相同，為了工作便利起見，決定合為一個組織，對外稱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稱中央長江局，成員有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王明在漢期間，廣泛結交各界人士，出席各種會議，做了許多有利於團結抗日的工作。
1938年1月12日，《新華日報》創刊第二天，王明撰寫《團結救國》社論，說：「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應當是大家共守的信條；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當是大家工作的方向。」
1月29日，王明在《關於建立新的軍隊》的社論中提出：「建立新的軍隊的目的，是要建立真正的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組織、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補給、統一政治工作和統一作戰計劃的國防軍，就是說，完全統一的國防軍。」他公開宣布否定毛澤東的游擊戰，說：「我軍目前戰略方針，似宜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以游擊戰。」
1938年2月，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多數人支持王明。決議稱：要抗日就必須「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軍事指揮。」同時說：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軍閥及其走狗、漢奸、托派才企圖打倒國民黨。
毛澤東所堅持的借抗戰之機發展壯大中共力量、最後打倒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計劃，當時沒有被大多數人認可。
蘇聯支持援助中國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爭
支持援助中國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爭，是莫斯科遠東戰略的重要部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1938年8月，蘇聯同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的條約》。11月組建了「蘇聯志願航空隊」援華作戰，直到1942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大規模援華才中斷。在此期間，蘇聯向中國國民政府提供了2.5億美元的低息貸款。先後向中國出售1285架飛機和其它物資，幫助中國建立了航空供應站、飛機修配廠和航校、訓練基地，以輪換方式派遣軍事顧問5000餘人。
毛澤東個人生活發生重大變化。
這段時間，毛澤東個人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
據李德回憶，毛澤東和給他做英文翻譯的吳莉莉有私情。1937年至1938年間，賀子珍和毛澤東在他們住的窯洞裡發生了一場激烈爭吵，賀子珍對毛進行威脅，傳說還動用了手槍。賀子珍決心「不給他（指毛澤東）過了，離婚」。毛澤東多次解釋，賀子珍執意不聽。1937年10月，收拾簡單行李，孑然一身到了西安，1938年1月，她乘飛機到了莫斯科，進了莫斯科東方大學，改名文英。賀子珍出國是已懷孕，在蘇生了個男孩，不久夭折。節假日，她還把當時在莫斯科的毛岸英、毛岸青接出來，用有限的生活費買糖果給孩子吃，替毛澤東盡親子之情義。
就在賀子珍對毛澤東怒氣未消、舊情難捨的時候，江青闖進了毛澤東的懷抱。江青，山東諸城人，1914年生，學過戲劇，演技多才超眾，成了明星。結過三次婚：第一次是濟南紈絝子弟裴明倫；二婚是青島俞啟威即黃敬，也是江青的入黨介紹人；三婚唐納，在上海結婚。婚後江青突然遺棄唐納逃走。江青在婚變中出的名比她在演戲出的名大，後來在上海灘難以立足，決心去延安。1937年7月，乘火車到西安，轉延安，先入中央黨校學習，後被分配到魯藝當老師。
一個偶然的機會，江青遇到在諸城小學當老師的康生，康生撮合她同毛澤東相識、同居。江蘇省委調查後認為，江青生活腐化，歷史不清白，不宜同毛澤東結婚。朱德、周恩來當時勸阻反對，但未能改變毛澤東要娶江青的決心。
1938年11月毛澤東得遂所願，江青成了紅色中國毛澤東的第一夫人。
評：
彼得‧弗拉基米諾夫，曾在延安住過四年，他與毛澤東等有過非常密切的接觸。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毛澤東的話與他的行動往往正好相反。」他認為：「中共領導階層把國民黨視為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占奪國軍控制的土地，不擇手段來達到此目的。中共這種活動，顯然損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國人民的許多犧牲。」此種論斷也佐證了中共官方試圖歪曲的那段歷史。
在一個專制的政權下，沒有真正的歷史。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0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2版。
3：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致葉劍英電，1937年7月14日。
4：[台]《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版，第1064頁。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化學書院編印，年代不祥：民國73年
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4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0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2頁-2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8：逢先知，《毛澤東年譜》中卷，第2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70年1月
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專輯組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67頁。中央黨史出版社，2010年8月1日 ＃
責任編輯：李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