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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6日讯】无论当事者（批评者、被批评者、学界、传媒）的动机如何，王铭铭的“抄袭”业已成为“事件”和“话题”。因为它是“事件”，所以必须“就事论事”，即厘清事实、界定性质：它是犯规、越轨还是侵权、违法？因为它是“话题”，所以需要“横生枝节”，需要“纠缠下去”：它映射的是道德的破绽还是制度的漏洞？“自律”与“他律”，谁更重要？我们的居心所在，说起来也只有这么两层意思。传媒的关注到底只及于“说”，更要紧的是学界的“做”。
电话铃响了很多次，每次都响很长时间，但王铭铭始终没有来接。
在事情已经发生将近１０天之后，王一直保持沉默。
“我无可奉告。”南方周末记者打了几天电话，已经不抱希望，王突然接听——也许他以为是自己在等的一个电话——但我刚刚报出自己身份，他立刻这样说。南方口音，声音很平静，也很温和。王在拒绝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他的学者风度，很有耐心地重复了他已经多次讲过的话——现在他什么都不愿说，但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出来说话。
他的直接领导、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马戎说：这个时候王铭铭说一句，别人有十句等着他。
在事件的过程中，王铭铭的谈话真正涉及事件本身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在接受一位中央台女记者采访时，那是对此事的最早的采访，那次他动了感情，一度语音哽咽。他说这件事“发生的背景比较复杂，现在还不能给大家解释”。
再就是新浪文化频道的主编侯小强采访他时，他说了一句话，“但是我想那时候（出《想象的异邦》的１９９８年），人类学还是一片空白。”假如这句话纪录准确的话。
正如马戎所说，王因此为自己竖起一面新靶子，招来新一波的批评，来者纷纷以讲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史来证明“空白”说之谬和王铭铭此人的妄自尊大。
在那之后，王似乎打定了主意要闭紧嘴巴。
刀光剑影
一位知名学者突然被指有这样的劣迹，不啻是学术界的一次小型地震。
《社会科学报》是在２００１年９月收到王晓生投稿的，到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０日文章见报，他们用了长达５个月的时间来核对事实和组织学者评论。在程序上，他们已经做到了足够严谨。尽管如此，某些评论依然被指主观色彩过于浓厚。比如说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的文章，个中字句之冲动，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以前和王铭铭学术论战结下的私怨来。
一些杀伐之气甚重的文字，令一些网友闻到了“绞肉机”和“屠宰场”的气息。
而为王铭铭说话的人，也难免犯同样的毛病。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４位博士生，１月１４日为此事向北京大学领导上书，希望不要对王铭铭求全责备，这封信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学术批评应该全面、客观、平和、公正，执一端而不计其余的做法是不正常的。”但也许是“为尊者讳”，这封信情真意切，对于“剽窃”之事却轻轻带过，而且言辞之中颇有怀疑揭发批评者“别有用心”的含义，因而在舆论上并不叫好。
曹树基因此说：“所谓辩护，要指出我们对他的揭发、指责哪些是错误的，但他们是在这样一个三段论的逻辑下为之辩护——王铭铭是一个有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不可能抄袭，即便有抄袭也是轻微的或者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攻击他的人、揭发他的人是卑鄙的，是别有用心的————这个伪逻辑是自言自语的阿Ｑ似的自我安慰，所以我不觉得那是辩护。”
对于如何对待王铭铭本人，人们依然争论不休。相当一部分人赞同对王不留情面的惩罚，尽管他们也承认王的学术贡献，但认为错误和成绩是两件事，不应放在一起谈，如果以此为理由放他一马，则会助长学术界的剽窃之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就持这种观点，“对待学术抄袭应该像对待盗版一样，一旦发现就罚个倾家荡产。”
而呼吁“保护王铭铭”的，以清华大学的郭于华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张海洋两位人类学者为代表。这并不意味着对王在此事上的错误视而不见，他们也希望王能够及早出来道歉，但更希望公众能够认清王铭铭的贡献和错误的比例关系。他们并不希望看到王铭铭因此被中断学术生命，那对于中国人类学会是一个重大损失。郭对王铭铭的评价相当之高，“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王铭铭功不可没。”
而张海洋为王铭铭在中国人类学中的位置做了一个定位。他说，中国以实地调查方式做相关研究的人类学会会员大约有上千人，在专业领域，也就是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从事这项工作的大约１５０—２００人，真正有学术地位的，大约只有１５—２０个人，王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这样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了：“对王的判断要功过分明，对他的错误要严肃批评；对他的成绩要充分肯定。不能一批评，就怀疑人家别有用心，是把王教授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肯定，连错误都不认账了。”
三个疑点
１月１８日，社会学系２０００级本科学生没有见到本来应该监考的王铭铭，出现的是两位博士生。
在那之前，这些本科生曾经商量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王铭铭的情感。“如果那天王老师出现了，我们一定会有所表示的，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依然爱他，尊敬他。”学生梅锋说，“大家都爱叫他‘铭铭’。在他的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在我们眼中王老师可爱得就像一个大孩子。”
北京大学的４位博士生则形容王为“诲人不倦，学识渊博，胸怀宽广，乃是学生心目中的楷模”。
这个形象似乎和一个猥琐的剽窃者不能叠加起来。
与王熟识的人大多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王铭铭在厦门大学的一位师弟蓝达居，对王涉抄一事坚决不能相信。“在学术规范问题上……王铭铭师兄教给我最多，是他最早也最多地告诉我，搞研究写文章要尊重他人的劳动，要注意注释和说明。”
基于他对王铭铭人品的信任，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王大概是在以电脑写文的过程中发生了失误。蓝的理由是，《想象的异邦》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之处，就是书名及前言都是一个散论的东西，但是作品的结构和编排却又是教科书的样式。
蓝达居推测，也许王铭铭在与出版社“互动”的过程中，最终决定要把这个散论变成一本教科书性质的作品来出版。于是王把他自己翻译的《当代人类学》的部分内容稍作修改编排了进去，结构编排是临时改成的，而书名、前言、参考文献却早已编好。而因为疏忽，王忘记了补充参考文献，也忘记了修改前言，而这在电脑写作时代，是个易犯的错误。
蓝发现的这个矛盾，曹树基也注意到了，但曹则理解为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而予以冷嘲热讽。
蓝的说法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性，但这种受真诚感情驱动而做的辩护缺乏证据，蓝因此被认为“太有想象力了”。这与对立面的“铁证在手”是无法真正过招的。
而能够对此矛盾做出解释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施宏俊拒绝对王铭铭事件做任何评论。
另外，王铭铭的“抄袭动机”也是一个被公众关心的话题。作为一名著述甚丰的知名教授，他为什么要为一本教科书式著作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他需要这样“锦上添花”吗？
而且，另一让人费解之处是，王铭铭居然抄袭自己亲手翻译的一本书，如果对此进行心理估测，这个人要么是已经胆大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要么就是太傻。这样不经掩饰的盗窃对“学术警察”们简直是“送货上门”。将两本书对照阅读，人们就会发现，内容的重复部分根本不需要一个博士生，甚至连一个中学生都可以看得出来。
只见帮派不见学术
有人怀疑，王铭铭事件之后还有复杂的背景，涉及到学术界的派系纷争和人事纷争。因此一种论调认为，这并非一个普通的学术批评事件，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清场”，其目的是不把王铭铭赶出学术界不罢休。
最初强大的炮火攻势引起了这种怀疑：因为在１月１０日报纸出版前，有两个学术网站已经率先登出了稿子，甚至有对报纸评论的再评论。这种默契呼应编织了气势汹汹的火力网。
这种围剿式的作风很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些声音反而针对攻击者而来，提醒大家警惕“学术批评家”的权力游戏，看清某些学术警察的真面目，警惕企图以伤害同行、扰乱学界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学棍”。
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说，在报社发表文章之前，为了矫正自己在文章中好有的冲动情绪，他把王晓生的文章和自己的评论发给朋友，请他们做出批评修正。“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人可能又发给别人，甚至就把文章贴出去了，这是我没想到也无法控制的。”
而首师大中文系博士生王晓生，一度也被人以为是某一力量的马前卒，疑点是，王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居然对这个专业的文献如此熟悉。
王晓生对这样的说法坚决否认，他说，自己并非这个领域的人，和所说的派系人士也根本不认识。他说，他自己向来有比较读书的习惯，比如说福柯的《性史》，他就买了上海的版本和青海的版本对照看。如此，发现王铭铭的事是偶然也是必然。
《社会科学报》１月１１日在北大校园有规模的散发也被认为很奇怪。当天，在散发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保安制止了这一活动。但按照编辑段刚的说法，这次活动并非别有用心，而是报社自去年改版之后的例行活动，北大不过是其中一站。
阴谋论似乎证据不足，但却可窥视学术界权力游戏之一斑。“我认为中国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有的只是一些帮派，任何一个正常的事情都会看成是这帮和那帮之间的打斗。”邓晓芒说。
行内当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阴暗的事情，张海洋不愿多说：“这些事情就像描述强奸案一样难以启口。”
张还说：“盼着王铭铭倒掉的人肯定不止一个。”
但有阴谋也罢，无阴谋也罢，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即使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铭铭还是有其致命的错误之处，这无论如何都要由他自己承担责任。
春种秋收还是拔苗助长？
王铭铭是打在北大脸上的一记耳光。
北京大学的恼火是可以想象的。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７日，北京大学召开的“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上，北大副校长何芳川言犹在耳：“北大人应有勇气向社会作出庄严承诺：清除赝品，拒绝平庸。”
北京大学此次对于王铭铭事件的反应出奇地迅速，很快宣布，王铭铭的学术职务基本已全部被撤消，其中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
此消息发布出去之后，叫好者认为处理得严肃及时，同时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学术处理应该有规范可循，何以北大因受到传媒的压力就匆忙做出决定？
后来，北京大学新闻中心有关官员又称，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已对此事进行调查。不过，这种说法有些自我矛盾，既然学术委员会还没有查清王铭铭的错误，为什么处理决定已经做出？
消息人士说，北京大学对王铭铭的处分其实是在去年１１月份而不是在今年１月份做出的。处罚事因应该差不多。在事态被炒大之后，为了面对大众媒体的质询，北大统一了口径。因此，“北大迫于公众压力，对王进行惩罚措施”的说法不成立。
对王铭铭的处罚看来还没有结束，据传，他的教授职称和博导资格也有可能不保。
北大清除“学术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固然可嘉，但北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付责任。
比如说，对于去年影响很大的那次“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史学月刊》编辑部副编审周祥森就曾经毫不客气地评论，尽管言之凿凿，但“北大领导层的讲话，浸透于其中的依然是学术的功利性，而且不乏浮躁的气息”。
周尤其反感的是所谓“春种秋收”理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产品，不是工厂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或模式，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甚至大规模批量生产。它必须经过研究者相当的知识储备、理论酝酿、方法论的创新等，才能生产出来。文科精品的生产尤其如此。４月份种下精品意识，指望几个月后的秋天就能有‘最前沿的科研收获’，这不显然是操之过急吗？”
郭于华就指出，在学术研究上非常有天分和素养的王铭铭教授被当作了学术明星，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所以他不得不试图最大限度地作出努力来适应整个社会对他的评价。
“春种秋收”会不会导致“拔苗助长”？需要反思的大概不止北大一家。
在王铭铭事件之后，一些学者十分希望借此机会建立学术规范的问题，以发挥他律和自律作用。“学术界必须着手组织人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政府有关部门已经颁布的一系列关于写作、编辑和出版的政策法规和国家标准，同时参照国外的同类著作或手册（如美国的《芝加哥手册》），编制一部系统的、严格的、可操作的关于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写作、审阅、发表和编辑、出版的技术性学术规范手册。”周祥森说。
──原载《南方周末》(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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