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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3日讯】中国入世后，中国农业的前景和农民的处境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作者道出了中国农民一个做不完的噩梦——“打白条”的来龙去脉，并通过一段亲身的经历，描述在中共建政后，农民如何最终变成失去了土地的农奴。
中国入世后，中国农业的前景和农民日后的处境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如今距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一九五三年，已有四十八个年头；距离邓小平经济“开放改革”政策实施的一九八○年，也有二十一个年头了。按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每年都有义务按“收购价格”向政府交售“余粮”。政府支付粮款，没有能力给农民支付现金，收购站就全部或大部将粮款写在一张白纸上，盖上收购站的印章，作为农民卖粮数量和粮款金额的凭据，这就是所谓的“打白条”。“白条”虽然是政府出具的票据，但只是一种没有法律保障的“信用契约”。农民用“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换回几张“白条”，能否全部兑现，何时能兑现，那就要求政府“开恩”了。
一，“白条”如何出笼
一九八○年，人民公社正式瓦解，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农民（原来称公社社员）开始得到“松绑”，有一点耕作种植自主权，劳动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的同时，对党的农业政策依然疑虑重重，收获的粮、棉、油，大多储存在家里，不肯轻易卖给政府。所谓“家有粮，心不慌”，这是中国农民三千年来养成的传统心理。粮食是影响全局的最重要战略物资，为了稳住农村的大势，人口最多的四川和生活最穷的安徽两省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和万里，分别提出好几项顺应民心的重大改革政策，得到农民热烈拥护，成为十年文革浩劫后农民所能尝到的“定心丸”。因此，当时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
“以粮为纲”成次要国策
农村局势大致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即将经济改革转向城市商贸，尤以“对外开放”摆在首位，号召“全民经商”，提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诱人口号。这一下，穷极无望的中国人，好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切向“钱”看，一发不可收拾。广东沿海地区的乡镇干部，特别是毗邻港、澳地区的党政军警，无不争先恐后，引进“外资”，大做“无本生意”，正财与横财并发。万元户、十万元村、百万元乡、亿元县相继荣登富榜。
既然“对外开放”有大利可图，“以粮为纲”的农业，即被摆在次要的位置上，每年必备的粮食收购专用款，管理也逐渐松懈。许多财政偏紧甚至拮据的地方，挖“肚皮”补“脊背”，试着将购粮款的一小部分，挪作他用。于是，传统的“信用契约”——白条，就在新形势下兴起了。看着农民对白条虽不大接受，但也不敢不接受，各地政府就放胆大干。
“计划经济”加党的绝对领导，人力、物力、财力，绝大多数取自农村，农民除交公粮、卖余粮外，还要负担名目繁杂的“派款”，如水利、修路、教育、卫生以至葬丧费等等。
一九八五年以来，农业的所谓“改革”完全停顿，内地农民纷纷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蔚为奇观的“民工潮”，人数超出一亿。这支庞大的“盲流”大军，只要有饭吃，有钱拿，什么脏、苦、累、贱的活都干。据说其中有一位从河南农村来的老太太，五十出头，身板还算硬朗，原是当地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党政人财一把抓的第一把手，却在广州街头拾破烂，挣钱吃饭。当地基层领导要她回去，依然当党支部书记，她死也不肯。她对人说：终年催耕催种，粮食登场了，公粮照交，余粮照卖，不见钞票，只给白条。再给乡亲们唱黑脸，怎么唱得下去？
白条背后的阴影
公社化时期，没有所谓打白条，但阴影早已存在，只不过是隐性，不经深入观察，不容易发现。因为那时的“派购任务”，都由“两级核算为基础”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承担，加上公社一级的“统一调配”（实际上是吃大锅饭），政府所有的农业征收和收购，都不与农民个人直接发生关系，损害农民利益的这一阴影，被掩盖起来。包产到户以后，“派购任务”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每年收购粮食的支付款，多达数千亿元，成为农业上最大的一笔支付款，也是农民赖以为生的最基本收入。政府规定以“官价”收购粮、棉、油及其他农副产品，农民的产品不能“随行就市”，无法分享“市场经济”的好处，打白条便成为农民的一场做不完的噩梦。
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特区”政策辐射力的影响，乡镇企业（即原来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轻工、手工厂）发展很快。笔者于一九八七年在珠江三角洲访问，发现一家农村小厂，十多名中青年妇女，以一座破旧祠堂作场地，一架简陋人力印纸机，几十把剪刀，专门制作冥品，大至洋房汽车，小至鞋帽美钞，一箱一箱，经香港销往东南亚，每年赚外汇约达百万美元。女工仍然按工分计算报酬，所得无多，绝大部分利润归政府所有。
“打白条”是断绝农民生计的腐败
在这样有利可图的形势下，各地方政府无不争先恐后，制定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向外招商。其中主要的一项，是提供廉价土地，由外商作商业用地。以广东为例，至一九九七年不完全统计，出卖出租农村土地总金额达万余亿元，其中糊涂账或不明去向的款项，达四千多亿元。打白条是近二十年来无法解决的腐败，而今，更出现了断绝农民生存后路的腐败。
因此，农民为最后生存条件被剥夺而奋起抗争。以广州市近郊、远郊为例，一九九四年上半年，相继发生多起村民示威抗议政府无偿征地的严重事件。
从表面看，是乡村中共党支部或基层政府把其管辖区内的农用耕地，转让给国有企业，或卖给香港商人作商业开发用地，交易额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数千万元人民币。村民的传统耕地被征用、转卖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有些官员在交易中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愤怒抗争的重要原因。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农民为生存权而奋起的抗争。
抗争的首发地区，恰恰是对外开放、经济改革最早的广东珠江三角洲腹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民主特质。较之内地广大地区的农民，珠江三角洲农民具有特别浓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绝境，包产到户，争得种植自主权，扩大农贸市场，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增长，这段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艰难路程，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足足走了二十年。终于，珠江三角洲农民觉醒了，要为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基本的权益——土地所有权而抗争。
打白条的劣根——统购统销
但是必须指出，与打白条弊端有直接关系的，应追溯到一九五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一九五三年十月起，中央决定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施“统购统销”政策。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因经济建设而新增加的城镇人口约达一千七百万人，政府每年必须掌握七百亿斤粮食，才能有把握控制粮食市场，满足城镇人口能吃饱饭。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粮食统购统销采取强制手段，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二，一段“统购”试点工作的经历
笔者当年参加过广东地方的“统购”试点工作，现将这段经历，略述如下。
我们选定的试点工作村，叫新东锡，位于潮州城西十余里。
据介绍，新东锡村三百来户，一千二百多口人，多数姓卢。水田旱地约一千五百亩，实际水稻种植面积不到一千亩。由于地少人多，土地利用率极高。以水稻为主，还复种、间种小麦大麦、蕃薯杂粮、花生芝麻、各色各样的时鲜蔬菜。种植技术均做到深耕细作，绣花一般。产量很高，水稻年亩产近千斤。
接着，工作组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此外还分别召开党支部、团支部、农会、民兵、妇女等各种会议，反反复复说明来意。但感到村民对收购粮食有抗拒情绪，村干部也有顶牛表现。后来找卢支书谈收购粮食的任务，卢支书只说了一句：我和干部群众再商量。掉头就走，不再照面。其他村干部和群众，见到工作组如同遇上痳疯病人，远远就躲开了，别说宣传党的“购粮”政策，连打声招呼都不可得，工作组束手无策。
这时，恰好省委一位大官前来试点检查工作，他就是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安平生。安部长带着秘书、警卫员五人，在区党委王书记陪同下，听取了我们工作组一天半的汇报，作了半天的指示。最后是王书记指示：按照安部长指示的精神办。
以阶级斗争精神落实政策
安部长的指示精神，照我们的理解，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阶级斗争。安部长说土改结束才一年，地主富农和其他反动分子，美帝走狗、蒋匪帮特务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时刻都在反攻倒算。而我们的许多同志，脑子里面阶级斗争那根弦，早已松掉了，这是多么危险的和平痳痹思想！用这种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农村工作，必然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把党的极其重要的农村工作，统统当作一种纯技术性的具体业务，那是十分有害的。凡是不从“阶级斗争”入手的地方，工作必定死气沉沉。我相信同志们必能鼓起勇气，发挥斗志，坚决落实“阶级路线”，打开新局面。
工作组很快就统一思想。组长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把卢支书撂在一边，大讲阶级斗争，大批和平痳痹思想，甚至指着卢支书的鼻子骂了起来，说有的共产党员，忘恩负义，党解放了他，分土地给他，培养他入党，给他荣誉和地位，现在党要他卖几粒谷子，就像割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的党员如果不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迟早要滚到地主的地狱里去，永世不得超生！卢支书低着头，脸孔一下青一下白，最后流着泪说：我三代贫农，现在有了土地，家里有了几担谷子，高兴得睡不着。半夜起来，摸一摸几箩谷，就像大热天吃了一碗草粿，实在舍不得卖。不是忘记党的恩情，实是一时想不通。
“是否拥护党”的立场问题
斗争地富，三年前的老把戏，对于农村党支部书记来说，简直是“三个手指捡田螺”，十拿九稳。更何况，经过土改斗争，地主、富农的当家人大都已经死于非命，幸存下来的大都是一些妇女小孩。他们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日常生活受当地农会管制，不准“乱说乱动”，不要说反抗，连喘气的份儿都没有。
卢支书按照组长的指示，把全村的地、富及其家属都集合起来训话，然后逐户当众自报“不法”，连心里想过的什么“不满”、“不服”，都得坦白交代。再由农会会员逐户予以批判，认为是严重罪行，即时斗争，免不了拳打脚踢。最后一项是自报“卖余粮”，也是最艰难、最费时、最费口舌的新任务。
地富虽然按人口也分得一份土地，但贫雇农享有优先权，肥田好地早被分掉，剩下最瘦最坏的“水尾田”，加上劳力不足，又缺乏耕作经验和资金，收成自然不如农民，许多地富家庭连当地平均口粮都达不到，哪有什么“余粮”？
逼斗“地富”卖余粮
此时，卖不卖余粮，自然就成为拥不拥护党的标志，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敌我问题，谁惹得起？至于有什么“实际困难”，自己想法子解决吧。于是“拉橡皮”，“挤牙膏”，一点一点将粮食挖出来。限时限刻，自己到粮站，送上门去“卖余粮”。
在逼斗地富卖余粮过程中，全村农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尤其是作为依靠对象的党、团员、民兵、贫雇农，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得按额按时，完成卖粮任务。
农民成为失去土地的农奴
毛泽东借重农民的力量打天下，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把历年的战乱、农村的破败衰微、农民的贫穷，统统归罪于地主。一场历时三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传统的土地拥有者和经营者，即占农村总户数约百分之十一的所谓“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小土地出租者”连同数百万人的生命，全被消灭了。维系中国三千年文明史的农业经济基础，被摧毁了；与农业经济不可分隔的城镇工商业，也遭受严重打击；甚至海外数千万华侨在国内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而农民在这场“分田分地”运动中所分得的一份微薄土地（以广东为例，人多地少，一般只分到五分耕地），并没有因“翻身得解放”而点土成金，许多农民因为生产上所需求的资金、农具、种子、畜力、劳力、运输等重要环节得不到及时解决，反而生产热情下降，收获也不如前。更令农民心寒的是，政府发给的一张标志所有权的“土地证”，于五年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变成一张废纸。本来薄有资产（土地、耕牛、农具）的农民，从此一律变成“无产者”，美其名曰“公社社员”，实则是失去土地的农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宪法，实施公有制，废除私有制。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农民失去土地，和工商业者（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改造运动中失去财产一样，实际上是被政府“依法”剥夺了。
争鸣杂志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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