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燕益:系統之惡——評小花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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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2月15日訊】從徐州八孩女、狗鏈女到小花梅成為網絡熱搜詞,徐州方面先後四次發布通報不僅未能平息人們的質疑,再一次凸顯了公權失喪公信力的窘境。民間更有對官方處理固定套路的置喙:比如輿論帶風向把眾怒引向人販子、截斷所有維權進路宣布受害人父母雙亡後對其進行精神病隔離治療並對施害嫌疑者董某立案採取強制措施進行人身控制。毋庸諱言,從事件的發展來看一切盡在官方掌控之中,持續發酵不僅無礙大局,相反在一個多事之秋動盪不迭的當下,客觀上未嘗不可達成聚焦個案減壓全局穩控社會的收效。無論最終對當事人嚴刑峻法還是再祭出個別基層替罪羊均是低成本可控的。

拋開個案表層,除了眾所詬病的地方權力長期尸位素餐瀆職失職包庇掩蓋拐賣人口所造成的一系列惡果,更應看到在這背後的系統之惡。

買賣人口的根源在於底層無論物質還是精神的絕對匱乏。對於賣方而言,拐賣人口無論婦女還是兒童均是高風險高成本低收益的「營生」。一般拐賣人口均需跨省異地進行以達成有效交易,比如有大量西南邊遠地區婦女兒童被轉賣至沿海地區。反之,對於買方而言,不單要跨地買賣而且還要承擔交易風險對收買對象實施嚴格看管及暴力馴化。買賣雙方均承擔不可預見的法律風險。試想,但凡物質精神無匱乏者,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誰願意鋌而走險買賣婚姻、買賣人口?娶妻可以你情我願,無後可以合法收養。小花梅一案,不僅小花梅是受害者,董某及其子女何嘗不是受害者?

拐賣人口的普遍發生屢禁不絕,根本在於公權力及社會資源壟斷、社會服務異化成社會管制。具而言之,由於社會保障、社會救助、教育等基本權利的喪失或虛化導致底層物質精神陷於絕對匱乏之中。正常的性需求、家庭、生兒育女成為奢侈品。更有甚者,由於權力結構問題導致資源分配不公,在各層級地方權力及基層公權力運行主導下,醫療、養老、教育、社會保障救濟等基本民生條件不僅很難造福一方,反而異化成為進一步收割韭菜的工具,加之戶籍制度、計生政策等管制措施的實行,愈加增大了底層的困境民生成本。

站在基層財政、資源現實的立場,依靠計生罰款、上戶口、掃黃打非等等各種手段,依靠合法傷害權,來解決地方尤其是基層財政以及滿足既得利益似乎也尚存情有可原之處。萬事不如吃飯財政,大家都要活下去。由於日積月累的社會問題,中央和地方當局未必不比外界更清楚危機之重重,便需進一步的加強控制。這就勢必進一步增加了基層管控社會的經濟負擔和壓力,無米之炊難以為繼。反過來,管控和收割日甚一日,窒息了民生民權的出路,導致底層資源愈加稀薄生存狀態不斷惡化愈加艱困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不惟拐賣人口,黃賭毒的蔓延泛濫以及社會各種黑色灰色產業的滋生莫不因此產生。

小花梅身上的枷鎖無疑就是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枷鎖整個社會的枷鎖。小花梅出路何在?拷問我們每一個人。

解除這一枷鎖正在於革除弊政,即逐步改變大一統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思維模式,建立權責相對應的權力運行機制,資源及財政有效直達基層終端。比如在地方自治、社會自治、社會自助等方面革除公權力壟斷、社會資源壟斷方面的弊端。改變只有權力沒有責任、只有責任沒有權力的局面,改變既壟斷資源還不做事,既不做事還不讓別人做事的局面。以真正實現如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資源充分兜底,建立牢靠的社會保障底線降低民生成本,正用和善用現代科技手段,充分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從管控、維穩方面轉為社會保障、人道救助、資源共享、查缺補漏之效用,補足最短的木板,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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