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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4日訊】 2000年2月28日早晨，我結束了長達半年的因研究文革而被監禁的生活，終于被中共國家安全部”無罪釋放”，由近十名秘密警察禮送到北京机場回美。為了避免我被等候 在机場入口處的多名外國記者采訪，他們直接把禮送我的尼桑貴賓車開到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飛机降落處。因為時間尚早，送我的安全部的官員便与我閑聊了起來。
在談到我獲釋的原因時，這位三十來歲的官員大言不慚地說：”要不是因為美國國會就要表決有關中國加入WTO的國家利益，你的問題決不會解決得這么快。”繼而他又故作幽默地說：”宋教授，你不幸成了我們和美國作交換的犧牲品。”” 作交換的犧牲品”- 這几個字點出了中共之所以抓我，并自我始抓高瞻，李少民，徐澤榮等一批海外學者 的某一深層動因 — 他們利用拘捕這些無辜的學者作為他們外交的籌碼，去向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交換他們的所謂 “國家利益”。
講穿了，這是一种用 “抓間諜”的名義進行的一种政治綁架和外交人質的交易。而最近被中共拘押的具有學者和异議人士雙重身份的楊建利博士的命運極可能也會重复這一外交游戲。
中共利用被監禁的异議人士作為為外交人質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魏京生、王軍濤、王丹等著名政治犯的被釋無一不是為了交換美國或西方給中共的所謂”國家利益”。但為什么中共的安全部門在最近几年開始選擇海外學者作為他們下手的重點呢？
我以為有以下几個原因。首先，國內已經沒有多少國際社會關注的著名民運人士，重量級的大都已被他們的”人質外交”流放到了海外。這樣，中共實際上已經處于缺少作交換的政治籌碼的狀態。抓海外學者來取而代之，不過是它一貫的對國內异議人士的”人質外交”的一种新延續。其次，抓海外學者會在西方引起比抓民運人士更大 的社會反響。因為”學術自由”一向被視為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這樣不僅是國際媒體，學者所在的大學，整個國際學界，都會有激烈反應。西方政府一定會高度外交介入，請求或要求中共放人。這樣，中共便得意洋洋地高据于一种”拿你一把”的被請求的地位，外交和商業上的交易便可以得逞了。最后，對中共來說，這本質上是一种無本万利的生意。一般說來，外交上的交易雙方都要付出一定的政治經濟代价。而對 中共來說，它付出的是”零”。因為他們清楚得很：這些學者本來就大都在海外任職 ，根本是無辜的。這張作為外交籌碼的牌本來就是他們一手制造出來的。他們繼而故 意玩弄”捉放游戲”，既沒有任何經濟上的損失，還可以交換到經濟上的實利和博得 “人權狀況有改善”的喝彩。
當然，中共對有獨立思想的學者和學術自由的鉗制、打擊是一貫的。這一方面根植于它作為一個封建專制的”農民党”的反智主義的傳統。另一方面，處于對意識形態全面專政的需要，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有荒唐的”學術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間諜化 “的起始模式。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從批判胡風的獨立文藝思想始到全國范圍內逮捕上百名胡風特務、間諜分子終；1957年的反右，在許多學術單位也是從批判海外歸來的知識分子的獨立學術思想始，到流放、勞改成千上万作為”帝國主義走狗、間諜 “的右派分子終。更為典型的是還是文革：從批判吳的一個歷史劇《海瑞罷官》始 ，結果把連同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的數以百万計的干部、學者都打成了”特務、內奸 、工賊”。由此可見，中共在對待有獨立思想的學者和學術自由的態度上并沒有本質改變。自然，今天的中共已經進入了”与世界接軌”的新階段，中共的安全部搞出了以無辜的海外學者作為其”人質外交”籌碼的新花樣，還是當年毛澤東沒有想到的。
讓我們最后還是回到2000年1月28日早晨那位國家安全部官員在我上飛机前的閑聊上來。在回答他的”幽默”：”宋教授，你不幸成了我們和美國作交換的犧牲品”一說時，我長嘆一聲說：”還有什么比一個政府把自己的公民犧牲為人質，去和外國交換所 謂的’國家利益’更可悲，更無恥的呢？！”頓時，那位官員一臉尷尬：他大概感到 我的感慨過于一針見血地揭出了他們人質外交的丑陋動因吧。
－－BBC (宋永毅 5/22/2002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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