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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8日訊】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魯迅日記寫道：”夜成小說一篇，約三千字。”這就是短篇小說《藥》。
就在寫完這篇小說之後的一個多星期，五四運動爆發了。這也許不是一個巧合。歷史強大的的脈搏從遙遠的地層下傳來，被敏感的魯迅先生感覺到了、捕捉到了。《藥》是為了紀念那場已經逝去的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殞身不恤的先驅。而魯迅選擇這個特殊的時刻進行自己的紀念，顯然是”別有用心”的－－誰能夠保證今天的”五四運動”不會蛻變成另一場鬧劇般的”咸與維新”呢？誰能夠肯定今天擁簇到刑場上去像鴨子一樣伸著脖子的看客會比前些年少呢？
有人說，《藥》是魯迅為作為同鄉的”鑑湖女俠”秋瑾而寫的－－從漢字本身複雜的影射功能來分析，”秋”對”夏”、”瑜”對”瑾”，簡單而明瞭，無須再作進一步的索影和考證。然而，在我看來，它更是一篇魯迅寫給自己閱讀的小說，《藥》是魯迅給自己開出一張藥方－－正因為如此，《藥》是魯迅寫得最凝重、最沉痛的小說之一。
在小說的結尾處，兩位蒼老的母親不期而遇了。她們的兒子，一個奉獻出了自己的鮮血，一個吃過對方的人血饅頭。可是如今孩子們都變成了小小的墳頭。兩個兒子各不相同，兩個母親卻驚人的相似：”她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卻還能明白看見。”古往今來，在這個龐大得沒有邊際的帝國裡，母親們都是被凌辱者與被蒙騙者。面對暴力和謊言，她們無遮無掩地赤裸著。歷史書上有太監的身影，卻沒有母親們的聲音。
統治者從來就不把母親放在眼裡。夏瑜的母親對著兒子的墳流著眼淚說：”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其實，”他們”並沒有冤枉夏瑜，他們總是能夠極其準確地從人群中發現夏瑜的身影–從譚嗣同到秋瑾，從劉和珍到聞一多，從王實味到林昭……劊子手砍下頭顱，刺刀割斷喉嚨，子彈穿透胸膛，”他們”何嘗對”夏瑜”們心慈手軟過？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哪一頁不是蘸著鮮血寫成的？）而白髮更多的華大媽也在兒子的墳前慟哭了一場，她呆呆地坐著，不知道在等待什麼。除了眼淚之外，母親們找不到別的表示憤怒的方式。一夜之間，她們的背都被苦難壓駝了。真的，母親們的苦難比兒子們還要深重。（因此，我無比厭惡那諸如”祖國啊，我親愛的母親”的淫詞豔曲–“祖國”時刻都在辜負”母親”，”祖國”從來都是作為”母親”的對立物而存在。我愛”母親”，我不愛統治者的”祖國”）
沒有人會理解你（包括你的母親），你的結局是在民眾的唾沫中死亡，那些向你吐唾沫的人當中，有你的兄弟–對於這樣的命運，夏瑜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熱情似火的大學生們喊出”理解萬歲”的口號時，我不得不感慨於歷史的吊詭與無情。我們的退卻已經超過了我們的底線，我們錯誤地把愚昧當作智慧來供奉。真理總是被徹底地忘卻，而謬誤總是能夠沉澱下來。其實，”理解”了又怎樣，”不理解”又怎樣？只有那些缺乏信念和信仰的人，才會不斷地乞求他人的”理解”；而一個真的勇士，即使帶著沉重的枷鎖也會縱情地舞蹈和放歌。”理解”意味著要求某種回報，而夏瑜是不需要回報的。肩起閘門是夏瑜們自己選擇的事情，至於孩子們是否都會跑到光明裡去，那是孩子們的事情。
在茶館裡，劊子手康大叔對著一班低聲下氣的街坊高談闊論道：”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你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幾千年來，在諾大的帝國網絡內部，除了作為”天子”的皇帝之外，一般只存在兩種人，一種是奴隸，另一種是奴才。我們生下來就是奴隸，魯迅說，奴隸再向深淵墮落就成了奴才–而對於大多數的奴隸來說，奴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身份。在《藥》裡，在我們每天都在面對的現實生活中，如果說康大叔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奴才，那麼那些津津有味地傾聽他講”故事”的大眾就是奴隸。奴才是罪惡的實施者（當然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而奴隸則是每一次罪惡忠實的看客。因此，在東方那綿延不絕、金碧輝煌的宮闕下，作為”漏網之魚”的夏瑜，從來就沒有奢望過要獲得那些網中之魚的”理解”–他去撕咬那堅固的漁網，僅僅是他自己的選擇。他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網依然沒有破。不過，他已經盡力了，他死而無憾。
康大叔講到，有一身好功夫的獄卒阿義因為沒有在夏瑜的身上撈到油水，便狠狠地給了他兩個嘴巴。當聽眾開始為這一情節喝彩時，康大叔卻緩緩說道：”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聽眾之一的花白鬍子的人說。
康大叔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聽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
人們恍然大悟地說：”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
魯迅先生寫到這裡，”狂人”的意象再次凸顯出來。在那些”奴在心者”看來，一切的自覺者都是瘋子和狂人，一切的吶喊者和愛人者都是破壞”規矩”和”穩定”的壞人。這是東方社會特有的”眼光”。韓國學者金彥河在他的博士論文《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文學中的瘋狂主題》中指出：”魯迅透過狂人和瘋子發現了缺陷文明和苛酷命運的韌性反抗者，即使它們是歪曲的形態；進一步他又發現了民眾潛在的革命動力和現實上歪曲外表之間的矛盾。”在寫《藥》的同一年裡，魯迅在雜文《暴君的臣民》中寫道：”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之苦’做賞玩，做慰安。”顯然，魯迅與”民族魂”這個莫名其妙的謚號無關，他是這個民族最惡毒的詛咒者和最決絕的背叛者。這個民族有自己的魂嗎？魯迅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金彥河所論：”魯迅認為，中國人本質上是吃人的人、暴君的臣民和死靈魂，並且中國文明不過是掩蓋這些醜惡本質的好看的外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本人也是狂人和瘋子序列中的一員，他對”尋根”和”招魂”都沒有什麼興趣，那是國粹派們喜歡的工作。
說到底，魯迅依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藥》中，沒有出場的夏瑜的聲音貫徹始終。夏瑜始終像一塊閃光石一樣，在屋子的角落裡默默地發著光；夏瑜始終像一團燃燒的火花一樣，在寒冷的冰川之中獨自發散著溫暖。夏瑜是一個自覺者，也是一個獻祭者。與其說夏瑜們是”中國的脊樑”，毋寧說他們在人間活出了一個又一個具體的脊樑的狀態來–他們讓自己擁有了不屈不撓的脊樑，與”中國”無關。當夏瑜在說阿義”可憐”的時候，他的態度是誠懇的，同時也是堅強的；正如耶穌憐憫那些毆打他的士兵和群眾，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夏瑜們從來就不相信烏托邦和黃金時代，而這正是他們樂觀主義的基點。當耶穌走上十字架的時候，並沒有指望信徒們會為解救他而發起暴動，也沒有指望自己的鮮血立即就能喚醒沉睡中的人們；同樣的道理，當夏瑜在獻祭出自己頭顱的時候，並沒有奢望從此以後人人都成為”天下”的主人，也沒有奢望從此以後這個邪惡帝國就能迎來片片燦爛耀眼的陽光。
夏瑜們面對的是一個比他們強大千百倍的”無物之陣”，譚嗣同面對過，林昭也面對過。你揮出拳頭去，卻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你的鮮血在流淌，這片像荒漠一樣的土地卻立即將它吸幹。你連殉難者的命名也無法獲得，人們甚至會嘲笑你：看哪，那個傻瓜！人們成為看客，成為罪惡的一部分，這是龐大的犯罪計劃中最邪惡的一個章節。緬甸的人權鬥士–那個無比柔弱又無比剛強的美麗女子–昂山素季曾經說過：”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畏懼、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不知不覺會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她揭示了這種制度的重要一面，而在我看來，它還有同樣重要的另外一面–極權主義體制還是一種建立在愚蠢、蒙昧和欺騙基礎上的系統。當恐懼和愚昧同時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作用的時候，邪惡就滲透進人的心靈和每一個毛孔之中。轉瞬之間，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人的自由統統都將灰飛煙滅、不復存在。夏瑜的死亡悄悄地被歷史的書寫者置換成一出喜劇，人們看得津津有味。在單調的生活中，人們的感覺系統麻木了，有時倒還需要一點類似的”調味品”。
然而，夏瑜們還從奴隸和奴才的行列中勇敢地、絕決地走了出來。鎖鏈拖在石板路上發出刺耳的聲音，六月的陽光撫摸著他們青春的臉龐。這是北中國青草生長最為繁盛的季節，然而黃土已經準備接納他們的軀幹。他們是孩子，他們要不顧一切地說出”皇帝什麼也沒有穿”的真相；他們又是智者，他們不允許皇帝的陰影長久地擋住太陽的光芒。
正是有了夏瑜們的存在，我們才不至於對這個世界完全絕望。
從某種意義上說，夏瑜們確實成了我們這個罪惡民族靈魂重生的一劑”藥引子”–不過不是以”吃人血饅頭”的方式。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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