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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瑾香港報導/就法輪功最近在中聯辦門外和平請願，遭警方武力清場，繼而被起訴控告，香港基督教學會總幹事胡露茜四月二日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認為，特區政府對示威者的態度是「因人而異」，是「同中央政府有關的一個政治敏感問題」，所以政府才對請願的法輪功學員有所行動，「而不是他們（警方）所用的藉口——騷擾（市民）出入（中聯辦）」。
港人自掃門前雪
被問及警方對個別群體的請願行動進行幹預，企圖製造示威人士的負面形象的情況，致使市民對請願人士產生誤解，如以為他們在攪事，胡露茜認為跟現時部分傳媒在自我審查的風氣下，所作出的不全面報道很有關係。而在香港處於經濟低迷的情況下，香港市民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態度，會最終使自己變成受害人。她感到政府近幾年所推行的政策，不斷將人分化，使社會變得脆弱，從而引起很多社會問題。
反顛覆法將成嚴苛法例
胡露茜覺得在回歸的五年裏，政府對示威者的請願行動收緊了很多，且因人而異，對大堆頭及與民生有關的示威行動，政府很少幹預，但遭到拘捕的人士通常不到二、三十人，舉凡與中央政府政策有抵觸的人士，特區政府就變得特別敏感。她說：「挑戰中央或特區政府的政治威信的人，特別受到嚴苛的對待，法律成了操控工具。」與此同時，她認為，一旦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請願行動可能會變成很嚴重的罪行，這將會是一條非常嚴苛的法例。她指出，在如何界定顛覆罪這方面，香港市民是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香港人現時無法理解這些政治敏感性問題，將會影響個人的自由問題。
傳媒自我審查成政府隱晦控制
胡露茜覺得香港部分傳媒自我審查的情況，是混淆視聽的主要根源之一。這些傳媒一方面傳達官方的看法，另一方面僅單方面報道警民衝突場面的圖象，而缺乏理性的討論和有條理的分析，很難看到傳媒扮演公義的角色。在沒有討論的基礎下，再加上政府恐嚇的言論、傳媒片面的報道，致使發出異見聲音人士的理據被扼殺。在某程度上，傳媒在有意無意之間製造了請願人士的負面形象。她認為，部分傳媒發展到「自我審查」、「擦鞋文化」和「怕得罪政要」等情況，與跟報業背後的大老闆與政府的關係有關，這種無影的壓力便成為政府對傳媒的一種隱晦控制。
受害者是所有人
「香港社會處於低谷，人埋在低谷容易變成自我中心去看問題，導致社會意識越來越差，對政府處理一些問題如居港權問題表現麻木，一個社會的重要基本價值若喪失了，受害的是所有的其他人而不是某一班人。」胡露茜認為「是時候香港人要醒一醒，在經濟低迷時仍為自己的保障考慮，單單這樣是沒有出路的」。若能幫助市民看到他們的個人問題是與政府的整個機制有關，亦即是民主民生問題不是個別的獨立概念，應該可以鼓勵一些社會動力。「除非我們可以改變大的框框，否則個人的前途都堪虞。」
對於香港的前景，胡露茜既感到悲觀，亦感到樂觀，悲觀是因為香港過去十多年公民社會意識、市民對言論自由的珍惜，以及對人權的尊重，比十多年前退步了。政府透過行政局及立法局（立法會前身）的機制，泡製了以經濟主導的社會氣氛，當香港與大陸拉近的時候，香港固有好的傳統如法治精神，不但沒有進步，而且被拉著住後退。特首不斷取悅中央政府，「呢種自動送上門，就等於自毀長城」。她覺得樂觀的地方是大陸社會也不斷改進，一定會有正面的事情出現，如農民、下崗工人等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和表達自己的意見，上街遊行請願。
市民變得「集體自私」
另外，她認為香港有一個很大的危機，香港政府回歸後這幾年做得最成功但同時亦是最差、最「無人性」的就是不斷將人分化，如居港權、房屋措施、處理勞工問題、將公務員和其他香港市民分開等事情，讓市民變成就如陳日君主教所說的「集體自私」，危險度就是社會變得很脆弱，少了同舟共濟的諒解和包容，缺乏人情味，甚至排斥別人，到自己有問題時又無人傾訴，人變得越來越孤立，因而自殺率高、家庭慘劇等社會問題有增無減。
民間團體及傳媒角色重要
胡露茜又發現政府在解釋一些社會問題時，將矛頭轉移，要市民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肩負起解決問題的責任。例如重播《獅子山下》的目的與當初拍攝時強調市民在困難的環境中要自力更生的勵志意義不同，現在宣揚市民應該學習片中的人物，要自己解決問題，不要指望政府會做什麼；此外，房屋政策方面，政府並不是要幫助市民解決住屋問題，而是幫地產商賺錢。因此，她覺得香港市民要對自己要求高一點，不能只期望一個「正」一點的領導人，社會差香港市民也有責任。她認為要改變目前的形勢，民間團體應多點與市民溝通，讓市民認清自身和香港的處境，並帶出民生與民主的密切關係等訊息。
另一方面，她認為有獨立性、有批判精神和比較正面報道事件的傳媒，才能讓市民看到比較全面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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