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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8日訊】
一、“老人”、“瘋人”和“病人”
雖然心裏不承認，但梁任公也難否認，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是個“老人”。“老大嫁作商人婦”，可見還是個老婦人。老得幾乎什麽事都做不了，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死（“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少年中國說》）。
沒有被所謂“三年自然灾害”餓死的人大概都有親身體驗，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個“瘋人”。當年那個中國老婦，或許嫁了個洋商人，弄到一副巴黎特産、莫斯科轉銷的特效革命牌返老還童藥。一劑猛藥下去，“新中國”，或者說，“少年中國”，更有中國特色地說，是“紅衛兵中國”誕生了。遺憾的是，實際上誕生的不過是個“天山童姥”。老婦聊作少年狂，狂久了，很難不瘋。
也許是癲狂消耗了過多的能量和體力，也許是治療瘋病的精神藥物産生了副作用，後毛澤東的中國病了。換句話說，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是個“病人”。什麽病？兩大病症：一是左右搖擺症，二是“皇儲”難産症。
說到搖擺病，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有體會：今天爲四五平反，明天撤西單民主墻；今天呼籲科學的春天，明天搞思想戰綫座談；上午眉飛色舞，闊論解放思想，下午聲色俱厲，疾言堅持什麽原則；上周還號召改革開放膽子再大一些，本周就宣布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手軟；春天裏百花香，政治體制改革的高調唱了又唱，秋季裏衆芳歇，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反再反……
至于難産病，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皇儲死嬰”作證。現在說“第三代領導核心”，這顯然在暗示，都當過總書記的胡、趙兩人，都不算代，入不了廟堂，享不了廟號。因爲他們當總書記時，“班”（可讀作“玉璽”）還在太宗鄧天子手裏，他們沒有接著。
搖擺症是新疾，難産症可是舊病。毛澤東只左不右，從不搖擺，很象一隻向左邊追咬自己尾巴的狗，原地打轉轉，永遠追不著，于是，它認爲，那尾巴是一個遠大理想，值得終身爲之奮鬥。但搞得他心力交瘁的，還是皇儲難産症，從劉少奇，到林彪；從鄧小平到華國鋒，個個難産。仿佛他“生”下“太子”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掐死。等到他老得病得連“太子”那軟嫩的脖子都掐不動時，“太子”就存活下來了。可見，那存活下來的“皇儲”，不是因爲他脖子硬，只是因爲老皇帝指力衰，沒有什麽好牛氣的。皇儲難産症，是中共王朝的遺産性疾病，代代難免，時至今日，仍然無藥可治。
1986年3月，我從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入總書記胡耀邦設立的書記處辦公室工作（該機構在胡耀邦下臺後改爲中央辦公廳調研室），親眼目睹了胡耀邦和趙紫陽被“掐死”的整個過程；而這時，左右搖擺症也發作得特別厲害，整個中國象患了瘧疾一樣，忽冷忽熱，有時伴隨著痙攣和抽風。我以日記的形式對這些發病過程作了簡要記錄，整理成這本書。它起自1986年3月25日，止于1987年8月18日。讀者可以把它當作那個時代的“病歷”來讀，也可以把它當作“六.四”的病因來讀。讀完這本書，你或許不同意我的診斷，但你不能否認一個基本判斷：中國有病。“人有病，天知否？”
二、病因動力學
這本書的“主人公”（如果日記也有主人公的話）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陳雲和鄧力群。前三者構成了那個時代衆所周知的“鄧胡趙體制”，後兩人結成的是難爲外人道的“陳鄧聯盟”。前者是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主發動機，後者是那個時代抱殘守缺的核心堡壘。前者是在朝的執政派，是主流派別，後者是在朝的反對派，是异見分子。這兩派之間的較量、妥協、再較量，再妥協，直到“鄧胡趙體制”完全崩潰，直到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死一囚，是鄧小平王朝宮廷故事的主綫索。
但是如果沒有兩條副綫，就不能理解，爲什麽執政派沒有鬥得過反對派，主流派輸給了异見分子？爲什麽鄧小平派別完了，鄧本人沒有完，仍然是中共的第二代教主？爲什麽給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後一擊的，居然是他們的導師和主帥鄧小平自己？還不能理解，爲什麽會有學潮，而學潮爲什麽總能引發上層政治地震？爲什麽1986、1989兩次大學潮，結局都是兩任總書記下臺？
這兩條副綫，一條是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另一條是改革釋放的民意在中國政治生活中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先說第二條副綫。如果用極其簡化的框架來分析當時中國的政治光譜，可以說，陳鄧聯盟是左派，鄧胡趙體制是右派（左右的概念均按中國新傳統政治思維方式來理解）。而在鄧胡趙三個人中，胡在人道主義方面更右一點，趙在西方體制方面更右一點，鄧則靠中間一些，有時還左右搖擺。
但是，如果引入被改革開放釋放的主流民意，則無論胡還是趙，都不够右了。當時中國主要有兩個民意表達渠道，一是媒體，而是街頭。媒體民意體現的是知識精英的意見，他們呼籲人道主義，要求精神寬容。街頭民意主要是上街游行的大學生的訴求，他們向往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特別反感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街頭民意表達的高潮就是兩次大學潮。
民意肯定是對陳鄧聯盟的致命挑戰，但對鄧胡趙，則既是挑戰，也是支援，更可能是呼籲。因此，對民意，陳鄧聯盟利用他們掌握的意識形態手段，格殺勿論；而鄧胡趙，各人的感受不同。鄧小平感受到的主要是挑戰，因爲他與胡趙相比，更偏中間一點；胡趙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呼籲和支援，因爲按照他們的本性，如果不是陳鄧聯盟的制約，他們的改革開放原本可以放得更開一些。這樣，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鄧與胡趙的共同點多；而在如何對待民意的問題上，鄧小平與陳鄧聯盟有比較接近的立場和利益。
這就涉及到上文牽出頭來的第一副綫，即鄧與他的接班人之間的微妙關係。接班問題是世界上所有非君主非民主的獨裁政體的致命問題，毛澤東晚年的折騰，與他不放心任何一個接班人有很大關係。鄧小平與他相比，有很大進步。他實行權威雙軌制，實際權威一軌，名義權威一軌，自己執掌實際權威，將名義權威讓給他選定的接班人，先是胡耀邦，繼之趙紫陽。他希望在他生前將實際權威幷給接班人，自己完全退出政壇和歷史舞臺。他想把權力交接班問題，提前到生前解决，避免死後政治動蕩。但他自己解决不了的是這個政體的頑症：第一把手或稱“僭主”的安全饑渴症，他也不難幸免。
僭主操心的安全有兩個方面，一是生前的權力和生命安全，二是身後的遺體、子女和“廟號”安全。他最擔心的是生前被他的副手兼接班人搞下臺，也擔心他死後自己的接班人背叛自己的思想和政策，鞭尸貶名，子女遭殃。因此，他對自己的接班人的聲望、思想以及對自己的忠誠度極其敏感。當民意呼籲人道主義、精神寬容和自由民主時，鄧小平就非常關心胡趙對民意的態度。如果他們支援民意，他們的民望會上升，而對自己的忠誠度會下降，他因此感動不安全。他會覺得，他們如果不在他生前取政治領袖權力而代之，也會在他身後取精神領袖地位而代之。
這樣，鄧小平只能閉一隻眼睛睡覺，胡趙也只能閉一隻眼睛睡覺，因爲他們都要對付可能來自兩個方面的打擊：鄧要警惕來自左的方面陳鄧聯盟的打擊，還要警惕來自右的方面胡趙與民意聯盟的威脅。所以，他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而胡趙既要警惕陳鄧聯盟的打擊，還要警惕來自他們統帥部的內部打擊。鄧小平打擊左時，有胡趙與之聯盟；打擊右時，有陳鄧爲之奔趨，所以他能左右逢源，同時，也造成了鄧時代的左右搖擺症。
胡趙被陳鄧打擊時，鄧小平可能相救，被鄧小平本人打擊時，就沒有人能救他們了，因爲他們幾乎不可能在思想和政治上與陳鄧集團結盟。這就是他們的悲劇來源。他們必須兩綫作戰，必須橫著站，但他們，尤其是胡耀邦常常意識不到這一點，他總是背對著鄧小平，向前衝鋒，結果，他的致命傷都在背上，如果不是鄧本人打的，便是別人借鄧的手打的。
鄧小平出手的時機，往往是民意高漲，幷且明顯敵視他的時候。陳鄧聯盟注意到這一點，幷且發現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動力學：他們越左，越反動，反抗他們的民意就會越高漲；民意越高漲，鄧小平就越可能與他們結盟，親手刺殺自己的接班人。而鄧每刺殺一次，他自己的胸口也會流血，他的力量也會耗光，因爲接班人難産。
這就是他們堅持反動的政治策略，這就是當時中國政治的最大病症：反動有利可圖。左派堅持反動刺激學潮，改革派的領軍人物鄧小平在學潮和反動陣營之間，與反動陣營臨時結盟，猜忌甚至抛弃自己的接班人，是這本書要講的故事，也是胡趙悲劇和六四悲劇的根源。
三、道與謀
這麽說，是否意味著中共兩代皇儲的悲劇是難以避免的？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歷史很難假設，但我還是願意冒一個險：假如胡耀邦和趙紫陽更精通一點所謂政治權謀，他們面對的可能是另一種結局。
粗略地說，在本書5個主人公裏，胡耀邦是共產黨的良心，趙紫陽是共產黨的頭腦，鄧力群是共產黨的手段。胡耀邦富有人道主義精神，同情弱者和平民，對醜惡現象和官場腐敗有難以自持的義憤。趙紫陽擅長經濟决策，思路清晰，頭腦冷靜，欣賞西方制度。而鄧力群則堪稱權謀大師，在越級提拔幹部以培養死黨、專門起用壞人以斷其退路、讓忠順者得到一切讓“叛徒”走投無路等權謀方面，當世無人能比。江澤民先生後來只試用了其中一兩招，已經獲益非淺。只可惜改革派有道無謀，保守派有謀無道。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到的中國的不幸。道與謀沒有統一在一個人身上。
但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就是鄧小平。鄧小平是有良心的，雖然不如胡耀邦的良心那樣動人，否則他不會撥亂反正；鄧小平是有頭腦的，雖然不象趙紫陽的頭腦那樣西方化，否則他不會發動改革；鄧小平是有權謀的，雖然不如鄧力群的權謀那樣等而下之，否則他不能與陳雲集團周旋那樣久。正因爲此，在本書的5個主人公裏，唯有他立于不敗之地。在中國歷史上，非道謀兼具，不能成千秋偉業。有道無謀者危矣，常身首异處，但能流芳百世；有謀無道者耻矣，雖享盡榮華，却留萬世駡名。
有一件事可以對比一下鄧小平和胡耀邦各自在政治上的功力。1986年9月中旬，耀邦向小平彙報即將召開的六中全會情况，耀邦對小平說：“會上有可能挑明，可能有人發難。”這有人，當然是指陳鄧集團的人。小平回答說：“挑明好，表决嘛。”决議經過幾天討論修改後，9月28日召開六中全會全體會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趙紫陽等都坐在主席臺上。胡耀邦主持會議，問與會者有沒有新的意見。問了兩遍後，陸定一和萬里先後發言，主張從决議稿中删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而楊尚昆、餘秋裏和薄一波馬上發言，反對删除這句話。接著鄧小平作長篇發言，說這個提法不僅現在要保留，將來二、三十都要保留。李先念、陳雲跟著講話，堅定表示要保留反自由化的提法。
從事情的來龍去脉看，似乎是鄧小平玩弄了胡耀邦，因爲他告訴胡不怕挑明，要表决，結果他自己却站在了胡耀邦的對立面。但細一想，第一，鄧說要挑明是不是取消“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這個提法是鄧提出來的，他能打自己的耳光嗎？鄧所謂的挑明，更多的是防止陳雲和鄧力群往决議裏塞自己的私貨，反對改革；第二，挑明的時機，是不是要在大會上，是不是要在鄧小平和陳雲都在場的時候？這時候挑明，如果大多數老同志不同意，鄧小平就上了梁山。果然，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楊尚昆，他最能揣摩鄧的意思。他作爲鄧當時的第一心腹，反對取消反自由化提法，擺明瞭是要犧牲胡耀邦，保鄧小平。鄧小平在陳雲、李先念發言之前，搶先講話，表明態度，體現了他把握時機，爭取主動的功力。如果陳雲先說了話，鄧就失去了主動權，同時就失去了對全局的控制權。
胡耀邦是個好人，但確實不能說是一個老練的政治家，他可能永遠也老練不起來，那不是他的信仰。在他賦閑後，有個晚輩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之類的書，他憤怒地拒絕了，說他永遠不讀那種東西。他不拉幫結派，也不保護自己的人，眼睜睜地看著鄧力群對他玩清君側。他謙虛謹慎，不固執己見，但在政治决策上也不够强硬，他今天向全國發文免鄧力群的職，明天就在陳雲的質問下又發文收回成命。事情很簡單，你不硬，鄧小平就暴露在對手的火力之下，就象嘴唇短了，牙齒就暴露給寒風一樣。這不能不說是鄧小平最後放弃他的另一個原因。我們都愛胡耀邦，正因爲愛，他常常讓人爲他捏一把汗。
瞿秋白在就義前寫下了一篇肺腑之言：《多餘的話》。他在文中寫道：“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了好些年。”胡耀邦和瞿秋白在某一點上有共同之處，他們都是才子。才子型的人，是不適合搞政治的。他們太多愁善感，重審美感，輕勝負心，有才情，不實用。但人類幸虧有這樣一些誤入歧途的政治家文人，使政治尚可讓人忍受，有時還有些美感。歷史上有兩種人，一種人是道德楷模，另一種人是成功典範；前一種人是天上的白雲，後一種人是河上的橋梁；沒有白雲，人間便沒有了精神的旗幟，沒有橋梁，社會便不能正常運行。
胡耀邦是天上的白雲，人間的污點够不著他。
2002年8月20日與美國華府 (8/23/200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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