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5)

作者:郭軍(執筆) 王碧波(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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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1月17日訊】

接上文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1)

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2)

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3)

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4)

那時街上大概已有人被轟走,因為有好多空屋子。紅衛兵給我們帶進一間挺小的空屋子,我們有五六個「黑五類」,除了一對老夫婦外,其餘都是老太太。紅衛兵讓我們坐一圈,後邊的人打前邊的耳光,轉著圈自己打自己。我後邊坐的是那個老頭,自然打得特別疼。打完,紅衛兵挨個兒鉸頭髮,就是任意地揪著頭髮大把地剪掉。剪完腦袋就像狗啃似的。

輪到我,紅衛兵問我,我說婆家是中農,他們說:「你好成分,你鉸不鉸啊?」我怎麼敢說不,就鉸了。反正受了一夜罪,他們打我們一陣,歇一陣,然後找來什麼髒水,逼我們喝。倒是打得不太厲害。第二天天快亮時,紅衛兵找來很多紅顏色,給我們抹上,然後讓我們到街上掃街去。

第二天因為鉸禿了頭髮,在家呆了一天,也不敢出去,紅衛兵也告訴我們不許出去。到了晚上,紅衛兵又把我們帶走了,這次打人可來真的了,還是在那間屋子,先是繩子抽,後是壘球棒子打,幾乎一夜沒停歇。因為屋子小,他們不能同時打,就一個個輪流打,打了這個打那個,這樣每個人等於都可以停一會兒不挨打。打到天亮時,他們說:「叫你們都回老家,知道不?」

我和郭篤民在北京認識的,雖然聽說有老家,但是我從來沒有回去過一回,郭家又是七八輩單傳,村裡早就沒有親戚了。可是紅衛兵打得那麼厲害,我也害怕了,想著不走也不行,就讓孩子們去銷戶口。孩子們就去銷戶口,他們問片兒警:「光銷我媽一個人行不行?」片兒警說:「你媽不是五類分子,也不是我們讓走的,你去問街道。」

孩子們一問街道組長,她說:「你們這是造無產階級的反,都滾蛋!」我想,紅衛兵把全家人包括大女兒的東西都封了,大女兒使什麼東西過冬啊,就把她叫回來,想讓她和紅衛兵說說,把她的棉衣拿走。她回來後,紅衛兵問是誰,我說是我大女兒,紅衛兵說:「都走,都滾蛋!」她說:「我是林場工人,我回來拿衣服來了。」紅衛兵說:「沒有好東西,都滾蛋。」我當時想,大女兒那麼年輕,有工作,更沒有罪,可以不走,可是我不敢張嘴,張嘴就挨打呀。這樣,全家都得走,我和小兒子先走,她們仨人想等等,等和紅衛兵要點東西再走。

我和9歲的兒子先走了。我脖子上掛了「反革命家屬王碧波」的大牌子。回到村裡,一個人也不認識,找了半天才找到大隊辦公室。這時是吃午飯的時候了,大隊書記問我認識村裡誰,我說認識一個姓周的,前些年到北京我們家去過。書記就派人給他家送信兒,讓他家做飯,呆會,周家就端來一鋁盆棒渣粥,這算吃了午飯。

村裡本來還有我們家13間房,因為家裡沒人住,郭敬培就把它出租了,先是租給村外的飛機場,後是租給公社,公社自然不會給我們騰房。村裡就一戶姓李的中農,因為主人有點聾,叫李聾子,租給我們一間房。這房子是李家放柴禾的,大小有7平方米,李家現抱出去了柴禾。那是1966年8月底,天很熱,我們夜裡睡下後,屋頂上趴著的蟲子都下來咬我們娘倆。雖然我已經好幾夜沒睡,可這夜也沒睡著,抓了一夜癢。孩子因為太小倒是睡著了,結果咬了一身大紅疙瘩。抓破了就感染,就爛,那時東西全讓紅衛兵扣在家裡,沒衣服穿,孩子的瘡口就和穿的那件破絨褲粘到了一起。儘管如此,第二天我也得出工。

過了幾天,幾個孩子也來了,他們拿著糧票到縣城裡買了些糧食,有小米,那還算是好糧食。把糧食鎖在家裡,小兒子去上學,我們娘幾個都去出工了。回來後,發現小米口袋有人動了,而且從屋裡一直灑到屋外,我就估計有人進屋偷過了。我猜是房東乾的,就跟隊長說了,他說:「他們家向來是愛偷東西,可是你還別說,因為你這種身分,說了後不但沒用,他們還得倒打一耙。」我也就不敢再言語。

我們家帶回去一個縫紉機,村裡說:「這個機器算是大隊的,現在是借給你用。村裡又缺做活的,你可以做活掙工分。」這樣,我在家做活,兩個女兒出工去。大女兒常在家哭,我就說:「誰讓你回來的?你是工人,還是先回林場去,想想辦法。」她就回了順義潮白河林場。林場領導還挺好,說我們也沒讓你走,你還是回來吧。她還留了個心眼兒,回村後沒上戶口,這樣拿著糧食關係又回了林場,回去之後,領導就幫她把戶口上了,又上班了。

那年二女兒17歲,三女兒15歲,她們倆出工,我在家做活掙工分。可我在家也看不住家,院子裡是房東晒的糧食,大秋分糧食後,我們只能把糧食晒在房頂上,可也不能總站在院子裡看著房頂 ,所有李家就還是偷。

我就覺得日子沒法過,雖然我做活計件,做一條褲子給4個工分,還給一毛錢線錢,一天做4條褲子,比整勞力掙得還多。可9歲的兒子不能上學,因為是轟回去的狗崽子,所以一上學就挨同學的打。有一天我看他滿身白花花的,一問是全班同學啐的吐沫。我聽了心裡真難受。本來村裡學校都是土台子,沒桌子,上課趴了一身土,這回又是滿身吐沫,我就不讓孩子上學了。不上學在家撿柴禾,要過日子。大秋分的柴也不夠燒的。有一天,孩子撿了10筐茬子頭(玉米的根),最後一趟時,實在背不動了,坐在地上哭,一個農民見了,可憐他,幫他背回了家。

後來我想,孩子這麼小就當文盲了,這可怎麼行?再說我也不是因為自己幹了壞事兒轟回家的,是家屬,這事太冤,就沒心做活兒了,想回去。後來聽說北京有平反的,就先去北京打聽了一下。回來就在1966年年底帶孩子們回北京了。

開始找到正義路市人大的院子,住在院子裡的大棚裡,幾百人天天在地上睡覺,有時下雪,頂子不嚴實,雪花都落在了被子上。後來有人去了市委大樓的舞廳,那個樓每層都有一個,有幾百平方米大,其中一樓住的都是我們這號人。我們就去了那裡。那兒挺暖和,就是擠,往往是白天人們都去上訪,上街遛了,晚上回來就跟今天的火車站一樣了。在那兒呆著還有補助(其實是救濟——作者注),憑著糧食關係,每人每天4毛錢1斤糧票。這樣發了一個月,雖然在這裡也提心吊膽,因為紅衛兵有時也去打人。在那裡招了一身虱子。一個月後,這裡不再發補助了,讓回各區縣去解決問題。

我們就背著行李,拿著市里安置辦公室開的介紹信回了通縣。通縣可沒有專門負責接待轟走又回來的黑五類的部門。第一天我們東找西找,快天黑時找到黑五類辦公室,他們給開了一個讓房管局分一間房的證明。那時因為轟走了大批黑五類,幾乎條條胡同都有空房。可房管局也不打算給。到天黑時我們娘幾個就帶著行李到了房管局,把行李一打開,就睡在了大門口。等會兒,開會的人散了,一出門問我們是怎麼回事,我說是轟走又回來的。沒房住。他們說,躺在這裡影響也不好啊。我心想,躺在城外野地裡影響好,可凍死了誰知道。就是想讓你們影響不好。問話的人扭頭回了房管局給派出所打電話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回來告訴我們:派出所讓你們住店去呢。我對他說:「你告訴派出所,我們沒有店錢。」我確實也沒有那麼多錢,娘四個住店,一天得花多少錢?他又回去了,再回來又說派出所讓你們先住下,沒錢也行。

這樣我們就住進了鄰近派出所的紅星客店。這是一家小店,我們住的是大通鋪,確切地說,是大通炕。那屋好幾家都是我們這樣轟走又回來的。在這兒住著等,可是等到快年了,房子還是不下來。我就跟二女兒商量了一下,回涿縣拉家具去。轟走時,村裡派大車拉回去了紅衛兵抄剩下的東西。可是那些值錢的東西,幾身好一點的衣服,特別是郭篤民那一箱價格昂貴的畫帖都沒有。

我和二女兒找了一輛汽車回村裡拉家具,三女兒和兒子在店裡等著。涿縣距離通縣至少180里地,拉家具回到通縣已是晚上9點多了。我們就把家具卸在原來我們住的那個院是大門口空地上。我和二女兒把鋪板放在地上,拿出被子,就在露天地裡躺下了。那晚又是下雪,可累了一天,我們娘倆在雪地裡也睡著了。

天亮起來之後,我讓二女兒看著家具,又去找房子,可還是不給。到了晚上,又下了雪。我就跟住街道的紅衛兵說:你看我們也不能老住在雪地裡啊。這時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心眼兒還不錯,就給我們開了一個有兩間房屋子的門,讓我們住在外屋。裡屋還鎖著。住了幾天,一個姓於的街道辦事處幹部,怕我們這家黑五類住的房子太寬敞,還有向大些發展的可能,就叫我們又回到轟走前住的那個院子裡住。可是原來那間15平方米的房子被讓轟走又回來的房東先住上了。就給我們一間只有8米3的東耳房住下。這麼點兒的屋子放下家具後就沒地方支鋪了。我們就把幾個桌子拼在一起,那它當床,這也占了多半間屋子。儘管如此,當時也挺知足,畢竟有了一個窩。初步取得了允許回來的權利。不然整天住店,在小飯館買燒餅吃。不定哪天又會被他們趕走。可誰也沒想到,就是這樣一間小房子,我們娘兒五個,一直住到1986年。整整住了19年。

在這裡住下後,我們還是沒戶口,手裡攥著糧食關係。每月到派出所裡的糧油辦公室去領。待遇自然是歧視性的:一般居民是每月20日左右領下月的糧票,我們只能在28日以後去領。而且沒有油票,只有糧票,更沒有副食供應。

那時我們這樣的人領糧票要過這樣的五關:先自己寫一個條子,到街道組長那裡蓋上她的章,她證明我們還沒被轟走。再拿這個條子到街道辦事處換一封去通州鎮安置辦公室的信。再由通州鎮安置辦公室開一張去縣安置辦公室的信。之後,由縣安置辦公室開一張到通州鎮派出所糧油的信。最後由糧油辦公室根據糧食關係核發糧票。我們的糧食關係是一張20幾開 大小的紙,每領一次糧票都要在背面註上一行字:某年某月糧票已領,並在上面蓋一個章。我們就用這張紙領了整整6年的糧票,後來寫滿了字,再附上一張紙,又寫滿了又附上一張紙。直到第三張寫上一半的時候,才給上了戶口。而且應該按年齡長的定量從未長過,以至於兒子1972年15歲時還吃的是9歲的定量。

就是這樣,我們也是終日提心吊膽地過日子,因為縣裡的安置辦公室還一直努力著把我們往農村安置。那時候,縣裡被轟走又回來的有幾百家人。過些天,中央下了一個通知,上面詳細地規定了必須走和可以不走的條件,孩子們看了通知很高興,因為上面寫的都是四類分子應該走,而沒有說「右派家屬」也必須走。他們以為可以不走了。可是我知道,右派家屬也得再挨轟。果然,紅衛兵又來了。

這一年是1967年,紅衛兵小將們又開始穿上舊軍裝,系上武裝帶上街巡邏、跑步,高喊「紅八月(1966年8月的紀念日)萬歲」。又挨家挨戶地轟打我們這樣的人。

看了那個通知後,我就考怎麼樣好不被再轟回農村。有一夜,我躺在桌子搭成的床上苦苦地想這件事,忽然心裡一亮:通知上不是說凡是老家在沿海、軍事基地附近的,不管什麼人都可以不走嗎?涿縣西河村村外就有一個軍用飛機場,對!就用這條理由和他們斗。我就讓大女兒回涿縣西河村去開介紹信,讓村裡證明這裡是軍事基地,不能留黑五類,村支書就給開了介紹信。他還說:這可不是特別重要的軍事基地。我們心想,甭管它重要不重要吧。

這一天,紅衛兵終於到我們院來了。他們進院的時候,我正在屋,三女兒在院裡看見紅衛兵來了,趕緊進屋向我報信兒。我就忙做準備,那會兒正巧是大女兒工休,家裡買了點骨頭,剛燉得。我馬上蓋嚴藏在床底下,不然,紅衛兵一見保證得踹翻了。

一切準備好之後,可還不見紅衛兵進屋,我很納悶兒,原來大門口還住著一家我們這種人,紅衛兵去他家抄打轟了。過了一會兒,他們打完那家的人進了院裡面,把我叫出了屋。我一見,發現這一回比1966年那次還厲害,那次打人的都是女紅衛兵,這次來的十幾個都是男的,打起來肯定沒輕的。他們見了我第一句話就是「你走不走?」,我說「走」。「哪天走?」「明天。」「幾點?」「8點。」

問話的人一聽說我沒敢說半個「不」字,就從袖筒裡抽出預備好的擀麵杖,一杵我的肩膀,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你要不走,我就打死你!」他們說完又去轟別的家去了。他們出門,我才稍微鬆了一口氣,心想:幸虧沒和紅衛兵小將直接做對。相反,臨近大門那家雖然是先回城的,早就上了戶口,可因為說「不走」,就挨了一頓好打,主婦的頭上都是擀麵杖打得大包。還有一家正在蒸饅頭,紅衛兵打完主婦後,順手把一罐子鹼面扣在了她頭上。

紅衛兵走後,我怕他們明天還會來打,就趕緊拿著村裡開的介紹信,去了縣安置辦公室。那天正好是鎮裡派出所所長值班,他就對我說:「紅衛兵再來,你就把那個證明給他們看看。」我說,「我已經給他們看過了,可他們說那也不算,不走就打死我。我現在身體不好,不禁打,您還是給我找地方,讓我走吧。」那所長就在證明上寫了一行字:「目前正在聯繫。」然後蓋上了安置辦的公章。我出了大門之後,就見各個街道都跑來了剛挨完打的黑五類。有捂著臉的,有捂著頭的,還有哭著的。看來這些人的回答都沒有讓紅衛兵小將們順氣。黑五類們還以為縣安置辦公室是青天大老爺,其實禍根就是他們,就是他們指使紅衛兵到各家抄打的。不然,不知地址、底細的紅衛兵怎麼能一家不落地轟打一遍?

第二天,紅衛兵又到我們家來了,一定是安置辦公室的人先跟他們講了我家的情況,所以態度略微緩和了一些,看了看那個證明,就走了。從這以後,紅衛兵就不再來了。

(未完)

(執筆作者郭軍退休前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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