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日訊】中國共產黨建政50多年，其政績乏善可陳，以國家名義犯下的罪錯數不勝數。為了證明其合法性，依靠謊言維系統治就成了中共政府的一個必然選擇。至今還在運用國家公共權力誣陷並羅織各種罪名陷人入罪的彌天大謊，就是始於上世紀末的法輪功事件。
*法輪功緣何遭受迫害？
1999年7月23日的中央電視台晚間新聞頗讓人有時光倒流的感覺，「文革」時期的社會動員方式再次回到中國人的生活當中：最開始是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等黨的喉舌發布「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書」，正式宣告了政府對法輪功的鎮壓，接著是各民主黨派、各宗教團體負責人與「民意代表」紛紛登臺奉旨發言，聲討法輪功的各種「惡行」，其中當然少不了法輪功成員在中央及各地電視臺上現身懺悔這一中共政治的保留節目。
為了論證政府對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進行打擊是「正確」的行動，還找到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的離婚多年的前妹夫出面檢舉揭發，《人民日報》整版登出「李洪志其人其事」──享受過如此級別待遇的人，在時間距離上最近的是「六四」事件中的「動亂精英」，如「方勵之其人其事」等等。這種黑雲壓城的態勢，使得當時的中國人，包括一向自許為善於思考的知識分子群體，都將法輪功視為不見容於社會的群體。清除法輪功與幫助信眾思想轉化成了政府派下去的硬任務，任何單位如果有未能轉化的法輪功信眾，必將影響領導者的升遷，這種連坐式懲罰使得法輪功信眾在中國陷入孤立境地。
但政府給法輪功的安上的罪名卻幾經變化。最初公佈時只是「非法組織」，讓人覺得這一罪名於法輪功而言有點栽贓的味道，因為當時法輪功確實曾在全國氣功學會堂而皇之注冊登記，在中國公開活動多年都未曾遇到任何政府機構的非難。這也是最初海外法輪功與中國政府反復辯詰的一點。但對於一個擁有全能權力的專制政府來說，這點小小的困難很容易克服，既然權力核心認定法輪功是「非法組織」，中華氣功學會也只能立即注銷這一注冊，法輪功因此也必然只能成為「非法組織」，中國人對公共事務從來就缺少熱情，此時甚至懶得花心思去思考政府為什麽在罪名認定上要花如此多心思。當時的媒體均接到中宣部下達的通知：不能將法輪功稱之為宗教組織，因為這關系到國家的宗教政策，只能稱之為「非法組織」。這一定性直到江澤民訪問法國才改變。江在該國訪問時被問及「法輪功是個什麽性質的組織」，竟脫口答稱是「邪教組織」。領袖的話不能更改，至此法輪功的性質才一變而為「邪教組織」。至於江當時為什麽要隨口將法輪功的性質改為「邪教」，原因無從查知，或者是因為考慮到國際社會中無「非法組織」一概念，而對「邪教」的痛恨情緒卻也有之，用此罪名，容易引起國際社會同仇敵愾。
盡管中國政府聲稱鎮壓法輪功是因其「歪理邪說」，法輪功信眾們也堅持認為自己是出於信仰原因而受到鎮壓。但筆者卻認為中國政府此舉完全是出於政治考慮。自90年代以來，中國政治高度腐敗，整個社會道德淪喪，農村經濟陷入破產與半破產狀態，城市貧困階層日益增多，維系社會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僅普通百姓不再信仰，連共產黨官員也不再奉信。在此狀態下，中國社會出現了由生態危機、生存危機與信仰危機交織於一起社會危機，保持統治穩定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務，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對任何有組織的民間力量都表現出極大的畏懼感，江澤民就一再強調要「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于萌芽狀態」，並「將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以障海內外耳目。對于工人農民及其他任何有組織的力量毫不手軟地實施鎮壓，就成了中共政府九十年代後期的基本統治策略。
氣功組織作為一種遠離政治的社會團體，中國政府其實一直持鼓勵態度。因為人們如果趨奉氣功等神秘文化，對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念的興趣，亦即政治的興趣自會減少。自80年代始，所謂氣功、風水、易經等一切中國民間民俗神秘文化，在官方放任自流的態度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許多政府高層官員本身就是這類神秘文化的信奉者，一些大氣功師本身經常在外自誇與某些高層領導者有特殊交往。但在諸多類似組織中，為什麽法輪功首當其沖地成了政府鎮壓的對象呢？這自然與法輪功本身的特點有關。
首先，在諸多氣功組織中，唯有法輪功創始人沒有將傳播氣功作為個人牟利手段，且還有一套以真善忍為核心的信條，這些信條通過諸多著作傳播於世，這一特點決定了法輪功較之其他氣功擁有更多的信眾。盡管法輪功在最初受到打壓時不願承認自己是宗教組織，但它確實有宗教所具有的一切要素，尤其是真善忍信條對信眾有極大的精神影響力；二是法輪功在傳播過程中，各地的輔導站事實上已經起到了組織作用，這種看似鬆散的組織與堅定的信仰結合起來，使得法輪功集體行動有了可能；第三，法輪功要求信仰自由的權利，在中國政府看來，就是對政治的幹預。這裏必須說清楚的是，置身於中國特有的險惡政治環境中，法輪功成員出於安全考慮，一直聲稱自己遠離政治，至今都還要將自己與其他一切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政治團體區別開來。但是何者為「政治」，法輪功的解釋與政府的解釋並不相同。法輪功信徒至今都未曾意識到一點：法輪功深入民間社會的強大組織力量，深深犯了中國政治的大忌。
法輪功傳播迅速，引起了中國政府的注意。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報》刊登文章，指責《轉法輪》一書是偽科學，宣揚迷信；並批評法輪功的修煉者是傻子。緊接著於7月24日由中國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地發出「關於立即收繳封存中國法輪功等五種書的通知」。隨後，一、二十家報刊雜志相繼批評法輪功。繼之，國家出版總署及中宣部也下令各出版社不許出版介紹法輪功的書籍。相關部門則於1997年開始對法輪功進行調查。1997年初公安部門以法輪功進行非法宗教活動為名，佈置全國公安部門進行調查。這些文章的目的其實主要是一個：防止法輪功迅速傳播。1998年7月21日，政府部門又發出「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該文件指法輪功傳播謠言邪說，一些法輪功骨幹利用傳功進行犯罪活動。這份文件下達後，不少地方的公安局便宣佈修煉法輪功屬非法集會，對法輪功信眾非法拘禁、關押、打罵，法輪功的相關書籍都被列為禁書。隨著這種政治打壓逐漸升級，終於發生了引起世界注意的1999年4ܮ25中南海請願事件。
該次請願活動中，上萬法輪功信眾在中南海請願所表現出來的高度組織性與自覺性，讓中國政府大為震驚。據說信眾們請願過程中秩序極好，請願結束後，地下連一點垃圾都未遺留。這種高度自覺的組織性，連中共政府都無法做到。熟悉中國情況的人都知道，任何一場大規模的公眾活動，只要不發生事故，就算遺下滿地垃圾，就是正常情況。正是法輪功信眾們所表現的這種讓中國政府警覺、讓公眾吃驚、讓法輪功信眾們引以為傲的高度組織性與自律，讓政治上深感虛弱的中國政府看到了「危機信號」：在中國政府領導的社會組織系統之外，中國還存在著另一個組織，其力量足以對中共統治形成挑戰。
從中共執政五十餘年的歷史來看，只要被黨的領袖視為「社會不安定因素」，自我聲稱不幹預政治的政治技巧根本不足以保護自身不受政府傷害，因為狼要吃小羊，總能找到各種藉口。法輪功的存在既然犯了中國政府的大忌，找個藉口整肅法輪功並非什麽難事，能夠自圓其說當然更好，不自圓其說也沒有什麽了不得。十年前鎮壓「六四」的藉口同樣也是製造出來的，又有誰敢於公開指責中國政府？
*疑竇叢生的「天安門自焚事件」
集中專政力量抓捕、教育（即洗腦）並輔之以經濟制裁手段三管齊下，卻未能將法輪功在短期內一鼓聚殲，並使法輪功組織蔓延海外，成為一支與中共政府不屈不撓鬥爭的力量，這一點確實大大出乎于中共高層的意料。本來經過多年分化瓦解與各種統戰工作，海外民運已經奄奄一息，加上中國龐大市場這一利益導引，中國政府頗感自己國際形象光鮮，國際地位大大提高。然而法輪功卻使中國政府在海外感到如芒在背，不得安寧。
這場法輪功件中的鎮壓方與被鎮壓方實力確實非常不對等：鎮壓方掌握了全社會所有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資源，被鎮壓方卻只是沒有任何資源、只有所謂「信仰」的普通民眾，雖說有些信眾的身份是黨內官員，但這種身份只是純個人性的，一旦他們所仰賴的組織施加壓力，最可能的選擇就是放棄信仰，屈從政治暴力。因為他們面臨的壓力不僅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在中國，每個人都需要依賴「單位元」生活，一旦「單位」秉承上級政府旨意，將死不悔改的法輪功成員解職，在中國目前的就業體制下，一個人再想找份稍微穩定的工作確實非常困難。在飢餓的威脅下，一個人的自由意志、人格尊嚴等，都不得不一一低下頭來。所以1999年7月中央政府利用專政手段鎮壓法輪功時，沒有人認為法輪功還有存活的可能。歷史經驗表明，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任何團體與個人對共產黨的反抗，都在中共的鎮壓下化為齏粉。中國人早已習慣了「聽黨的話，跟共產黨走」，雖然這種「聽」與「跟」的結局總是很不美妙，但除此之外，蕓蕓眾生確實沒其他選擇。
但時移勢易，90年代末的中國發生了幾大變化，這些變化使得法輪功這只貓爪子下的小鳥逃脫了毀滅的命運。
一是法輪功成員已經不局限於中國本土，不少人生活在中共力所不及的海外。這些人的反抗為法輪功的反抗注入了新的力量。二是網路技術的普及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與中國傳統民間宗教成員的綜合素質相比較，法輪功成員的整體水平顯然高出不少，不少都能駕輕就熟地利用現代科學技術進行各種形式的反抗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傳播資訊。三是法輪功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其凝聚力量與韌性遠遠超過一般社會組織。這幾點決定了法輪功有持續的反抗能力。這種反抗迫使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壓力與宣傳攻勢，中國媒體對法輪功的轟炸式醜化報道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混淆視聽的作用，但也將中國民眾折騰得厭倦不堪，多少有點認為政府小題大作。在鎮壓異端方面無往而不勝的中共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勢成騎虎，又再次陷入中國政治的怪圈：為了掩蓋已有的謊言，以回避政治責任，不得不製造更大更多的政治謊言。2001年1月23日的「天安門自焚事件」就是在此情況下出現的。
這次事件在國內廣泛報道後，在一般民眾心目中確實加深了法輪功是邪教的印象，但在善於獨立思考的中國人當中，卻對此次事件的真相抱持懷疑態度。
筆者懷疑的論據主要是：從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整個天安門廣場與新華門附近遍佈國安局特工，這些人平常看起來與普通人沒有區別，但只要廣場上發生任何異動，這些人可以立即行動，在幾分鐘時間內將所有異動消滅得不留痕跡。這有筆者親身經歷為證：1999年7月中旬的某一天，適逢下雨，筆者正在新華門附近，突然周圍聚集了二、三十個人，紛紛拿出標語高舉並高口號，筆者還只來得及看清幾條大橫幅上面的字，如「李鵬家族，償還我們的血汗錢！」「李鵬，代子還錢」，馬上仿佛從地底冒出幾十個人，一人或二人對付一個地將所有聚會者扔上不知從哪里開來的車子，疾馳而去。筆者還未弄清到底發生了什麽，整個事件就已結束。如果不是看到還有幾個人在撿拾地上遺下的標語傳單，並有一中年男子走到筆者跟前，不由分說地將筆者撿到的一張傳單（筆者甚至沒來得及看看傳單標題）沒收，真讓人懷疑自己剛才是不是做了一場夢。整個過程從人群出現到清場完畢，大約只有五六分鐘時間。盡管筆者當時包裏有照相機，但根本來不及拿出來。這次親身經歷讓筆者絕對相信，任何在天安門廣場的異動，均能被中共秘密警察在極短時間內迅速、徹底並不留痕跡地消滅。
基於天安門廣場及其附近地區完全被置於國安部特務的嚴密監控之下這一事實，法輪功成員在天安門自焚這一事件的整個過程能夠被中央電視台從容不迫地錄相，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整個事件完全是中國政府一手執導，至於如何執導，王力雄所著的《黃禍》一書裏面早有完整的小說情節可供借鑒。相信這本著名的政治幻想小說早已經作為參考政治讀物，供中共党內高層閱讀。二是整個事件從一開頭就被「英明」的中共政府知曉，早已在現場預埋下中央電視台攝制組人員，一發生異動，就讓中央電視台攝制組人員拍攝。否則無論如何想象不出有誰能夠向電視台舉報線索，並讓電視台攝制組成員在短時間內及時趕到並抓拍到如此珍貴的自焚鏡頭。
第一種可能已經有法輪功及一些國際組織進行詳細分析並寫出報告。筆者在此只討論在第二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應該負何種責任。
中國政府對國內異議人士及政府想監控的任何人士都有非常現代的監控能力，法輪功成員尤其是主要成員的電話當然也會被置於監控之下。在此情況下，如果中國當局真通過監控查知法輪功成員有自焚行動，作為政府，應該愛惜公民的生命，也應該珍惜納稅人的錢財，理所當然有責任制止這類人間慘禍的發生。政府有關部門得到資訊後，只要動用少數警力就足以將這幾個意圖自焚者抓起來，並避免這次事件發生，這種事前制止的「成本投入」，遠較後來中國政府投入的巨大宣傳費用與治療費用小得多。面對中國政府在事件發生前的「行政不作為」與事後的「行政作為」，有頭腦的人都應該問一個問題：中國政府為什麽不履行政府的基本政治責任，制止事件發生，卻不辭勞苦地召集自己掌控的新聞媒體到場攝制這一慘絕人寰的自焚事件，並不厭其煩地反復在各大媒體上反復播送？這只有一個解釋：中國政府需要一次自焚事件來證明法輪功是邪教，中國政府鎮壓邪教是正義的英明之舉－－但筆者認為，即算是第二種情況，也只能說明中國當局已經墮落到與黑社會為伍，以陰謀為治道，絕對不能證明政府的英明。
事實上，中國公眾對政府鎮壓法輪功事件的「政治正確性」產生懷疑，就發生於這次自焚事件之後，因為這次事件不管是出於上述兩種可能性之一種，都是一種國家犯罪。也就是從那時開始，部分中國知識界人士才意識到，保護其他社會成員信仰自由的權利，與保護自身信仰自由的權利密切相關。也就是從那時起，中國知識界對法輪功才從幾乎完全一邊倒的批判聲中開始轉向，盡管這種轉向比較含混隱晦，也不能見之於報刊雜志，但知識界自覺參與批判法輪功的行動卻到此止步。
中共政府以國家的名義犯下許多罪錯，但卻還能借助種種刻意編織的政治謊言將諸多歷史真相攪得面目全非。在虛假歷史知識的長期灌輸下，國內青年一代已經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反右、「三年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而中共政府對法輪功的缺席「審判」也頗能混淆視聽。一些從國內出來的青年學生對法輪功產生反感，筆者總是要問他們是通過什麽渠道了解法輪功？他們的答稱是「通過國內報紙與電視台的報道瞭解」，這時筆者總要勸他們也聽聽其他渠道的聲音，「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不管怎樣，按照中國的憲法，中國公從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他們信仰法輪功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一個人可以不同意他人的信仰，但必須尊重他人有自由選擇信仰的權利。
筆者曾參觀過華盛頓的大屠殺紀念館，記得參觀時的第一聯想就是突然明白了中共為什麽在偽造歷史上不遺餘力。那些確鑿無疑的歷史罪證將納粹德國永遠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相信所有參觀過該館的人士都會從內心深處反對納粹的血腥統治。與納粹相比，中國共產黨政府要幸運得多，盡管在中共執政期間直接屠殺與因其暴政而喪失生命的中國人民，數量上只會多於納粹德國屠殺的猶太人，然而因這一政權至今還存在，而且通過「改革開放」而大大加強了其實力與國際地位。由於開拓市場的考慮，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立場不得不軟化：痛打納粹德國這只「死老虎」比較容易，而觸怒生命力至今仍然旺盛的中共政府，勢必影響現實利益。畢竟，對於能夠影響政治的商人與企業來說，利益就是利益，利益永遠是第一選擇。
只有當中共政府為自己製造的各種國家罪錯向國民真誠道歉並保證永不重犯時，中國人才能夠免於為這個依靠謊言與暴力進行統治的政府感到羞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