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1月28日訊】《九評》開篇指出共產主義運動被強加給中國的歷史背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的利益未被列強考慮，當時的許多中國人認定，前三波的回應（筆者註：器物引進、制度改良以及辛亥革命）全都失敗了，因此出現了五四運動，從而開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後一個層面的回應，文化層面的全盤西化，隨後更開始了極端革命，即為共產主義運動。」
近代飽經苦難、戰亂頻仍的古老民族，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數年後仍然否極泰不來，「重病施猛藥，蘇俄最過癮」大概是相當一部分激進派知識分子的觀點。此時，共產邪靈以輸出紅色革命的形式趁虛而入。就好比鄉間傳聞鬼魂或黃鼠狼等動物附體人身時，往往選擇體質虛弱的女子。當時的中國風雨飄搖，文化上也不自信了，而民國時期的學術界，最大的特點是「自由」，這一切給了共產邪靈以可乘之機。
一九二五年，徐志摩遊歷歐洲回國後，因親眼見證蘇俄的社會各方面真實狀況與其對外鼓吹的大相逕庭，一改此前對蘇俄的嚮往與期冀。這一點，和他仰慕的英國哲學家羅素一樣。羅素在去蘇俄遊覽之前，對蘇俄的欺騙宣傳信以為真，甘心做蘇俄的傳聲筒、揚聲器。等他一九二一年實地考察蘇俄之後，如夢方醒，轉而直斥蘇俄的流弊與罪惡，為此還遭到當時尚不明真相的徐志摩的指責，指責他轉向太快。
由此可見，撒謊是共產黨最大的一門學問。藉助政權的力量、利用國家的名義，謊撒的越大，越能讓人相信。因為一般人的心理，「國家不可能在那麼大的事情上撒謊」。這種一廂情願的信賴往往被邪惡者利用，當代中國的著名案例就是江澤民為加劇迫害法輪功於2001年1月23日導演的天安門自焚偽案。這個話題暫時不談。
徐志摩遊歷歐洲回國後擔任北京《晨報副刊》主編。其時，蘇俄的暴力革命理論與實踐，以及在全球範圍內搞紅色輸出，已引起國內學界特別是年紀稍長者的警惕，他們認為蘇俄會成為未來中國的禍根，主張不要聯俄、反對蘇俄參與中國內政。針對這種正統觀念，陳啟修在報紙上寫下一篇文章回護蘇俄，聲稱蘇俄不是帝國主義、不是敵人、應當聯俄、向蘇俄學習等。
作為回擊，徐志摩的朋友、時任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在《晨報副刊》發表《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內容如下：「要問我為什麼這樣的仇恨蘇俄，說他為害於中國更甚於帝國主義的國家。我的答話也很簡單：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地土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然毫無原故的占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占據），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胆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力的國家裡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什麼？」
無論張奚若後來選擇（或被裹脅走上）什麼樣的人生道路，這篇短文在今天仍深具啟發性。是凡爭辯，觀點務必犀利，針鋒相對；措辭亦須激烈，唇槍舌劍。立論與論證往往會在一個極端上下功夫。因此論辯文章在客觀性方面往往會被人打折扣。然而，此文絕無誇張之態和譁眾之意，其現象性描述已包含大量觸及共產制度邪教本質的信息，九十多年過去，尤其在《九評》及《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面世後的今天，再讀此文，我們不能不感嘆民國大師的敏銳與超前。
此文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本應足以警世。
一、共產制度並非世俗意義政體。帝國主義國家掠奪物質，而蘇俄收買良心、毒害靈魂。這就是《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所指出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學說、一種社會制度、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一個邪靈，其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敗壞道德來毀滅全人類。」
二、蘇俄既「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又「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印證了《九評》中關於暴力和謊言是共產黨的兩個工具的論斷。
三、蘇俄「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宣傳、挖心、洗腦是共產黨的軟功夫，勢必要滲透和掌控教育，如此，蘇俄一方面阻絕中華文化的傳承延續，另一方面在教育、學術、軍隊、外交等重要領域通過洗腦和灌輸狼奶的方式培養反傳統價值、反道德的親俄的狼崽子。
四、「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描述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路線圖中第三步：在中國生根，「俄共處心積慮地扶持中共，尋找在中國的代理人，出錢又出力，終於孵出了一個中共政權。」
五、蘇俄「竟然毫無原故的占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占據）」
《九評》指出：「中共真的關心國家的領土完整嗎？非也！台灣不過是國共之爭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被中共用來作為打擊對方，籠絡人心的籌碼。「早期的中共在國民政權之下成立『中華蘇維埃』，其『憲法』第十四條宣稱『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獨立建國』。為了呼應俄國，中共的口號也是『保衛蘇維埃』。在抗日戰爭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時機發展壯大自己。蘇共紅軍1945年進軍東北時姦淫擄掠，以及蘇共扶植外蒙獨立時中共都沒有給予一字譴責。」
以上本應足以警世的幾個方面，在當時甚至之後的幾十年，即便是蘇共解體之後，在中國大陸也無人敢闡釋探究。甚至文章作者本人在中共竊政後還當上了教育部長，躋身既得利益階層，從此默不作聲，唯求自保，成為花瓶、看客乃至幫凶。這是很讓人遺憾的。
幸運的是，藉助《九評》和《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我們知道共產黨的實質是流氓黑社會政權加邪教組織、共產主義本質上是一個邪靈。只有通過這樣一個視角看百年紅魔肆虐，才能洞徹百年前的「因」與當今社會的「果」；才能讀懂上述兩本奇書降世所攜帶的茫茫天意；才能避免百年前的遺憾繼續延伸、延伸為我們這個古老民族以及每個個體生命的永遠的遺憾。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