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7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綜合報導）通常情況下，外交官總是不卑不亢、溫文爾雅，「外交風範」也用來形容一個人禮數周全，通達人情。可是近年來，中共外交官突然亢奮起來，大喊大嚷沒有風度不說，還扮演了中共宣傳部的角色，直接與國際社會對抗，被稱為「戰狼」，此一詞已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但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彭博社記者彼得‧馬丁（Peter Martin）專門對此進行了研究，寫下新書《中國的文裝軍隊：戰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美國的中國時事網絡雜誌《連線中國》（The Wire China）近日採訪了馬丁。
在採訪中，馬丁表示，中共外交官寧願沒有臉面，也要裝扮「戰狼」，對抗世界，是因為中共外交最初就有如軍隊般嚴格的紀律，中共外交官只能照本宣科，遵照最高領導人的指示，來表達忠誠。另一方面，中共對西方政治制度進行了分析，認為西方國家軟弱，就算做了國際社會大加討伐的事情，也不會受到實質性懲罰。
採訪中馬丁還提到，中共外交官有一個經常犯的毛病就是，認為世界其他國家都像中共一樣，只要搞定一把手，就能搞定整個系統。
中共外交機構軍隊化紀律嚴格
馬丁在採訪中認為，在中共的各個部委中，外交部非常特別，有自己一套獨特的軍隊文化 （Martialethos），這使得中共外交官行事如同穿著便裝的軍人。
馬丁說，周恩來是中共外交的奠基人。從一開始，他就在外交部確立了軍事紀律。周說，中共建政後，雖然軍事鬥爭已經結束，但提高中共的國際聲譽和鞏固政權地位的鬥爭，還遠沒有結束。中共外交官必須對黨非常忠誠，有不折不扣的紀律，在中共的利益受到挑戰時，他們需要表現出戰鬥精神。
從一開始，北京就敏銳地意識到它的政權很脆弱，對外部世界保持高度的保密性和警惕性。因此中共外交官需要遵守大量的保密規定，並遵守諸如結伴而行、嚴格遵守談話要點和行動前徵求許可等規則。所有這些都是在1949年建立政權後產生的，我們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們的影子。
馬丁說，中共體制為中共外交官設定了一個上限，使得他們只能照本宣科，缺乏即興發揮的能力，總是要緊緊抓住談話要點，他們的上級如何評價他們對政府的忠誠度，成為第一要務。
馬丁表示，特別是在那些中共與世界發生衝突最頻繁的時期，此時，中共外交官更有可能關注他們如何能夠保持安全，並站在中共政治制度正確這一邊，而不是關注他們的行動是否有助於改善中共的形象。因此，他們經常會發表宏大的聲明，支持北京的最高政治領導人，無論是毛澤東還是習近平，他們會本能地反駁任何對中共的批評，即使他們知道這些批評是合理的，因為他們想避免在國內顯得軟弱。
例如，楊潔篪可以引用《紐約時報》，用完美的英語說話，與人開玩笑，可以很有魅力。但在美中阿拉斯加會談中，楊潔篪扮演起了戰狼，高聲指責美國，而不顧丟失形象。
中共外交說變就變
馬丁認為，中共外交一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出發，有時表現強硬，有時又表現什麼都可以商量。
中共政權建立之初，在國際上很孤立，沒有什麼外交關係，需要外部世界來證明其合法性，還需要與外部世界進行貿易，以確保其利益。因此，必須想出一個外交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要滿足一個封閉和偏執的政治體系的需要，同時也要以一種更開放的方式與外部世界溝通。
這就是周恩來在1950年代中期，與印度討論時採用的一套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在萬隆會議上公開重申了這套原則。
但到了今天，中共的行為幾乎都與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相衝突。比如中共官媒公開批評外國政治制度，外交部發言人宣揚是美軍傳播的新冠病毒，在美國和其它國家散布虛假信息，這些與中共口頭上所說的「尊重主權」和「每個國家都有管理自己事務權力」格格不入。
馬丁還舉例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在最初的幾個月裡，中共外交官們退縮到他們的硬殼裡，變得非常、非常牴觸西方。此後不久，因為中共需要更好的國際環境來發展其經濟。此時，中共又可以擱置領土爭端，甚至可以忽略西方對天安門大屠殺的批評。
但是到了今天，從習近平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他打算繼續鞏固黨對經濟和公民社會的控制，他稱中共在新疆的政策「絕對正確」，他經常談到中國到2050年將在世界事務中占據核心地位，以及中共永遠不會放棄一寸領土的決心等等，又回到強硬一路。
西方綏靖政策給中共自我膨脹
馬丁認為，中共近年來鎮壓香港民主運動，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政策，南海的人工島軍事化等等一系列舉措，中共寧願承擔指責，也不願意放棄行動。原因有二，一個是中共覺得越來越「自信」，二是西方社會雷聲大、雨點小，即使中共如此作為，西方可能會提出抗議，但並沒有真正的膽量去採取任何行動，對中共造成實質性傷害。
中共這種信念植根於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分析，特別是對美國制度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在面對2008年金融危機時，西方未能採取果斷行動。西方在敘利亞問題上劃定了紅線，但沒有真正執行。西方眼睜睜看著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卻無法阻止。最近的冠狀病毒，西方國家也沒有防止它的蔓延。
那麼中共就會認為，當我們擁有黨國的全部力量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支持時，他們為什麼能夠阻止我們的野心？
就連中共外交界內部人士也認為中共已經玩過頭了，但中共依然我行我素。例如，拜登政府上台後，開始與四國集團、七國集團結盟，顯示團結一致對抗中共。然而，中共仍然對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繼續使用脅迫性的經濟手段，懲罰它們。
特別是歐洲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向中共伸出橄欖枝，中國與歐盟花了7年時間來談判投資協議，這是一個重大的外交勝利，它阻止了美國反對中共的統一戰線，也有可能為中國與歐洲達成自由貿易協定鋪平了道路，這些都是對中國非常重要的實質性成果。然而，隨著中共對歐洲立法者的制裁，這個投資協議已經擱淺。
馬丁表示，自2012年以來，特別是在過去的18個月裡，中共這種「自信」已然閃亮登場，可以說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從未見過的變化。中共認為，國際體系正在發生變化，中共是這些變化的主要受益者，而美國是一個失敗者。
中共外交官的一把手情節
馬丁認為，中共外交官經常犯的毛病就是，認為世界其它國家都像中共一樣，只要搞定一把手，就能搞定整個系統。
比如對待川普政府及其背後的民眾支持力量，中共認為如果能夠直接和最頂端和正確的人交談，無論是川普或他的女婿庫什納，或英國的約翰遜首相或其他任何人，那麼就可以自上而下改變整個系統的運作方式。
但問題是，在美國川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的興起和對中共的反擊，這其中有很多是來自自下而上的驅動，來自選民或草根運動，來自地方市長或州政治家，這不是中共與幾個關鍵的共和黨精英或前總統的女婿，通個電話或開個會就能改變的事情。對這一點，中共外交官的不理解根深蒂固。
再如，中共外交官認為拜登一上台，就會改變川普的對華政策。所以當問及中共外交官對拜登政府的感受時，他們會說：「我們真的很驚訝，新政府是不是沒有上位，為什麼沒有採取更柔和的路線，他們似乎只是在重複川普的做法。」
但任何生活在華盛頓或歐洲首都並了解潛在政治規則的人都會知道，不是一兩個人在操縱這艘船，而是要順應整個西方的大眾和精英觀念的變化。
責任編輯：林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