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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0日訊】最近，國內媒體為富人納不納稅一事，掀起一陣波瀾。這一波瀾的直接由來是，總理朱熔基抱怨富人不交稅，說：不正常。朱熔基的原話是：“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稅呢？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稅，國家哪里有錢，怎么辦事業呢？”朱熔基以問設句，那么，他究竟在質問誰呢？如果是質問社會，社會可以反問：稅收不是政府的事嗎？政府由誰負責？不是你總理朱熔基嗎？如果是質問下屬各級官員，那么，下屬各級官員也可以反問：向富人征稅，你們上頭的文件在哪儿？政策在哪儿？有關法規一清二楚嗎？如果是質問富人們本身，那么，富人們也可以反問：咱們起碼也富了十几二十年了，怎么今天才想起來問這檔子事儿？所以，說到底，朱熔基應該質問他自己。怪自己慮事不周，怪當局法治不明，怪制度漏洞百出。
据統計，去年由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出的“中國十大富豪”中，竟沒有一人繳納過個人所得稅；其中，有的還是所謂“政協委員”。又据統計，去年，美國《福布斯》公布“2000年中國富豪排行榜”，將該榜与《中國稅務》雜志評出的“中國私營企業納稅百強”名單相對照，人們赫然發現，前50名“富豪”中，進入納稅前50名的僅有4人。
再据統計，當今中國8万億元人民幣的存款總量中，人數不足20％的富人占据了80％的存款比例，但所交個人所得稅卻不及總量的10%。据說，私營企業主免繳個人所得稅的秘訣是：將個人花銷打入企業成本，自己不設領工資。誰奈何？
另据統計，在國內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群中，排首位的，是工薪階層；排第二位的，是旅居中國的外國人；第三才輪到私營企業主、個體戶，即富人族。
眾所周知，中國城鄉差距的巨大由來已久，中國農民缺錢的困境触目惊心，但令人惊訝和痛心的是，農民的稅費卻高于城市人的稅費，城市人每人每年平均稅費37元，農民每人每年平均稅費卻是90元。而在城市里，低收入者的稅費又高于高收入者的稅費。如此一來，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難怪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日見懸殊。這等奇特現象，恐怕也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獨有，在大多數國家里，都聞所未聞。
追憶“打土豪，分田地”，本來是共產党起家的本領，如今卻反其道而行之，榨窮人，肥富人。真是乾坤顛倒，莫大諷喻。
對這一結論，更可以從香港事務上找到有力的佐證。處理香港事務，中南海的行為准則是，籠絡富豪，扶持傀儡，以有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不要說五十年，僅僅五年，就將承諾于香港的“一國兩制”，几乎同化為內地的“一國一制”。如此示范，又怎能怪人家台灣越走越遠？
据說，朱熔基震怒之下，富豪們著慌，紛紛給自己開列工資，開始上繳個人所得稅，“作秀”之狀，竟至于“忙坏了”若干稅務分局。
聯想到早先大紅大紫的電影明星、號稱“億万富姐”的劉曉慶，正因“偷稅漏稅”遭拘留審查，富豪們能不膽戰心惊？生怕撞上了另一波“嚴打”。
“朱總一怒動天下”，一些國內媒體或香港左派媒體以此標題大肆炒作，顯然，朱熔基此舉，又引來御用文人頌詞如潮。好一個“現代清官”朱熔基，把封建專制政治的“人治”發揮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
然而，五千年的人治，解決了什么根本問題么？循環的官場腐敗，循環的王室崩潰，循環的人間慘劇。任何一個朝代，或多或少，都浮現几個“清官”，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中，均不過是杯水車薪。總體而言，恰恰是“治標不治本”的“人治”，貽害華夏數千年；至今不改，使中華民族白白落后于世界先進行列，蒙羞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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