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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3日訊】
一 中國之福，還是中共之福？
三個代表的理論很動人，因爲它代表的物件都是叫老百姓喜歡的東西。一個叫先進生産力，一個叫先進文化，一個叫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東西，誰不喜歡？公開代表好東西，比公開代表壞東西好，比公開代表腐敗好，無怪乎輕輕一筆，就在馬、列、毛、鄧的思想發展史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也有人說，劃出了一個新時代。
“三個代表”出世的時候，我說過，“中共下一次代表大會很可能將隆重批准這新的‘三個代表論’，並且以它爲根據，對黨章進行大幅度修改。”兩年過去了，“三個代表”果然成了響徹中國雲霄的最強音，被十六大採納爲主旋律已指日可待。我想從今天開始，再評三個代表，這是兩年前初評的繼續，也是爲了向中共即將召開的十六大致意。
看來真有福氣，中國的三個好東西選定了同一個政黨當自己的終身代表；中囯共產黨則本著舍我其誰的精神，當仁不讓，欣然受命，慷慨赴任。消息好得叫人難以置信，真不知道這是中國的福氣，還是中共的福氣？換句話說，不知道這是老百姓的福氣，還是領導人的福氣？我的評論，主要圍繞這個難題作些探討。
“三個代表”有多種經過審定的標準文本，各種文本都有“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和“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字樣。其中，“始終”、“代表”、“中國”三個概念是明確的，都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始終”，爲三個代表提供了無限的時間；“中國”，向三個代表奉獻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空間；“代表”，規定了主體和客體的名份。但是，“先進生産力”、“先進文化”、“最廣大人民”這三個最重要，最可愛的概念，卻具有不確定性，雖幾經包裝，還是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解釋。我在前面提到的難題，就是被這三個概念引起的。
我的辦法是把這些概念放在一邊，把眼光轉向赤裸裸的事實。具體的事實清楚了，抽象的理論就不難吃透了。在三個概念中，“最廣大人民”的外延比“先進生産力”、“先進文化”容易觸摸，應該較少爭議；所以我就從中共和“最廣大人民”的關係開始。我記得在中共的傳統文獻裏，群衆運動總是包括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三種基本形態，不過那已經是老皇曆了。彼一時，此一時。工人、農民和學生現在是否繼續存在於中共所說的“最廣大人民”的範疇之內，也必須再考察，到大量的事實中去尋找駁不倒的答案。現在我們就從事實開始，看看歷史，再看看現狀。
二 三個代表心中有沒有工人？
按照常理判斷，工人無疑應該優先包括在三個代表所說的“最廣大的人民”之內。中共是靠代表工人起家的。它一成立，就替工人說話，爲工人利益奔走，領導工人組織工會，發動工人掀起工潮，不愧爲工人的代表。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前，共產黨只有四百來人，是個很小的黨。幾次大工潮（注１）造就了共產黨的名聲，引起了國人和孫中山的注意。應該說，是工人運動把入場券送給了共產黨，共產黨才得以登上政治舞臺。共產黨執政後也給了回報，使工人得到了“領導階級”的頭銜，以及低工資的鐵飯碗。不過這些都發生在遙遠的過去。近幾十年來，共產黨和工人的關係早就變了。
“解放”是一條分界線。解放前，共產黨惟恐世人不知道工人的痛苦；解放了，它惟恐全世界不知道它恩賜給工人的幸福。過去，爲了取得工人代表的資格，它全力控訴舊社會對工人的不公。後來，爲了“始終”確保工人代表的身份，它不厭其煩地宣傳自己對工人的恩德。僅僅爲了塑造它代表下的工人歡樂形象，它不惜禁止媒體報道工人的痛苦。由此可以證實，它替工人謀幸福不是真的，替自己謀利益倒是真的。
共產黨希望全世界明白，被它代表的中國工人從此上了天堂。可惜這不是事實。禁用“失業”的辭彙，禁登失業的消息，改變不了中國失業工人明明有幾千萬之多的事實。除了一年一度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寥寥幾行以外，中國人對失業還能知道多少？報紙詳盡搜集外國失業工人的不幸，至於自己的家務事，一概無可奉告。在三個代表領導下,中國已經解雇了多少工人，又有多少工廠瀕臨倒閉？失業工人的工齡是怎樣被“買斷” （注２）的？多少工人已有多長時間領不到最低生活費了？全國用了多少童工和“盲流工”？工人階級這些生力軍在共產黨領導下受到的侮辱和損害，同當年夏衍先生筆下的“包身工” （注３）有何異同？全國礦井又發生了多少起陷落崩塌事故？哪些地方哪些行業又在爆發求生的怒潮？多少工人領袖鎯鐺入獄？是誰下令封鎖了他們的吼聲，扼殺了他們妻子兒女的哭聲？保密！統統保密！！外國不知道中國，中國也不知道自己。這種新聞，工會不發佈，勞動部不發佈，至於三個代表，非但自己不發佈，而且嚴禁別人發表。由此可見，在三個代表所代表的“最廣大人民”中，已經不再有工人容身之地了。
過去共產黨教導工人說，不要跟反動的黃色工會走，工人應該組織自己的工會。一九二三年京漢鐵路大罷工，就是爲反對吳佩孚限制工人組織工會而舉行的政治性總罷工。中國工人“翻身”以後，不但失去了自己組織工會的自由（注４），而且失去了吳佩孚所無法剝奪的罷工示威的權利。工人想組織自己的工會麽？那叫分裂工人階級，必須取締。工人想遊行示威舉行總罷工麽？那叫暴亂，必須鎮壓。解放前發生工潮，第一個向全中國全世界發出通電的一定是共產黨；現在發生工潮，親手封鎖消息的一定是共產黨，而“走漏”消息的一定是裏通外國的反革命。凡是報道中國工潮的外國記者，過去個個都是可敬可親的國際友人；今天徹底變了，個個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反動勢力。到底是工人變了，記者變了，還是共產黨變了？
應該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當年的共產黨人鄧中夏、林祥謙、施洋和幾年前去世的夏衍先生，心裏有工人。現在自封爲代表的“代表”，嘴上唱的是“工人有力量”，心裏只想“始終當代表”。爲了標榜自己“代表”當得好，他們不許工人哭泣，扼殺工人呼聲，直到踐踏工人自己組織工會的權利。是“始終當代表”的欲望盤踞著他們的腦袋，迷蒙了他們的心竅。代表就是權力，當了代表就能爲所欲爲，這就是當代表的甜頭，他們就是這樣“代表”工人的！至於他們怎樣“代表”農民、“代表”文化、“代表”生産力，我們繼續請事實說話。
三 耕者無其田的農民得到了什麽？
前面談到，中共早年是工人的忠實代表，後來變了，今天“代表”心中已難以找到工人的位置了。那麽，農民的景況如何？
唱不完的“民歌”把毛主席說成是農民的爹娘，好象共產黨給了農民天高地厚的恩典似的。可惜那是假“民”歌。如果說到恩德，恰恰是農民有大恩大德於共產黨，而毛主席欠農民的帳則罄竹難書。
偉大領袖毛澤東身上的黃袍，是誰加上去的？同漢朝皇帝劉邦一樣，同明朝皇帝朱元璋一樣，同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一樣，都是造反的農民加上去的。毛澤東領導共產黨打了幾十年仗，在漫長的幾十年中，兵從哪里來？是農民替共產黨當兵。軍糧是誰給的？是農民白送的。千軍萬馬住在哪里？住在農民家裏。軍火靠誰運？靠農民運。傷病員的擔架靠誰擡？靠農民的肩膀擡。共產黨的政權是建立在農民戰爭的基礎之上的。沒有農民的大恩大德，毛澤東當不上毛主席，什麽都不是。
農民爲什麽肯幫共產黨的忙？因爲共產黨向農民許下了彌天大願，它說，要把土地從地主手裏奪過來分給農民。農民得到了土地沒有？沒有。農民跟著毛委員鬧革命，從湖南鬧到全國，從二十年代鬧到四十年代，土地仿佛“還了家”，但跟變戲法一樣，一到手就沒有了，“化”掉了。被誰“化”掉了？被共產黨的合作化，公社化，社會主義化“化”掉了。（注５）早在把土地“分給”農民之前，毛主席就打定了從農民手裏收回土地的主意。他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毛主席拿什麽東西教育農民？拿一切歸公的社會主義原則教育農民。無怪乎社會主義的貪官污吏統統不花自己的錢，專門花老百姓的錢。無怪乎社會主義的土地不歸種地人，統統歸不種地的官家。從那個時候以來，四十多年了，中國農民一直過著耕者無其田的日子。農民失去的是最實際的土地，得到的是最好聽的社會主義原則。據說這樣一來，農民保險不吃兩遍苦，不受二茬罪。據說佔有土地是骯髒的，無怪乎農民清清白白，而佔有土地的集體、政府、國家都至少有點不乾不淨。這些人“代表”農民當了主人，以主人的資格行使“批租”權，把土地“批”給大款，批給官商一體的利益集團，財源滾滾而來，滾滾而去。若問“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究竟到哪里去了，只有陳希同、成克傑之類的“代表”明白，土地成了他們的搖錢樹，至於赤貧農民，當然至今一無所有，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這些都是眼前的事實，人所共見。
中國土地和中國農民之間的關係是被共產黨曲裏拐彎設計出來的，異常特殊，舉世無雙。一方面，共產黨叫農民把土地從地主手裏奪過來；另一方面，共產黨又叫國家把土地從農民手裏拿過去；一方面，土地明明不屬於農民所有；另一方面，國家又把農民死死栓在土地上；一方面，城裏的累活、賤活、髒活、苦活、危險活統統靠農民幹，北京離了農民只是死城一座；另一方面，進城的農民一旦被公安機關定爲“盲流”，政府就有權拘押和役使。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三個代表的總代表毛澤東確實有權昂首闊步，優哉遊哉，走來走去——有詩爲證：“主席走遍全國，山也樂來水也樂” （注６）；另一方面，大家都看得到，被毛澤東代表的農民沒有人身自由，凡是遇到抓“盲流”之類倒楣的事情，毛澤東從來沒有“代表”農民受過一次罪，農民自己必須親身承受一切，被抓，被押送，被集中，被強迫勞動，被懲罰。
這就是被“代表”的農民的財産權和人身權。
四 人人得到了服從共產黨擺佈的權利
有兩件往事，出在安徽，但不限於安徽，到處都有類似的事情。
鳳陽縣有個小崗村，一九七八年人民公社時期是個生産隊。全隊二十戶農民堅決反對人民公社制度，想分田到戶，但怕挨共產黨整，不敢幹。活不下去的農民終於橫下一條心，豁出去了，一天深夜，秘密開會，冒著身家性命危險，背著黨和政府，在自願擔當責任的合同上，按了十七個手印，外加三個圖章。這個真實的故事，本來沒有人知道，後來改革了，逐漸流傳開來，成爲美談。可惜得很，它的意義被降低了，縮小了，局限在“統一分配還是包産到戶”之中，似乎共產黨和農民的關係只出在這麽一個局部問題上，似乎自從共產黨批准農民包産到戶以來，農民就“解放”了，共產黨和農民的關係就“解決”了，這段歷史從此應該退入漁樵閒話，只供後人茶餘酒後談笑了。
小崗是整個中國的縮影，意義遠遠超出一個村、一個縣、一個省。允許不允許單幹是共產黨和老百姓全盤關係的縮影，涉及的問題也遠遠越出了公社體制、農業體制、經濟體制的範圍。共產黨有權擺佈老百姓，老百姓必須聽候党擺佈，處處如此，一貫如此，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領導”是共產黨的權利，“服從”是老百姓的義務。世界上有“免于恐懼的自由”的人不懂：中國老百姓爲什麽必須聽從共產黨擺佈？沒有“免于恐懼的自由”的中國人個個都懂：違反了共產黨的紅頭文件，就是闖了大禍，得隨時準備家破人亡。世界上有公民權利的人怎麽也不明白：政黨憑什麽權力懲罰人民？公民權被蹂躪慣了的中國人個個都明白：三個代表統治一切是中國最神聖、最普遍、最嚴密、最權威的制度。什麽是中國特色？這就是當代中國的第一特色！
一九七八年的問題是包産到戶，小崗的農民非常幸運，得到了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援。在此以前，一九五九年，安徽爆發過另一場鬥爭，當時的問題是公共食堂。毛澤東異想天開，決定領導農民學會吃飯。他自己呆在家裏吃私飯，偏要把六億農民趕到公共食堂裏去吃公飯，但食堂裏只有大鍋清水湯，吃不飽。安徽省副省長張愷帆實在看不下去，支援無爲縣的農民解散公共食堂，被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趁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之機告了一狀，毛澤東禦筆欽定張愷帆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愷帆慘，農民慘，幹部也慘：農民統統被重新趕進食堂喝西北風，同情農民回家吃飯的幹部都挨了鬥。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在無爲縣勞動，知道省委書記和縣委書記是怎樣不顧人民死活在那裏“放衛星”的，當時無爲縣人口一百萬出頭，到一九六０年，剩下不到七十萬。（注７）
問題可以變，制度至今沒有變。只要存在著共產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都是空話，壓在社會底層的農民更談不上有什麽權利。一九五九 年，黨擺佈你怎麽吃飯：在家裏吃飯，還是到食堂吃飯。一九七八年，黨擺佈你怎麽幹活：集體幹，還是單幹。今天你必須服從黨擺佈的事情包括：候選人和當選人是等額還是差額，生娃娃是一個還是兩個，走路的範圍只限於農村還是在某些條件下可以開恩擴大到某些城市，什麽禮拜准許你做，什麽禮拜不准你做，哪些氣功書你可以看，哪些氣功書不准你看（注8）。至於明天怎麽擺佈你，不用問，明天自會通知你，你無條件服從就是了。總而言之，三個代表日理萬機，天天都在忙著研究怎麽擺佈你，連怎麽活法都擺佈得無微不至了。既然三個代表肯履行擺佈一切的義務，中國農民和城裏的老百姓當然統統有福了，人人都得到了一個名叫“一切服從黨擺佈”的權利。共產黨打天下的時候和農民結盟，答應讓農民和工人一樣“翻身作主人”。什麽是翻身作主人？“一切服從黨擺佈”就是翻身作主人！
五 被鎮壓的六·四最有資格代表人民
學生運動和工農運動一樣，都是中囯共產黨用來對付國民黨的基本手段。但學生畢竟和工農不同，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本身就是社會的縮影，他們起著雙重作用：既是本階層之中的敏感和勇敢的先行者，又是不同階層之間的有理智有同情心的溝通者和代言人。在沒有民主的中國，學生的向背歷來是政治氣候的晴雨錶。無論在過去國民黨的還是現在共產黨的高壓政治下，都是如此。凡是能夠使學生團結奮起的主題，一定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集結在天安門前和平請願的學生，以及在其他地方用各種方式表達聲援之情的所有的人，已經最可信地完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悲壯的民意測驗：當今之世，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在中國結束專制，實行民主，剷除腐敗。五十個日日夜夜的和平請願，受到了共產黨、人民政府和幾十萬人民解放軍的血腥鎮壓。被鎮壓的不僅是北京的學生和市民，而且是全中國的民意，是民主和憲法。有人說，鎮壓早就被遺忘了。真的被遺忘了嗎？因鎮壓而受難的人沒有遺忘，因鎮壓而得利的人沒有遺忘，反對鎮壓的人不會遺忘，擁護鎮壓的人也不敢遺忘。即使當時還沒有出生的中國人，只要他們長大後仍然生活在專制和腐敗的制度下，只要他們能夠透過狹窄的天窗望得見一絲自由的光明，他們就不可能“遺忘”這個全民族的悲劇。
迄今仍在替“六·四”鎮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辯護的人，有什麽資格自稱爲最廣大人民的“代表”！代表不了工人，代表不了農民，代表不了學生的人，有什麽資格自封爲最廣大人民的“代表”！劉少奇在華中局講過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人向我吹牛皮，說他自己會做人。但是他同他的父親，同他的老婆，同他的兄弟，同他的朋友都吵得一塌糊塗。我問他：‘你是人家的兒子，丈夫，哥哥，朋友。你不會做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你怎能做一個好人呢？’”劉少奇的結論是那個人在吹牛皮，因爲做一個好人不是空的。這個故事使人們不由得想起了當今的三個代表，它不代表工人，不代表農民，不代表學生，卻說自己代表著“最廣大的人民”。既然“最廣大的人民”是空的，可見“代表”是假的。
玩魔術得用障眼法轉移目標。說空話的人喜歡玩弄概念，叫你弄不清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具體聲稱自己代表什麽群體的什麽利益，弄不好會原形畢露；籠統宣佈自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偉大，又輕巧，空葫蘆一個，叫人莫測高深。
六 誰當得了“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書報檢查官？
什麽是先進文化？是黨八股,文字獄？紅寶書，天天讀？是聚寶盆，顔如玉？黃粱夢，淩煙閣？是坦克聲，志士血？萬歲歌，斷腸曲？是鴉雀無聲的齊天樂，還是皇帝身上那件妙不可言的新衣服？
什麽是文化前進的方向？是惟我獨尊的正宗，是罪該萬死的異端？是高於一切的孤峰，是低容百川的大洋？是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和禮，荀子的解蔽？是佛陀的慈悲，基督的愛？是理性的論辯和寬容，還是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鬥爭哲學？
宣佈自己“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人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無異把自己宣佈爲絕對真理的化身。以往三千多年（注９）和以後百千萬年的中國文化居然被區區一個政黨“始終代表”掉了，這種話是嚴肅的嗎？這種承諾是實現得了的嗎？
說難真難，說容易也極容易。想承擔這個史無前例的責任，只消在党國機構中設置成千上萬個書報檢查官（注１０）就行了。這種書報檢查官好找嗎？好找！不是說“外行領導內行”嗎？專門找些不讀書的、聰明伶俐、會看領導眼色的就行了。領導說“一邊倒”，被蘇聯米丘林“推翻”的摩爾根遺傳學說想必危害中國安全。領導說“三峽要上”，不符合領導意圖的資料和論證無疑是異端邪說。軍閥統治下發表了《紀念劉和珍君》的魯迅，能在中宣部的寬容下紀念六四嗎？採訪過中國紅軍的斯諾，能獲准採訪天安門母親嗎？幸虧《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寫於一八四二年的普魯士王國，如果出在中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馬克思同志會遭到什麽命運？一切問題的現成答案，准能在領導的眼色和書報檢查官的《先進文化前進指南》裏找得到。
２００２年７月，中國以“內部問題”爲理由，要求以色列刪除預定在中國展出的愛因斯坦生平圖片文字說明的三項內容：一，愛因斯坦是猶太人；二，他支援成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三，他曾被要求出任以色列第二任總統。這個舉措是破譯“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鑰匙：人類歷史所形成的事實，必須按照中國領導人處理“內部問題”的口徑，重新加以剪裁和塑造。資訊和知識的命運，取決於能不能符合于這些領導人解決當前內部問題的需要，順之者允許留存，逆之者必須刪掉。
所謂“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始終堅持書報檢查制度的同義語。除了製造文字獄的超人，誰都不可能擁有“始終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能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是跟華國鋒鬥爭時不得不高舉的旗幟；“書報檢查官是審判真理的法官”——這是必須始終與四項原則共存亡的實踐。凡是怕老百姓知道的事實和理論，統統是妖魔文化，必須在國門之內和領空之上完全徹底殲滅掉。這樣，領導才有權威，穩定才壓得倒一切，全黨全國必須誓死捍衛之。一切文化，無論中外，先進不先進，允許不允許和中國老百姓見面，必須由書報檢查官說了算。這種制度，跟農民進城必須經公安批准的制度一樣，都是“三個代表”設計出來的先進制度。
我誠然不知道什麽是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但是我知道，獨立思考和自由交流是文化的生命。因此，我確實知道，只有愚民政策才需要千篇一律的文化和萬無一失的檢查制度。我確實知道：焚書坑儒一定不是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異端裁判所一定不是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文字獄、鋤毒草、打右派、橫掃牛鬼蛇神一定不是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你說呢？
七 被別人代表的文化一定是沒有生命的化石
近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化經歷了兩個時期，計劃文化時期和市場文化時期，無論哪個時期，書禁和報禁（現在又加上了網禁）始終規定著中國一切文化生存的方向。上上下下都有宣傳部，謀臣似雨，目光如炬，手下的研究所，出版社，製片廠，電視臺，干擾波，防火牆，以及學校，劇團，文聯，書店，都配備了站崗放哨的人，守土有責。在如此嚴密的偵察防禦體系下居然還能如火如荼繁榮發達的党國文化，其“先進性”可想而知。賣座的也許是能使滿朝文武笑得合不攏嘴的快活文化，最正宗的無疑是主旋律文化，裝模作樣的面子文化，指鹿爲馬的騙子文化，催人健忘的麻醉文化。白熱狂想曲的主旋律正在與時俱進，更新換代：第一主旋律是階級鬥爭至上，業已偃旗息鼓；第二主旋律是社會主義至上，漸漸黯然淡出；第三主旋律是惟我獨尊的國家至上，眼下正在鑼鼓喧騰。下一個主題是什麽？不知道，也不必問，反正一切行動聽指揮，遵從三個代表指引的方向去搶佔陣地就是了。
通過書報檢查制度指引方向，國家就能進入世界強國之林，實現民族復興了嗎？也許希特勒有這種本領，在中國歷史上找不到類似的紀錄。
中國確曾有過文化昌明的黃金時代，至少兩次。一次是古代，春秋戰國，群雄鼎立，忙於合縱連橫，征伐攻戰，誰都沒有精力去代表“先進”文化和打擊“落後”文化，使諸子百家得到了獨立思考和自由交流的可能，出現了幾百年的爭鳴期。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身受其益，因而被稱爲有燦爛文明的古國之一。後來，統一了，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把九十九家打殺，把一家捧殺。這兩個智商不低的外行，想以帝王之尊“代表”中國文化，都沒有成功，千年之後，百代之下，被毛澤東評爲“略輸文采”，不夠風流。
第二次是半個世紀以前。辛亥革命後，皇帝不中用了。戰亂頻仍。除了民族戰爭，還有連綿不斷的軍閥戰爭和政黨戰爭，爭霸的人全力以赴抓槍桿子，使文化好不容易又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機會。持續時間雖然不到四十年，意義甚爲重大，她發揚了諸子百家獨立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精神，打開了夜郎頭上的井蓋，使中國人望到了現代文明的新天地。飲水思源，今天的火種大多是那個時候的普羅米修斯從西方取來的。接下去的事情，大家都曉得，毛澤東統一天下，四海爲家，他當了家長。他是一位無所不曉的“風流人物”，親自出馬“代表”文化。他認爲，文化同打仗一樣，是戰線，是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必去佔領，於是攻克和確保文化陣地的使命就歷史地落到了他的政黨身上。這個政黨，在百花齊放的口號下修煉了鋤毒草的全套功夫，年年鋤，月月鋤，樂此不疲。毛澤東發明的群衆性、業餘性、大張旗鼓的鋤毒草運動，正在通過書報檢查官之手，發展成爲高技術、高密度、全天候的洗腦消毒監督專業網，官方的說法叫“警鐘長鳴”。
文化是活的，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微弱如小草，即使被壓在石板底下，也會自己追求光明，自己辨認方向，不消別人“代表”。被書禁、報禁、網禁代表方向的“先進文化”到底是什麽東西？我實在猜不出來，估計是些沒有生命的化石。
八 執政之基和發財之源互相寄生
三個代表當中，意味最深長的是“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
什麽是“先進生産力”？只有書呆子才會到經典裏去查答案。那種答案是死的。活的答案應該“下海”去找。市井中人都能根據親身體會告訴你：先進生産力就是“大款（注１１）。凡是有頭有臉的中國大款，沒有一個說自己不是“生産力”的，更沒有一個說自己不“先進”的。一省，一市，一縣，乃至一鎮，都有被黨政領導摟在懷裏的納稅大戶，他們是黨政領導的衣食父母,理所當然是本省本市本縣本鎮的“先進生産力”。“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這句官場的文言，翻成商場的白話，無非是“代表大款的利益”，如此而已，未必有更深刻、更崇高的哲理。
近五十年的新中國史是一部黨政官僚機構膨脹史。這也難怪，因爲共產黨擔負著領導一切、監管一切這個空前沈重而且越來越沈重的任務，老百姓的一切都得請黨和政府安排和批准，政府的一切又得請共產黨指示和監督。清朝中葉的龔自珍有感于官僚之多，發出過“五倍金元十倍明” （注１２）的浩歎，其實和今天比，是小巫見大巫。今天的中國有幾萬個中共黨委機關和政府機關：全國，除了中央政府機關，還有淩駕於中央政府之上的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幾十個省市的政府機關之上，存在著指揮它們操作的幾十個中共省市委機關；幾千個縣政府機關上面，有幾千個中共縣委機關；幾萬個鄉鎮政府機關上面，有幾萬個中共鄉鎮黨委機關。共產黨機關的幹部，從黨中央到鄉黨委，誰也不靠黨費吃飯，統統吃納稅人的飯，老百姓的飯。國民黨執政時，基層政權在縣；共產黨執政後，基層政權在鄉。大躍進之前，一個鄉養活脫産幹部一個到幾個（注１３）已經不勝負擔，現在一個鄉的脫産幹部數以百計。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幹部的固定工資靠國庫，附加的各種補貼卻靠自籌，後者超過前者，越肥的地方超過越多，依仗的無非是“先進生産力”。縣鄉納稅大戶的貢獻和贊助，關係到當地幹部的收入，也是當地黨政機關各種額外開銷的來源。執政之基和發財之源互相離不開，形成了官商一體，權錢一家的新局面。
中國的官商一體，根源在於官場對市場的支配權，這是毛澤東遺傳下來的祖制：“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党是領導一切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萬變不離其宗，党的領導始終穩穩坐在臺上釣魚。沒有這種官場支配市場的先天基因，不可能形成市場對官場的依賴關係。而前面指出的官場對市場的依賴，更使官商難分難解，到了互相寄生的程度。
姑且退一大步，假設中國沒有陳希同，沒有成克傑，沒有遠華案，沒有中國銀行案，假設共產黨毛主席培養出來的幹部個個是雷鋒，是焦裕祿，假設大款的全部進貢統統歸入了財政部的大金庫和黨政機關的小金庫（注１４），沒有一個錢中飽私囊，假設真的出現了這種求之不得純潔美麗的前提，難道官商一體就“正常”了，“不腐敗”了？
事實上，在油水歸公的“正常”情況下，進行這種權錢交易就更加明目張膽，更加肆無忌彈。本鄉的納稅大戶如果用土火藥做焰火花炮，支援土火藥就是三個代表的當務之急，本鄉的政策必須向土火藥傾斜。本縣的納稅大戶如果造假酒假煙假藥，支援造假酒假煙假藥就是三個代表的當務之急，本縣的政策必須向假酒假煙假藥傾斜。本市最大的納稅大戶如果搞走私，支援走私就是三個代表的當務之急，本市的政策必須向走私傾斜。這些道理，都是生而知之，無師自通的。凡是大款拜託黨政領導高擡貴手的，統統都是“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土地批租是“先進生産力的要求”，優惠貸款是“先進生産力的要求”，踐踏勞動法、環境法、合同法、專利法是“先進生産力的要求”，發佈假新聞，製造假證明，替大款保駕護航，包打官司，哪一條不是“先進生産力的要求”？對於納稅大戶的要求，哪一條不應該百分之百支援，百分之百滿足？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在“代表先進生産力要求”的題目下做得天衣無縫，問心無愧。所以，即使億萬神州盡舜堯，官商一體仍然是腐敗、腐敗、更腐敗的制度。
三個代表，各有千秋。“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是句空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是句謊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始終代表中國大款的要求，倒是句真話，可惜和老百姓無關，那是執政之基和發財之源的婚禮進行曲。在從上到下提倡“辦實事”的聲浪中，遇到替大款辦實事，總是覺悟最高，勁道最足，空話最少，落實最快。這是有目共睹的政績，不應該抹煞。
九 誰來代表被排斥在先進生産力之外的弱勢群體？
我們已經大退了一步，假設中國領導人個個是雷鋒；現在姑且再大退一步，假設中國是個沒有官商一體的古典社會主義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由領導一切的中囯共產黨來“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到底算不算人民和國家之福？
聽起來好得很，想一想糟得很。奧林匹克委員會不代表整個體育運動，只代表金牌得主，行嗎？教育部只代表博士後，把基礎教育和掃盲教育置之腦後，行嗎？難道中國可以和先進生産力劃等號嗎？連喜歡放空炮的毛澤東也念念不忘中國落後。經濟落後是中國向聯合國繳納會費所以如此之低、加入ＷＴＯ的條件所以如此之寬的根據。新中國的歷代領導核心從來沒有放棄過中國落後這個論斷。非先進生産力是中國的汪洋大海。“領導一切”的黨宣佈自己的職責是“代表先進生産力”，準備把汪洋大海置於何地？
“生産力是最活躍的因素”，沒有“不要求發展”的生産力。先進的生産力要發展，非先進的生産力也要發展。先進不先進，應該在市場競爭中見分曉。它們之間在資源和市場上的矛盾，應該靠競爭解決，不應該把三個代表的好惡喜怒作爲砝碼加上去。它們之間的糾紛，也不應該靠三個代表解決，而應該靠大公無私的法律解決。在三個代表的偏袒和傾斜下，先進生産力越快樂，非先進生産力越痛苦。錦上添花和雪上加霜，連乒乓球裁判員都不應該做，何況是領導一切的最高絕對權力？在一黨統治制度下，不管什麽東西，不管壞得象文化大革命還是好得象生産力，一旦由党充當代表，一定左右逢源，無法無天；一旦被黨遺棄，一定從此瀕於滅絕。党的傾斜必然損害後進，揠苗助長必然毀掉先進，這實際上是兩頭落空政策。新中國這種由共產黨導演出來的教訓，無論在計劃經濟或者商品經濟時期，何止千萬！
嚴重的後果是分裂社會。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是“一切聽從黨安排”的制度，安排誰搞先進生産力，不安排誰搞先進生産力，都由從中央到支部的共產黨作主。佔有先進生産力的是少數人，無法佔有先進生産力的是多數人。現在，有幸佔有先進生産力的人上升爲天之驕子，被排除在先進生産力之外的人則淪爲弱勢群體。在這種情況下，負責領導一切的三個代表卻宣佈只有先進生産力才是自己的“親骨肉”，至於非先進生産力，對不起，請原諒，從今以後，不代表了。和不同生産力相結合的各階層被一分爲二：代表的和不代表的，豈不令人震驚！
一個普通人，喜歡先進，不喜歡不先進，那是他的感情和嗜好，別人管不著。當政者應該多少懂點國家的道理，對國家有點責任感。金字塔的尖頂是好看的，比塔體和塔基好看，但是這些作爲塔的本體和基礎的大衆人才、適用技術、傳統産業，偏偏是國計民生的來源。當強者和富者雞犬升天的時候，誰來代表束手待斃的弱勢群體？九億農村居民該走什麽門道才高攀得上先進生産力？從夕陽企業裏下崗的失業職工，有幾個能僥倖登上高精尖的先進生産力殿堂重新就業？今天的日子沒法過，明天的出路在哪里，子孫的希望又在哪里？這種社會，穩定得了嗎？能凝聚嗎？維持得下去嗎？
十 和專制政治水火不相容的政黨制、代表制
前面我請事實說話。事實告訴我們：中共起家時確實代表過工人，但它早就變了，不再把工人疾苦放在心上了。中共靠農民打贏了仗，奪到了政權，可是農民至今仍然處在社會的底層，沒有財産權、政治權，連人身權也沒有，處處低人一等。一九八九年以天安門爲中心、以學生爲主力的長達五十天的和平示威，行使憲法理應保障的公民權，表達了反腐敗、要民主的全民訴求，被共產黨的幾名元老調動幾十萬軍隊鎮壓了。鎮壓人民的人怎麽配代表廣大人民！共產黨掌權以來，一貫實行書報檢查制度，製造文字獄，扼殺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沒有資格代表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共置弱勢群體於不顧，以“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爲名，實行官場支配市場的官商一體制度。由此可見，“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是空話；“始終代表先進文化”是謊話；“始終代表先進生産力”是官商一體的同義語。
這些都是事實。但理論家弄慣了理論，不太看得起事實，未必聽得進去。那麽好吧，爲了啓蒙，我也來講點道理——統統都是粗淺的常識。
“代表”這個範疇，在多元社會裏産生，在政黨政治中起作用。社會存在著多種成分，各有自己的利益和觀點。他們之間，有矛盾，有鬥爭，但互相依存，不能分裂，分裂的結果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少數因爲離不開多數，只能服從多數。多數也因爲離不開少數，只能保護少數。各種群體，通過各自的政黨和代表，除了在共同約定的憲章和法律的基礎上討價還價之外，別無選擇。一切政黨和代表，誰也不能爲所欲爲，只能依法發出各自的呼聲，維護各自的利益。他們的作用，是如實承認和具體解決多元社會中各種成分間的矛盾，使全社會各種力量在相互制衡中運行。這是政黨政治的起源。
政黨和代表都是民主的産物，民主的工具。從納粹和法西斯可以知道，以專制爲目的或手段的政黨是假政黨。從“基地”的拉登可以知道，以壟斷和排他爲特徵的代表是假代表。對於政黨和代表，壟斷是遮羞布，競爭是照妖鏡。政黨和代表的真假好壞，靠民主篩選。中囯共產黨如果有興趣當真代表，不想當假代表，就得允許競爭，不應該害怕和壓制競爭。合格的執政黨和合格的領袖，應該在競爭中上臺和下臺。執政的過程，應該是面對監督、接受挑戰的過程。所謂“領導党”和“被領導党”，是笑話；“一代出一個”終身領袖，也是笑話。這種常識，中國人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懂了。當時的諺語“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短短十六個字，概括了政黨政治的ＡＢＣ，反映了中國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所已經達到的共識。可惜的是，儘管毛澤東起初也擁護過這十六個字，後來卻自甘墮落，和千奇百怪的帝王思想同流合污了。
“朕即國家”是法國太陽王的歷史，黨即國家是中囯共產黨的現實。在民主制度下，黨和國家是兩碼事，執政黨和國家也是兩碼事。党可以代表左派，代表無産者，但國家絕對不可以搞什麽“反右派鬥爭”或者“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至少在中國絕對不可以。爲什麽？因爲那是犯法的，因爲神聖不可違反的《憲法》莊嚴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左派和右派，有産者和無産者，都是合法公民，都受國家保護。國家的作用在於公正，對全體公民，不分階級成份和思想傾向，必須一視同仁地保護他們的一切合法權益。只代表部份公民而不代表全體公民的“國家”，不配稱爲國家。一切合法政黨必須依法活動。執政黨的義務是執行不偏不倚的國家職能，這是它的第一天職。執政黨必須依法實施政策，政策可以偏左，法律必須執中，否則國將不國。違反法律，對執政黨來說，是自掘墳墓，自甘墮落爲非法党，自甘被國民唾棄。動不動講立場，動不動講“站在哪一邊”，那叫鬥爭哲學，不是法律行爲，不是國家行爲。蹺蹺板那種玩意兒，小孩子可以玩，國家怎麽能“站在這一邊”，或“站在那一邊”？所以在民主政治下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在党國一體化的專制制度下就成了大問題。
實行政黨制、代表制，本來是好事。但政黨制、代表制和專制政治之間水火不相容。以党治國應該結束，民主制度必須建立。有志于始終代表好東西的政黨，不應該不懂這些常識。
十一 秦始皇的國和巴金的家，有沒有代表都是它
毛病不出在“代表”上，毛病出在一党專制這個根本制度上。有一黨專制在，別說三個代表，三千代表又能有什麽用？
明明是多元社會，硬要把一党專制作爲特色，就費解了。明明搞一元化領導，偏要玩“代表”的把戲，更費解了。
巴金先生筆下的家，由高老太爺實行一元化領導，老太爺自己就是一切。少爺服從老爺，老爺服從老太爺，全家聽老太爺的話，照老太爺指示辦事，做老太爺的好孫子，豈不“吉”了！
秦始皇締造的天下也不承認多元。東西南北中，士農工商官，天子的利益就是三十六郡的利益，天子的要求就是各色人等的方向。說到代表，秦始皇就是總代表。他決定焚書坑儒，焚書坑儒就是先進文化的方向。他批准了皇宮的圖樣，蓋阿房宮就是先進生産力的要求。他要消滅六國，發動殺人盈野的戰爭就是一切老百姓（包括敵我雙方，生者死者，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在內）的根本利益。哪怕脆弱的統一僅僅維持了短命的十二年，哪怕十三年後天下重新大亂，雖然萬骨已枯，畢竟一帝功成，後世自有想當皇帝和願當奴僕的人跑來燒香磕頭，歌功頌德。千百萬老百姓家破人亡都是雞毛蒜皮，唯獨始皇帝的獨裁經驗是永垂不朽的大道理：民衆服從官僚，小官服從大官，全國服從皇帝，皇帝領導一切，實行領導支配下的服從，服從基礎上的領導——你看，秦王朝雖然不幸“二世而亡”，卻替中國創立了兩千年奴役的基本制度。中國已經有了這個顛撲不破的“特色”，還要那勞什子“代表”幹什麽！
如果真的允許各種成分各有各的利益，設想一下四川高家：覺新代表自己娶了梅表姊，鳴鳳代表自己嫁了覺慧，年輕人代表自己遠走高飛出去尋找真理，老太爺代表自己蹲在家裏安度殘年，統籌兼顧，各得其所，豈不是好？無奈這樣一來，置老太爺的權威于何地？置天、地、君、親、師這五項基本原則于何地！
再設想一下秦始皇，如果虛君共和，君主立憲，和平統一，三十六郡直選代表，成立合衆國，召開代表大會，大家七嘴八舌，按照憲政原則和民主程序決定國家大事，哪里還會有暴政的悲劇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詛咒……？
說到這裏，一定有人失笑：怎麽能要求兩千年前的秦始皇實行現代社會的代表制？的確，這是我百分之百虛構的神話。但天天出現在中國人眼前的，卻是一個百分之百真實的“人間”：兩千年後的中國，早已推翻了帝制的中國，現在仍然號稱共和的中國，已經出現了政黨的中國，居然還不承認多元社會制度和多元政治制度，居然還在誓死捍衛一黨專制！碰上這種時代錯誤，處在這種制度下，“代表”能有什麽意義？所以，在一黨專制下講“代表”，好比草台班子演黃粱夢，雖然號稱重頭戲，畢竟是“粉墨春秋”，難入正史，當不得真。
十二 新時代未見誕生，舊時代正在咽氣
永遠領導一切的一黨統治制度，是政黨制度的異化，皇權制度的變種。皇權制度被辛亥革命推翻了，找不到真龍天子的軀殼借屍還魂，只好附在政黨身上。它在專制路上已經走得如此之遠，早已到達“史無前例”的盡頭。它把多元社會塞在一元領導的框子裏，把社會關係簡單化了。它使人與人之間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領導和服從的關係，別的關係都被降到了無足輕重的地位。它只允許一個聲音——黨的聲音，只滿足一個要求——黨的要求，只實現一個利益——黨的利益。既然如此，還有什麽必要去創造三個代表的新理論？
但是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爲出現了新的行情，新的問題。中囯共產黨是在上世紀的四十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的全盛時代奪到政權的。當時它和全世界一切共產黨一樣，宣佈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化身，馬列主義的化身，社會主義的化身。要說代表，它當時有資格代表那三樣東西。那時行情不錯。五十年來，形勢大變。社會主義的先進性，馬列主義的正確性，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都遇到了無法回避和無法回答的挑戰。
對某些領導人來說，社會主義的先進性，馬列主義的正確性，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其實無所謂，因爲他們歷來只靠党的領導吃飯，不靠社會主義、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吃飯。可是，一党統治的大廈，全靠這三根支柱在硬撐場面。舊的支柱撐不住了，如果沒有新的支柱替代，一黨統治的舞臺就坍塌了。
史達林雖然把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拐彎抹角寫在蘇聯憲法的一個定語從句之中，卻沒有找到說得出口的理由（注１５）。中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堂而皇之寫在憲法序言上的，還陳列了兩條似乎存在的理由：中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既取得了新民主革命的勝利，又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制度。用這兩條天大的理由，證明中國應該永遠屬於共產黨領導的勢力範圍。近來頗有人主張修改憲法，一党領導勢必成爲衆矢之的。姑且遵照鄧小平“不爭論”的指示，也不去論說“打天下者坐天下”到底算 “毛澤東思想”還是 “朱元璋思想”。如果有人問你，取得了勝利的“民主”究竟藏在什麽地方，被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現在又在哪里，這兩隻據說早就被好貓抓在手裏的大“老鼠”，你能把它們拿出來給大家欣賞欣賞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既然兩大根據一起落空，你叫一黨統治到哪里去覓地自容？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托梁換柱，用新三件取代老三件，顯然是挽救一黨專制的最後一著。新老三個代表之間，又繼承，又發展。新三個代表的智商相當高：你懷疑社會主義，總不能懷疑“先進生産力”吧！不相信馬列主義，總該相信“先進文化”吧！共產黨代表不了具體的工農大衆，總能代表抽象的“最廣大人民”吧！老三個代表年老體衰，無法返老還童，新三個代表總能長生不老吧！這樣，一黨統治就能在新三件的理論基礎上與時俱進，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了。
有人說三個代表開闢了新時代。中國人的確正在創造自己的新時代。但是新時代不可能來自三個代表。在三個代表那裏，我看到的全景是：枯藤老樹昏鴉，夕陽冉冉西下。
有人說新三個代表豎立了里程碑，我認爲很有見地。新三個代表的提出，確實標誌著舊時代正在中國咽氣，現在處在方死未生之際。
十三 實至名歸的貴人党、富人党、強人党
好心的朋友知道我在評論三個代表，對我提出忠告，怕引來大禍。我想了以後，回答道：謝謝您了，隨他去吧！
有朋友告訴我：三個代表的驚人之筆，不在解放生産力，不在創造前所未有的文明，更不在代表人民群衆——這些話，講來講去，一代不如一代；三個代表之所以開創新時代，新就新在允許資本家加入中囯共產黨！
原來如此！！容我補充——這是最後一篇，第十三篇。
不過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爲中囯共產黨領導中國到今天，吸收資本家入黨本來就是題中應有之義。
造反靠窮人，是天經地義；掌權靠強者，也是天經地義。這種事情，古已有之，不是創造。朱元璋本是無業遊民，打江山時離不開窮人。他當上明太祖後，儼然真命天子，哪能再和破破爛爛的老朋友廝混？
有人覺得奇怪：共產黨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怎麽可以容得資本家入黨？又是資本家，又是共產黨，非驢非馬，成何體統？
世界上非驢非馬的東西有的是，不成體統的東西也有的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朱元璋一闊臉就變，大家都認爲理所當然。朱元璋變得，爲什麽共產黨變不得？
即使在過去，共產黨內也不是沒有資本家。中共一大到七大的黨章，都不禁止資本家入黨。那個時候，共產黨缺錢，資本家有錢，資本家的錢對共產黨有用，爲什麽拒絕他們入黨？
八大前出現了新情況。中共已經全面完成了“剝奪剝奪者”的任務。資本家被剝奪光了，沒有錢了，因此沒有用了。一九五六年，經毛澤東同意，鄧小平主持修改黨章，才對“入黨條件”破天荒第一次加上了“不剝削他人”的限制。有些老左派理論家，年紀雖大，見識不廣，以爲“我黨一貫”不准資本家入黨。其實，“我黨一貫”以黨的實利爲重，誰對党有用就允許誰入黨，誰對黨無用就禁止誰入黨，比一竅不通的老左派高明多了。
非但今後需要有錢人源源不斷向黨輸送新血液，而且老血液中早就有了人所共知的暴發戶。一部分著名的共產黨員，及其終身伴侶，嫡傳子孫，下海弄潮，“白”手起家，早已變成紅色富豪，革命大款，這種靠革命特權發財的寄生蟲難道還少嗎？真的把這些人統統開除出去，黨的公開分裂勢必難以避免。既然党的利益離不開紅色資本家，可見向紅色資本家開門是非常順乎黨心、合乎黨理的事情。至於“紅色”不“紅色”，當然以承認不承認黨的絕對權力爲試金石。反對一党專制的資本家是絕對不准入黨的。因此，向擁護一黨專制的紅色資本家招手絲毫不意味著党對領導一切這個根本制度的動搖。恰恰相反，它意味著時候到了，領導一切的共產黨需要公開承認既成事實，宣佈自己是主宰中國的貴人党、富人党、強人党了。道理就這麽簡單，不值得大驚小怪。
有人預期，紅色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將是中國由專制向民主演變的開始。我看這種與虎謀皮的預期注定要落空。看看中共黨內早已存在的暴發戶們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爲就明白了——他們到底在搞民主還是在搞專制？陳希同也罷，成克傑也罷，有權的也罷，有錢的也罷，所以發財，所以掌權，靠的都是紅色專制，專制是這夥一丘之貉共同的命根子。三個代表的理論開闢不了民主制度的新時代，在絕對權力的感召下入黨的紅色資本家不可能是政治改革的動力。
我的評論到此結束。
注 釋：
（注１）影響最大的，有１９２２年的香港海員總罷工，和１９２３年的京漢鐵路總罷工。海運和鐵路幹線的癱瘓引起全國矚目。
（注２）“買斷工齡”是中國一勞永逸對付失業工人的新辦法。經領導批准，由工廠發給工人一筆數額不等的錢，工人只要收下這筆錢，等於從來沒有做過工，從此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所規定的一切保障，工廠對他不再負任何責任。
（注３）“包身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有些紡織廠的工頭到農村中去招募女工，由工頭付一筆“包身費”給農戶，由農戶出“包身契”給工頭；農戶的女兒就被工頭領到上海，在工頭的支配下做工，被稱爲“包身工”。她們在“包身契”所規定的年限（一般爲三年）內，由工頭發生活費，但必須把工資交給工頭。夏衍先生當時曾效法恩格斯，深入貧民窟，寫了一篇關於《包身工》的報告，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公開發表。
（注４）中共認爲，組織工會乃是中共一黨的專利，絕對不是工人自己的權利。只有接受中共領導的工會才可以稱爲“工人自己的工會”。凡是不接受中共領導的“自發”工會，過去統統是黃色工會，即帝國主義、無政府主義、北洋軍閥、封建把頭、國民黨的禦用工具；現在統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法組織。這是中國在對外談判中堅決不和世界接軌的爭端之一。
（注５）就全國範圍而言，土地改革結束於一九五三年春天，而農業合作化完成於一九五六年春天。所以，在中國大陸，農民統共享受了三年耕者有其田的日子。
（注６）這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兼歷史研究第一所所長郭沫若的史詩，題目就叫《主席走遍全國》，作於一九五八年，發表在當時全國幾乎所有的報紙上。我希望有朝一日，未來的歷史學家能寫一篇新的史詩：《主人走遍全國》。
（注７）“放衛星”是中國大陸一九五八年報道農業奇迹的專用名詞。發源地可能是河北徐水縣，是獻給毛澤東看的，後來正如彭德懷所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湖北，安徽，相繼捷報頻傳。當時我在安徽無爲縣官鎮鄉的鎮河農業生產合作社勞動。和我們毗鄰的社，在省委的授意下，夤夜組織幾百名勞動力，把十畝已經成熟的水稻秘密“（合）並（移）栽”到一畝地上，五天以後，敲鑼打鼓，在這一畝地上揮鐮收割，恭請省委、地委、縣委三級聯合工作組蒞臨攝影驗收，放了一顆“水稻畝産五千斤”的衛星，消息登在《人民日報》頭版腹部。這個神話使我第一次接觸到中國農村工作的陰暗面：共產黨的省委有本領像做戲那樣弄虛作假，被揭發後有臉皮公然文過飾非。安徽高産的謊言直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才在高級領導機關中半遮半掩揭穿，但這個省在大躍進神話中活活餓死的幾百萬人再也不能複生了。
（注8）不准你看的，當然包括法輪功的書在內。煉功的人，主要是無錢求醫買藥而渴望治病健身的窮苦人，包括農民和失業職工，其中許多是老人和病人。書的內容主張以真摯、善良和寬容的心境修身養性，但有兩條理由使它被判決爲邪教。一條理由：因爲一九九九年有一萬名練功者以靜坐半天的和平方式參加請願，懇求中共中央允許他們練功，不要取締他們。請願結束後，場地乾乾淨淨，沒有垃圾遺棄，如此秩序井然，使共產黨自歎不如，足以證明法輪功是党的心腹大患。另一條理由：因爲在幾千萬名練功者中出現了自殺的人，歷年累計的自殺率是十萬分之一到一百萬分之一，由此也足以判決法輪功不可能不是邪教。我不知道依法治國是根據同一標準還是雙重標準，比方說，在中國，凡病人、黨員、市民、國民的自殺率達到同等水平者，該衛生部、該政黨、該城市、該國是否同樣應該被判決爲邪部、邪黨、邪市、邪國，予以取締？——如所周知，中囯共產黨的黨員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的自殺率（而且是被該黨迫害致死的自殺率）無不高出這個比例幾倍乃至幾十倍，以致從來沒有公佈過。
（注９）中國的成文史，從甲骨文算起，是三千多年。常有人說中國“五千年”文化，但“五千年”顯然不是指成文史，也不像是以出土文物爲根據的史前文化，有點像是故事傳說史。
（注１０）書報檢查官名聲太臭，因此不可能設置以此爲名的職稱。但實際執行書報檢查任務的官多如牛毛。官有大有小，有專業的，也有業餘的。在業餘書報檢查官中，有天大的官，如決定封殺劇本《海瑞罷官》的毛澤東，決定封殺電影《苦戀》的鄧小平，都是這種業餘性的書報檢查官。
（注１１）“大款”是中國的新辭彙，産生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專指從那個時候以來出現的新富豪，他們大多是憑藉官場勢力而搖身變成的暴發戶。雖然常常被稱爲“白手起家”，實際上黑手起家者居多。
（注１２）見龔自珍一八三九年寫的《己亥雜詩》第六十四首。翻成白話是：“本朝在冊的官員象茅草那樣越來越多，相當於金代元代官員的五倍，明代官員的十倍；讀書人的責任是把歷史的軌迹留給後人知道，所以我寫了兩篇關於職官制度的著作。”這兩篇著作都失傳了，但龔自珍的感慨當是以研究成果作爲根據的，決非泛泛而發。
（注１３）鄉幹部的建制，全國沒有統一規定。大躍進之前，我到過的鄉（華東，華北，西北），所配脫産幹部從一個到五個不等。中南和西南不可能多於此數。東北不詳。
（注１４）財政部的大金庫，指國庫；來源是稅收、國債和國有企業的上繳利潤；動用國庫的權力屬於黨委和政府。黨政機關的小金庫，歸党和政府下屬的部、司、局、廳、處、科所有；來源是這些單位自己“創造的收入”（簡稱“創收”，包括：機關辦公司的利潤，“挂靠”單位的納貢，以及辦公過程中的“好處費”和“罰款”等）；動用小金庫的權力屬於各該單位的首長。
（注１５）關於中囯共產黨籠罩一切的領導地位，中國憲法在序言中堂而皇之，直言不諱。而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只拐彎抹角存在于蘇聯一九三六年史達林憲法第十章第一二六條的一個定語從句( attributive clause)之中，顯得忸忸怩怩。原文雖然拖泥帶水，但考慮到早已絕版成爲孤本，不妨照抄如下：
“第一二六條 爲適合勞動者利益並發展民衆組織自動性及政治積極性計，保證蘇聯公民有權結合于各種社會團體，即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團體，體育及國防組織，文化、技術及科學會社；而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階層中最積極最覺悟之公民，則結合于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即勞動群眾爲鞏固及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奮鬥之先鋒隊，勞動群眾所有一切社會團體及國家機關之領導核心。”
中國憲法和蘇聯憲法的兩種筆法，代表著兩種心態，都有點意思，耐人尋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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