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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30日訊】雄哥：
你的電話令我感到溫暖，隨後幾天，我一直在考慮是否聽從你的勸告，就12·18抄家事件起訴成都市公安局一處，但最終還是決定忍耐，不與隸屬於強權的司法機關打這種消耗戰。我已經累了，接著是從骨頭裏滲出來的悲涼之霧，我辨不准方向，因爲我實在不明白在如此可怕的”犯人的祖國”裏硬扛了這麽多年的意義何在？
從十幾年前因創作長詩《大屠殺》而鋃鐺入獄算起，我已經被抄了很多次家，同以前相比，最近這次算是較文明的，至少在表面上，走了法律的過場：第1，出示了《傳喚證》和《搜查令》，雖然上面只字未提涉嫌何罪；第2，整個抄家過程均錄了相，並特地強迫我站起來，脫帽面對鏡頭；第3，認真填寫了《扣押物品清單》，一式兩份，由我保存一份；第4，抄家過程一絲不苟，且有條不紊，沒有文革式打、砸、搶行徑，還找來一位派出所長爲見證者。
然而，同以往任何一次抄家一樣，這對我心靈的震撼將是長期的。隆冬的淩晨六點，天色還漆黑一團，我這類習慣於夜裏伏案的動物，大概才入睡兩三個小時吧–電話鈴突然響了，並且一聲接一聲，響了四、五分鐘！由於早有預感，我倒沒怎麽驚慌。宋玉披衣起床出臥室，卻驟然炸起猛烈的打門聲，她立刻感到出事了，就退回來叫我。這時，電話鈴和打門聲交織著，已相當恐怖，宋玉從貓眼裏看見了一雙放大的不屈不撓的拳頭，只好應答。
跟著是三個陌生的粗壯男人湧進家門，此時我剛鑽出臥室，披衣赤腳，睡眼朦朧。領頭的中年男子叫聲”廖亦武”，然後就宣佈對我進行”傳喚”。接著又打手機叫來五個穿皮夾克的小夥子，這樣，在宋玉急匆匆地出門上班之後，我就被八個大漢挾持圍困著展開了搜查。電腦是重點，其次是抽屜和書房，有些死角我都忘了，他們居然能從裏面搜出”魏京生接受美國之音電臺採訪”之類的違禁資料–這是四年前，不知什麽人寄給我的。
電腦抱走了，裏面有我幾百萬字的文稿；還有境外的”反動雜誌”《傾向》9本。搜查進行了大約3個小時，這對於我60多平方米的家，足夠了。一大堆字紙攤在客廳裏，我隨他們下七樓，上警車，被帶到撫琴派出所接受審問–主要是系列政治簽名和在海外網站發表《底層》《冤案》系列文章的事。
當然也包括你牽頭的”活佛死刑案”的簽名，”中國民主黨”關於16大的什麽簽名。我一口回絕，連海外的文章也回絕，在虎口裏我不會多想什麽–接著，下午5點左右，我被釋放了。臨出門前，警察叫我在家呆著，隨時準備接受他們的”司法傳喚”。
我立即找了家網吧，快速乾淨地清除了所有的郵件和聯繫人，哪怕最一般的交往，也統統刪掉。經歷過太多的人和事，我最怕的就是連累朋友，在當今中國，大約也少有人情願爲”人際交往”而成爲警察的獵物。
雄哥，我能做的也僅限於這些：《底層》和《冤案》的寫作；小說《活下去》及其它作品的寫作；我酷愛吹簫、朗誦、製作光碟，除此，就是與朋友們的自由交往。象你，象曉波這類理想主義的朋友，我從內心佩服、尊敬。雖然我們從性格、背景和人生取向上太不一樣，但我這個曾經飽受踐踏的底層的窮孩子，一個曾經隨波逐流的野傢夥，從你們身上汲取到一種向上的企及精神天堂的力量。我曾讀過徐文立的《獄中家書》，非常健康，非常平凡，他關心妻子和女兒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成績單，家長會，營養結構，買菜的討價還價。我想，如果不是專制的壓迫，他本來可以做一個好父親，好醫生。但是爲人溫和的徐文立居然成了中國判刑最長的政治犯！
我做不到，也許在文字之外，在簫聲之外，我一事無成，但是我仍然在任何時候都支援你、曉波、丁子霖、徐文立這種也許注定戰敗的理想者。這個國家可以剝奪去我的一切，但不能剝奪去我引爲自豪的朋友們。
我不懂政治，也不懂法律，但平生閱事無數，我知道，在”活佛爆炸案”的司法程式的訴求上與你站在一起，已經是我作爲一個人的最低最低的底線了–但這不意味著我對一手遮天的惡法抱什麽指望。
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惡法比無法更恐怖。活佛判死緩是”法律”，不鏽剛老鼠突然失蹤也是”法律”，我被抄家還是”法律”，當年你在新疆被逮捕照樣依據法律，還有成千上萬冤死、打死的人，都是依法辦事……仔細想想這一樁樁，一件件，氣都透不過來。我老是在想：逃跑吧，逃離這惡法籠罩的”祖國”，去一個無法無天的野人世界，一個靠情感和本能辨別善惡是非的世界。孟子曰：”苛政猛于虎”，米蘭·昆德拉在《笑忘錄》裏說：”孟加拉大屠殺的血流，很快就沖淡了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記憶，阿連德的遇刺又掩蓋了孟加拉國的呻吟，西奈沙漠之戰則使人們忘記阿連德，柬埔寨大屠殺又使人們忘記西奈沙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明天早晨醒來，又會是怎麽樣呢？這個時代的抗爭者還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麽？告訴我，雄哥。
你的朋友：亦武
2002年12月聖誕夜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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