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6月24日訊】澎拜比毛澤東小3歲，但在農村搞共產革命的資歷比毛早。彭是廣東海豐縣人，家裡每年收田租1千多石谷，佃戶一、兩百戶，屬於超級大地主級別。據親共學者研究稱，「彭的生母是貧窮家庭女兒，16歲嫁給彭父當二奶，經常給澎拜講述窮人的苦難，澎拜從小就同情貧苦農民。」
筆者認為，彭是在日本留學期間，在中共東京小組成員和日本同學中的親共分子的影響下接受了共產主義。1921年下半年回國，在廣州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併入黨。時廣東軍閥陳炯明任廣東省主席，器重彭的才幹，任命彭為海豐縣勸學所（教育科）所長，當時陳獨秀是廣東省教育局長，彭與陳獨秀關係緊密。1922年，彭利用勸學所長職務，安插親信任學校校長，在學生中宣傳共產主義。不久所長職務遭罷免，開始在農村宣傳階級和階級鬥爭，組織農會。
當時各路軍閥在廣東爭權奪利，政局不穩，官方治理鬆懈，官府不作為等局面，給共產黨活動留下很自由的空間。澎湃專程去農村向佃戶們宣講「地主剝削你們佃戶，佃戶要組織起來鬧減租……」一類階級和階級鬥爭觀點時，根本就無人理睬他。因為佃戶和田主間的租約關係，是祖祖輩輩既定的。而且在廣東很多田地是宗族的，地租收入作為宗族公共活動開支。沒有一個農民聽信他的政治說教，親戚朋友和社會賢達都把他當成神經病。縣裡的官員知道他是在宣傳共產主義，一直對他保持警覺。
他總結失敗原因後，採取找能夠親近的鄉村青年個別談心，利益誘惑的方式，籠絡幾個青年，再通過這幾個青年去宣傳、籠絡其他的人。類似滾雪球，人數發展越來越多。還藉助鄉村宗族、會黨的裙帶關係聯絡發展人員。一年多時間，會員發展到數萬人，參加者包括不少知識界人士。
然後建立起縣農會並設立辦事機構，並提出社會政治經濟訴求，內容主要是從維護佃戶利益出發，調解租、佃雙方矛盾衝突；還調解鄉間鄰裡糾紛等；救助有難的會員等。加入了農會的會員還有人身安全感，類似參加了幫會。農會有喧賓奪主代行官府職權的嫌疑。農會聲威大震。甚至衝擊縣政府，和警察武力對峙。後來還掛上廣東省農會的招牌，勢力發展到海豐周邊幾個縣。不過還沒有發展到後來的湖南農民運動那樣的政治與暴力雙重「越軌」程度。因為包括海豐縣在內的粵東部地區還沒有如國共合作後建立的赤化了的國民黨黨部（政權），還是「反動軍閥」陳炯明的天下。1923年底農會被陳炯明取締。
1924年，澎拜當上了由共產黨大佬林伯渠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祕書（不設副部長），並建議國民黨中央設立農民運動講習所，連任第1至第5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用自己在海豐縣搞農村共產革命的經驗作為教材，為共產黨培訓農民運動幹部。澎拜是中共在農村搞共產革命的始祖。後來毛澤東在湖南從事農民運動，澎拜是他的老師。
1927年10月，在海豐、陸豐縣組織暴動，建立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是中共建立的第一個蘇區。殺人血流成河。次年初，被廣東政府軍圍剿，澎拜帶領殘部流竄進山區。後經香港到上海，官位是中共政治局委員，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書記，當時官位高於毛澤東。1929年被下級出賣遭國民黨政府抓捕，死有餘辜。
李大釗指揮河南農民運動。如果說湖南、廣東等省的農民運動是在北伐軍打下了江山，國民黨取得政權的背景下由共產黨農運幹部發動的。那北方如河南省的農民運動發動的背景是什麼呢？
原來直系軍閥吳佩孚下屬的軍長馮玉祥和蘇俄駐華（北京）大使加拉罕、中共北方局頭目李大釗（也是國民黨中執委）等人密會，蘇俄給馮玉祥提供槍枝彈藥收買了馮，搞「馮、共合作」，類似國共合作。馮在軍事上配合南方國民黨北伐，攻擊吳佩孚、張作霖部。在他軍隊占領的河南省，由李大釗領導的農民運動也就開展起來了。
不論是海豐的農民運動、湖南的農民運動，還是河南的農民運動，都不是農民階層自己的政治、經濟訴求運動，而是共產黨謀劃，組織的「赤化」運動。發動運動的前提是共產黨在當地擁有政治權力或者軍事武裝，或者兩者皆有。農民運動的主體是共產黨而非農民。搞農民運動的目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或者配合城市裡的革命，最後奪取整個國家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筆者不久前為《反右運動受難者大詞典》寫的《序》（2萬字）中，對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做的詮釋是：不投降就叫你滅亡，投降了還是要你滅亡。對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的詮釋是：讓你生無立錐之地，死無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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