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8月08日訊】（大紀元記者余平德國報導）電視一台最近播出的關於柏林阿拉伯家族的紀錄片在德國引起熱議，除了震驚於這個地下世界的運作方式，這一現象也很有現實意義，因為這些阿拉伯人都是上世紀70∼80年代逃到德國的難民。由於感到沒有前途，在德國找不到出路，他們逐漸發展為犯罪黑幫。
德國四大城市聚集十幾個大家族
在電視一台的紀錄片裡，柏林一個名叫Khaled Miri的年輕人向觀眾介紹了一些他的無法無天的生活。
他是柏林一個有名的阿拉伯大家族的成員，他身穿德國足球隊球衣，戴著墨鏡，穿得像說唱歌星。他的確搞音樂，他在歌裡描繪了這樣的場景：販賣毒品、使用暴力、開快車、滿天揮撒500歐元大鈔、警車呼嘯⋯⋯也許這也是他真實生活的一個寫照。
德國柏林、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是阿拉伯家族聚集的主要地點。據稱，德國有十幾個大型阿拉伯家族。這些家族自成體系，對外封閉，他們規模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也許幾百人，也許數千人，甚至上萬人——所有成員之間都有血緣關係。
在這些地方的一些街區，阿拉伯商店一個接一個。這裡不僅看上去是阿拉伯人的地盤，實際上也的確按阿拉伯世界的地下規矩辦事。在這裡，德國法律、警察、司法常常顯得軟弱無力，甚至無可奈何。
「我唯一的法律就是我父母」
Khaled Miri在錄像片裡直接了當地說，德國的法律在他們封閉式的阿拉伯世界裡一錢不值，「我唯一的法律就是我的父母」。對父母、家族、親戚的絕對忠誠是維繫家族的重要手段。
在家族中，所有成員都是一家人，互相沾親帶故，都是叔姪、堂兄弟等等。因此，無論什麼人發生什麼事，一家人會無條件站在一起。就如同Khaled Miri說的，無論何時、何地、為何，「如果我出了什麼事，我很清楚，我身後肯定會有兩三百人（支持）。」
德國的法律及價值觀在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地維護家族的行為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用「和平法官」代替司法
為了鞏固家族的穩定及發展，收取保護費、恐嚇等也成了司空見慣的方式。如果不按規矩辦事，其生意就很有可能無法繼續。例如，柏林Neukölln一家理髮店在光天化日下遭到20幾個蒙面人手持斧頭、小刀、木棍一通打砸。
「我們當中也有暴力。」Khaled Miri直言不諱地說。而發生解決不了的矛盾時，「和平法官」便登場了——在德國的阿拉伯的世界中，他們是德國法律的替代品。
在錄像片裡，一名「和平法官」簡單扼要地說，「我們能解決國家解決不了的事。如果地上躺了一兩具屍體，我們兩個禮拜就搞定了。因為我們是一個家族，我們都是一家人。」
這名「和平法官」認為，正因為有他們存在，才降低了犯罪率，如果不是他們調解家族間的矛盾，「埃森可能有50人早就沒命了」。
利用犯罪手段實現自我價值
大部分居住在柏林的阿拉伯移民是上世紀70∼80年代黎巴嫩內戰時期搬到德國的難民，很多人沒有合法居住權，不能合法工作，他們長期生活在社會的邊緣。
通過盜竊、走私、販毒和賣淫等，這些阿拉伯家族慢慢起家，甚至因此致富，並逐漸發展到製造重大搶劫案。令全球目瞪口呆的「大楓葉」失竊案僅僅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
2017年3月27日凌晨，柏林博德博物館內的金幣「大楓葉」遭竊。這枚由加拿大皇家造幣廠發行的金幣重100公斤，直徑53厘米，厚3厘米，預計價值400萬歐元。它一面刻有加拿大的楓葉，被稱為「大楓葉」金幣。
柏林警方7月抓到了三名18到20歲的阿拉伯人，他們都屬於一個家族，然而卻沒有找到「大楓葉」的蹤跡。警方懷疑，這塊輪胎大小的金幣已被熔化，以便製成更小的金塊倒賣。今年7月下旬，警方突襲了一個阿拉伯家族的14處房產，並發現了大約100公斤、價值375萬歐元的金塊。這似乎印證了警方最初的猜測。
專家分析，這些80年代來到德國的阿拉伯難民，沒有身分，沒有良好的教育，長期生活在難民營裡，很難找到工作，靠社會救濟維生。德國政府部門對這部分人感到力不從心，長久以來對他們視而不見，採取一種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這讓他們鑽了空子，逐漸成了氣候。
「我們也想像其他人一樣發財，也想得到其他人的認可。」Khaled Miri總結說，「在學校裡讀不下去書的，必然會到街上找路子。」
德國社會對阿拉伯難民視而不見的態度催生了德國阿拉伯的地下世界，目前德國再次湧入了大批穆斯林難民。電視一台的紀錄片製作人表示，希望通過這個片子提醒政治家、提醒德國社會，在移民融入問題上不要重蹈覆轍，僅僅嚴加處罰並不能解決實質問題。#
責任編輯：周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