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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0日訊】談到中國的穩定，一般來說，有兩种不同的言路：中國社會的穩定和中共政權的穩定。就目前實際情況而言，中共政權的穩定是建立在中國社會的不穩定的基礎上的。影響中國穩定的因素很多，比如，人口問題、生態環境、政治制度、民族沖突、經濟危机、宗教信仰、道德文化、社會公正、醫療、教育、農業盲流、下崗工人、官僚腐敗、兩極分化、艾滋病、黑社會、气功團體、災變、軍事政變、反對党、罷工、暴動、社會運動、戰爭等等，而每一個影響因素并不是獨立的，都可能与其他因素相關，分析起來很不容易。考慮到篇幅和參考資料的限制，本文只對某些影響因素做一些簡要的分析。
一、三農問題
農民的窮苦、農業的危險、農村的敗坏，不是因為農民懶惰無能，而是來自共產党無節制的壓榨。李昌平在他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中，以他的親身經歷哭訴到，農民的負擔重如泰山，農民無論种不种地都必須繳納人頭稅、宅基費、自留地費，80歲的老人和剛出生的嬰儿也不能例外。經常有老人跪在他面前求個說法：“李書記，你說說看，中國有哪朝哪代，要我們80多歲的老人交稅的？”有很多老人痛哭流涕的向他表示，為了免除儿女的負擔，都宁愿早些死。中國歷代王朝，除了極少數暴政之外，對60歲以上的老人向來免稅。
据李昌平介紹，他們鄉“基本農田60，000畝，1999年平均畝產900斤，糧食銷售价格每斤0.4元，每畝上交負擔230元，生產成本170元，平均每畝虧本40元。這就是說，我們鄉40，000農民一年辛辛苦苦不僅沒有收入，相反還要貼上自己在外賣血賣肉的血汗錢240万元。這樣下去，農民不造反，就只有死路一條啊！”由于种地虧本，地無人种，攤派費不斷上漲。農民真是苦不堪言。“少壯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見負擔漲，唯望天地哭”。
國內外的很多學者都認為中國的農業已經破產，換句話說，靠務農為生是賠本的。研究資料顯示，在未來五到十年之內，境況不會改變。由于中國農產品高于國際市場价格20％以上，入世貿之后，中國農業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二、失業問題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据推算，中國目前城鎮失業人數是6500万，占城鎮勞動力的30％到40％。但是，這還不是中國的實際情況。据何清漣透露，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失業人數的統計口徑是，平均每天工作一個小時，每個月工作三個工作日就算就業。据王紹光介紹，因為中國的結构調整，最近五年，中國城鎮失業人數平均每年增長1000万以上，累積人數比法國的總人口還要多。
在中國，失業人數是專指中國城鎮的‘下崗工人’。而巨大的農村失業人數，從來沒人提。中國的農民沒有下崗的問題，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上過崗。据亞洲開發銀行推算，中國農業從業人員4.99億，2002年中國農村實際需要勞動力1.9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至少在2億以上。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數字。如此巨大的農業盲流人口將是中國的動亂之源。
三、腐敗問題
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沒有民主的監督和制衡，腐敗問題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雖然中共也實施了很多防治腐敗的措施，但是全社會的各類腐敗特別是系統性、單位性、集團性的腐敗愈來愈嚴重，涉及的金額愈來愈大。胡鞍鋼去年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介紹，根据經濟學的尋租理論和官方披露的腐敗事件以及有關數据，按最保守的的方式推算，在90年代后半期，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元之間，占GDP總量的13.2%－16.8%。
中共智囊康曉光認為，腐敗是共產党統治的必然現象，反腐防腐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理由是，共產党是為自己的權勢而統治，為了維持統治，在客觀上需要一個所謂的政治、知識、商業精英所构成的三角同盟。康曉光說，中共為換取商業精英的政治支持，不僅對他們開放正常的商業机會，而且允許他們通過腐敗的方式發財。他為中共提供的行動策略是：“資產階級最喜愛的是錢，而不是民主。如果專制比民主帶來更多的利潤，那么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專制。”當然，康曉光同時也建議，中共的官僚應該‘有節制的’腐敗；富人要仁慈和明智，對中國的大眾，應該‘有節制的’壓榨，不要太殘酷、太貪婪。問題是，有什么理由指望這些已經貪婪成性之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
四、兩極分化
中國社會發展的兩極分化已經是公認的事實。据經濟學家程曉農報告，從發展策略來說，中共已經放棄了全局發展策略，對內地農村和大多數內地城市實際上采取的是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主要的政策和僅有的金融資源都用來發展几個‘櫥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几個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靠這些‘櫥窗城市’來吸引外資，而對其他地區則棄之不顧。有些學者稱之為‘樣板戲策略’。
這樣的發展策略，使本來由于社會制度所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變得更加嚴重。正如胡鞍鋼、王紹光、丁元竹在《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后的不穩定》中所說的“收入愈來愈不平等，社會愈來愈不公正”。根据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陳宗胜等人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官方資料計算，1988中國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數是0.35，目前居民收入實際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統計學家基尼（Gini）用來描述社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標，其取值范圍在0到1之間。最平等的狀態是0，最不平等是1。
五、誰的穩定
康曉光在《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的報告中明确指出：中共不代表任何人的利益，只代表他們自己。并不象江澤民‘三個代表’所宣稱的共產党還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康曉光的原話是“執行統治任務的党政官僚集團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即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階級，代理人就是委托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階級，他們凌駕与一切階級之上，對所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他們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責”。文章中，康曉光十分明白的敘述了共產党的穩定是如何維持的。他指出，經濟和社會問題并不必然導致政權垮台，中共維持政權也無須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共穩定統治的關鍵就在于政治統治、控制和鎮壓机制。他分析了中共政權穩定的兩大秘訣。
第一，通過几十年的經營，中共已經成功的消滅了一切政治對手，中共在客觀上已經成為中國唯一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共，中國將成為權力真空。這就迫使中國人民必須接受這‘唯一的’政權，中國不存在‘唯二’、‘唯三’的政治力量，無論這個政權有多么惡毒，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中共經過多年的精心准備，已經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鎮壓力量。康曉光很有把握地說，“目前，‘党指揮槍’的列宁主義原則依然得到有效的執行，憑借現代暴力机器，政府具備了鎮壓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康說中共已經從一個革命党變成了執政党。對執政党來說，政權就是一切。為了政權的穩定，中共已經逐步放棄了意識形態對‘私人領域’的侵占，取而代之的是對‘公共領域’實行全面的、絕對的控制。一切獨立于政權之外的工會、農會、商會、宗教團體、媒體都被堅決取締，一切其它异己的政治力量都被悉數鎮壓。
六、穩定的代价
由于自私、麻木和缺乏同情心，中國的普通民眾很少關注与自己的直接利益無關的事務。一般來說，他們不象西方有些民族那樣，為了什么民主、自由之類的問題去擔風險跟當政者過不去。甚至，即便窮一些，只要還能過得去，他們也不會輕易反抗。但是，什么事都得有個限度。近年來，從農村到城市，民眾的局部反抗不斷發生，而且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引起他們強烈不滿的主要原因是經濟不平等、極度的貧困和腐敗。面對自己日益惡化的處境，面對日趨瘋狂的掠奪和腐敗，面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他們已經忍無可忍。常言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為了緩解民眾的不滿，胡鞍鋼、王紹光等人建議政府應該設法減少經濟不平等的程度，負責地解決民眾的疾苦。而康曉光則認為政府不會真正去解決問題，原因是由于中共政治體制的本質缺陷使得這些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他相信，政府目前的理性選擇就是精致地控制不滿和嚴厲地鎮壓反抗。因為，大眾只能發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的行動。這類反抗雖然此起彼伏，但只能給統治者制造一些麻煩，卻難以對政權造成致命威脅。据報道，這些年來城市、工礦的工人抗議罷工不斷。全國各地的農民暴動每年有几千起之多，以陝西茲州縣、湖南道縣和江西風城縣為最大。其中，2000年的江西風城縣四万多農民暴動，搗毀了多處政府机關及官員住宅，但是也就堅持了五天就被鎮壓下去了。有關資料顯示，僅1999年退役軍人上訪、鬧事的就有七万三千二百余人次。最著名的是2001年三月份，來自河北省九個地區的2000多名退役軍人的暴動，据說有強大的軍方背景，但是，面對中共武裝到牙齒的三十八軍、二十七軍，這些散兵游勇仍然不堪一擊。
康曉光坦言，這樣的統治是不義的，但是即便不義還是可以維持下去的，只要以更殘酷和更精致的方式將所有的不滿和反抗鎮壓下去。在康曉光的實證描述中，威脅穩定的群體是中國普通的工農大眾。維持穩定就是鎮壓大眾。誰都知道他們不是坏人，他們的要求也是正當的、合理的。但是，為了政權的穩定，必須堅決予以鎮壓。要知道，濫殺無辜，不是一個簡單的對与錯的問題，而是一种反人類的暴行。
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以及中國的普通大眾真的需要這樣殘酷、不義的穩定嗎？
澳洲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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