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1月22日訊】文革前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接見時傳祥，有一段流傳極廣的講話：「我當國家主席做領導工作，你當工人做掏糞工作，我們工作分工不同，但都是為人民服務。」不久文革爆發，做「領導工作」的被打倒在地，做「掏糞工作」的也難逃厄運。當然在中共話語系統中，除「領導工作」與「掏糞工作」外，還有諸如宣傳工作、外事工作、管理工作、後勤工作、統戰工作、技術工作等等。然而還有一種應用更廣泛的工作，這就是「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一詞從表面看近似勸導，但在中共惡行卻賦予更多內涵。從中共匪首到掏糞工人，人人都可做「思想工作」。考察這「思想工作」始於何時，大概很難講清。不過有一件逸事，可算是最早的「思想工作」了。
那是在1933年，介公圍剿位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政府。中華蘇維埃政府控制的地盤也稱中央蘇區，這一地盤位於大陸腹地，卻要掛上「蘇維埃」的牌號，何其荒唐？一個國家應當有兩個政黨，但不能容忍兩個政府同時徵稅。介公掃除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方法，是在中央蘇區周邊修公路建碉堡並調運糧草，繼而對中央蘇區政府進行圍逼清剿。蘇共魔頭斯大林控制的共產國際為扶植中華蘇維埃政府，派奧地利藉的德國人奧托‧布勞恩作為特派員入駐中央蘇區，以加強反圍剿的力量。讀過中共黨史的大陸知識分子知道，此人正是李德。
李德實際成了反圍剿的中共指揮者之一，蘇區政府替他單獨建造了房屋。李德可不像中央蘇區的那些中共頭目那樣虛偽，他直率提出要求：希望夜晚有女兵陪睡。解決李德的陪睡工作，若在今天的大陸完全不成問題，但那時卻有困難，因為蘇區的年輕女子見到李德就嚇得躲開。據說這位洋領導高大粗壯且手臂多毛，她們擔心自己身體承受不住。彼時近鄰有共青團機關，住著一名團組織的頭目，其妻有幾分姿色。這令李德垂涎三尺，他見縫插針主動送禮，自然意在勾搭。這個共青團的頭目感到危機，又不敢指責共產國際派來的領導，只得向中共更高層反映求助。那時中央蘇區主要領導是無錫人秦邦憲，即博古。
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幫助中共打江山的大員，不能像對待普通士兵那樣批評教育。博古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儘快替他找個臨時太太解決陪睡工作。找怎樣的太太呢？中共要員們研究後認為，物件不僅應當年輕，而且要身體強壯、人高馬大。因為據說不符合如此標準，就難以滿足李德的陪睡需求。中共中央局婦女部部長李堅貞奉命在團中央找到一名符合要求的青年女子，名叫蕭月華，廣東人，原是沒文化的童養媳，比李德小10歲。讀者諸君請注意，此事絕非我憑空杜撰，原中共大員朱德的夫人康克清，熟知此事全過程。此外，《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朱鴻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7.）與《延安祕史》（梅劍紅旗出版社 1996.9.）等文獻，對此事都有具體記載。
蕭月華和大多數女子一樣，對高鼻子籃眼睛、連語言也不通的李德，全無絲毫好感。況且夜間的陪睡工作總不能悶聲不響地進行，如果陪睡的床邊再安排一個翻譯，恐怕不合適吧？
辦法當然有，再大困難也難不倒中共，這個辦法就是本文要談的「思想工作」——由中共組織出面做蕭月華的「思想工作」。李堅貞代表組織是這樣對蕭月華做「思想工作」的：李德同志是共產國際派來幫助中國革命的領導幹部，給他臨時當老婆也是工作——陪睡工作，而陪睡工作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思想工作」結束前，還加了一句：「組織上已經決定」。總之，對蕭月華的「思想工作」做得很順利，在蕭月華的腦子裡，很快形成一種觀念，即李德同志是第三國際的代表，又是對陪睡工作有需求的領導。夜晚到李德同志身旁從事陪睡工作，就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既如此，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拒絕呢？於是，被做了「思想工作」的蕭月華，同時也是根據「組織決定」，抱著「為革命事業決定獻身」的態度，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陪睡工作。
「思想工作」一抓就靈，甚至不久到延安蕭月華還產下男嬰，張聞天、朱德都來祝賀，毛澤東還派賀子珍送來禮物，但蕭月華和李德的關係卻形同陌路。這也難怪，雞與鴨無法溝通，「思想工作」的力量不是無限的。蕭月華作為童養媳出身的窮人，雖不懂每個人應享有自由的權利，但每夜都要違心地獻身陪睡，那滋味恐怕沒那麼舒服。幸好到延安後，蕭月華被安排到抗大學習，週六才回家。李德的陪睡工作無法保證，於是重新尋找陪睡者，繼而看中歌唱演員李麗蓮。李麗蓮於1937年5月與藍蘋一起投奔延安，藍蘋即後來在文革中令人聞風喪膽的旗手江青，在與演員金山同居被拋棄後，轉而投奔延安並更名江青。事實上延安時期從事陪睡工作的女子，遠不止蕭月華、李麗蓮等人。「陪睡」已蔚然成風、毫不足怪，公開的陪睡者們還獲得「臨時夫人」這一渾號。如當時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及另兩名蘇共駐延安聯絡員，都各有一名「臨時夫人」，事先還聲明回國時不帶走。曾經也屬中共重要頭目、後於1953年又成了反黨集團頭目的高崗，當年從延安到東北的戰火生涯中，瞞著自己老婆n次追尋「臨時夫人」陪睡，其成功率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當然，高崗暗中捕獲「陪睡者」，靠的也是「思想工作」這一妙招，不過此時的「思想工作」不用別人代勞，全靠當事人高崗自身一張嘴。順便帶一句，李德到延安後看中的「臨時夫人」，倘若不是李麗蓮而是江青，文革史上的「四人幫」也就少了一主角。
「思想工作」很神奇，通過做「思想工作」，既可成功促使一個女子獻身陪睡，也能將一個女人從丈夫的身邊拉開。曾經官至國防部長的彭德懷，1938年在延安趁機虜獲知識女性浦安修，並結為秦晉之好。此後在21年的歲月裡，夫婦間感情篤厚。但到了1959年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因彭德懷的那個「萬言書」中，對大躍進稍有微詞，被毛澤東定性為「向黨進攻」。彭由此遭尖銳批判，並遭革職罷官，從此厄運纏身，直至文革中慘死。
在北京師範大學任黨委副書記的浦安修，原本只做別人「思想工作」，廬山會議後，開始變為別人做她的「思想工作」，甚至每次到京郊的掛甲屯看望彭德懷後，組織都要找她做「思想工作」。北師大黨委對浦安修所做的「思想工作」，其中首先要求她與彭「劃清階級界限」，其次還必須彙報彭的思想動向。浦安修遭遇的「思想工作」，與蕭月華遇到的「思想工作」又不同，不僅是壓力大小不同。「劃清階級界限」主要是指與彭德懷離婚。
八屆十中全會後，北師大黨委做浦安修的「思想工作」，已是明確強調必須與彭德懷離婚。彭德懷不願離婚，但浦安修在壓力巨大的「思想工作」面前，深感走投無路。經歷了無數次痛苦的掙扎，她終於向學校黨委遞交了一份離婚申請。我估計劉少奇的一句話，使浦安修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也是促成浦安修決定離婚的重要因素。劉少奇講過：「別人可以平反，唯彭德懷永遠不能平反」。浦安修的離婚申請又被上呈至中南海，最終不置可否。不過浦安修離婚的決心卻日益堅定，離婚至少可以減少令人頭皮發麻的「思想工作」。
分手的日子終於到來，彭德懷拿著一隻梨動情地說：「安修，如果你相信我彭德懷是無辜的，你就別吃這半隻梨（象徵分離）；否則……你就將你那一半吃掉……」沉默有傾，浦安修終於拿起那半隻梨義無反顧地吃了，剩下另半隻被彭德懷狠狠摔在地上，從此21年的夫妻之情瞬間一刀兩斷，「思想工作」的威力盡顯。
「思想工作」可以使蕭月華們順從地陪睡，也可以令彭德懷的夫妻關係嘎然中斷，這大概是中共「思想工作」的威力。然而不要以為「思想工作」只有在男女離合的問題上才有作為，要知道「思想工作」的空間無限寬廣，就連體育競賽中，誰將登上世界冠軍的寶座，也能依靠「思想工作」決定。
1961年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進入男子單打決賽的前4名，全是大陸選手——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和張燮林。四雄爭冠，誰將成為本屆男單冠軍，按理應看這4人的實力、心理素質與臨場發揮了，觀眾享有欣賞乒乓球真實的頂級鏖戰的權利。但賽前一天，堂堂元帥兼副總理賀龍，祕密召開了主題為「誰來當冠軍」的會議，會上這位元帥不容置疑地放出一句話：「我們讓誰當，就是誰當了」。最後依然是這位副總理一錘定音：「讓莊則棟當冠軍！」當然，這也是「組織決定」。
讓莊則棟當冠軍的「組織決定」如何才能落實？方法也是做「思想工作」。於是，賀龍親自做徐寅生的「思想工作」，教練傅其芳做李富榮的「思想工作」，上海隊教練做張燮林的「思想工作」。徐寅生、張燮林深知順從是最穩妥的策略，拒絕「思想工作」意味著什麼後果？他們當然很清楚。總之，對徐、張的「思想工作」一抓就靈。李富榮口頭表示服從組織安排，但已受傷害的內心卻是五味雜陳。次日決賽，莊則棟終於「力克群雄，勇奪冠軍」，而整個世界卻被蒙在鼓裡。此後在1963年、1965年的第27、28屆世乒賽上，李富榮又連續遭遇同樣的「思想工作」，因為組織上認為「中國需要有三連冠」，以便讓全世界震驚，你李富榮難道這點愛國主義道理都不懂？早期的蕭月華為革命陪睡，到此成了李富榮為祖國而「假打」。中共的「思想工作」，終於成功矇騙了全世界無數球迷，也奠定了大陸打假球的傳統。
文革結束後，中共的「思想工作」這一法寶不會丟棄。伴隨鄧小平的改革路線，拐賣婦女的犯罪活動也不斷出現。2012年安徽定遠縣站崗鄉齊某，夥同另二人以介紹職業為幌子，先後在雲南、四川、廣西等地拐騙婦女達300餘人，有些地區甚至出現拐賣婦女的流水線，似乎具備企業化經營的格局，形成供銷配套的規模。
這一切，難道與「思想工作」也有關？當然有關！被拐騙的婦女，有些是轉銷到窮鄉僻壤，一些娶不起妻室的窮漢，成了婦女交易市場的買主。他們取出全部積蓄，湊足定額買下被拐騙婦女為妻。為防備買來的老婆逃逸，買主及其父母的主要方法，除嚴密監視外，就是對被拐騙婦女加強「思想工作」。另一些被拐騙婦女，則被賣到社會底層的性交易機構。對於其中拒絕提供性服務的婦女怎麼辦？方法同樣是做「思想工作」。
幾年前我在銀屏前觀看一檔法制節目，螢幕上是記者採訪性交易的經營者，（明清時稱老鴇，也是婦女買賣市場上最大的買主）。記者問：「她們（被拐賣婦女）拒絕提性供服務怎麼辦？」
經營者認真地回答：「我們會做她的『思想工作』」。
原來「思想工作」還有逼良為娼的功能！聽了經營者的一席話，刹那間我似有所悟，原來聽起來近似勸導的「思想工作」四字，恐怕其中內涵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得多。由此進而覺悟，半個世記前的文革中，要想使學生揭發老師、使妻子揭發丈夫、使兒女揭發父親，最常規的方法必定是「思想工作」。「思想工作」的威力，還在於能激勵人們加入廣泛的互鬥、惡鬥乃至往死裡鬥，這在文革中早已充分顯示。經濟學家張維迎在一次演講中談起語言的腐敗，在我看，語言腐敗最嚴重的一個詞，也許正是「思想工作」。
然而，現今許多二奶們對貪官的揭發，大概不必依靠「思想工作」；重慶王立軍揭發主子薄熙來，肯定也毋須「思想工作」。在我的話語習慣中，也從未使用過「思想工作」一詞。有意思的是，像我這樣歷來對「思想工作」敬而遠之的教書匠，居然也寫出通篇全是關於「思相工作」的文字，這一點就連我自己也始料未及。#
責任編輯：蕭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