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報道】遲到中國的震撼:法拉奇(一)

歐洲良知終于敲響中國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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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編者按:“911”事變引出一位叱??世界風云二十載卻又沉默二十載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昂然复出。她的复出和當年她堅守的沉默同樣鏗鏘有力,被美國及國際社會稱為“歐洲新聞歷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這個事件在新聞封鎖的中國鴉雀無聲。兩年之后的近日,在伊拉克戰爭引起強烈爭論、左右兩派營壘分明的中國,中國知識界終于發出聲音,點評法拉奇其人,回顧她的成就,翻譯她复出后的文章,發表她复出后的觀點。人們惊訝地發現,這個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改變她的左派觀點了。為什么她無論進退都成為歐洲“事件”?為什么她改變自己觀點?為什么她引來中國遲到的震撼?為什么她翩翩來遲,在伊拉克戰爭前夕她才登上中國舞台?“文壇風景”[記實報道]欄目將陸續編選一組系列相關的四篇文章,請讀者閱讀“遲到中國的震撼:法拉奇”,感受伊拉克戰前中國的思想風云。本集刊登的是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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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史上的震撼性事件
—-法拉奇复出

曹長青

  還記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莉亞納楫k拉奇嗎?她最近出版了一部《憤怒和自豪》的新書,激烈批評伊斯蘭教和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結果遭到歐洲左派媒體的圍攻和阿拉伯世界的譴責,兩個意大利穆斯林組織給她發信,聲言要像當年霍梅尼下令要處決《撒旦的詩篇》作者拉什迪一樣地去”殺死”她。法國三個社會團體以”散布种族歧視和仇恨罪”把她告上巴黎的法庭,要求立即查禁她的書。該案的進展,已將成為法國如何對待言論自由的標志,所以引起西方知識界矚目。

  當年也曾是風云人物

  我們從《鄧小平文選》中,可以找到法拉奇這個名字,因為她有過不尋常的三次中國之行,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她就對鄧小平進行過一次坦率的采訪。她的采訪生涯除去充滿了冒險沖突的歷史風云,還極具單刀直入和不留情面的個人風格。在以色列,她訪問過當時的總理梅厄夫人和國防部長沙龍,并被視為是”不好對付,極難對付”的記者;在越南,她經歷過長達8年的戰地記者的冒險生涯,采訪過北越的武元甲和南越的阮文紹;她曾不顧伊斯蘭法的禁令,當著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的面揭開蒙在頭上的面罩;又曾因等候時間過長,生气地將手中的書擲向卡扎菲的秘書;基辛格曾因与她訪談時不慎失言而深深懊悔,曾說過”一生中做得最蠢的事”是接受法拉奇采訪。在与瓦文薩會晤后,她才發現這個工運領袖竟是那么傲慢無知和狂妄專橫。她的一部《風云人物采訪記》,可以說是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政治關系風云錄,已成為很多西方院校新聞系學生的必讀書,在我國也擁有廣大的讀者。在采訪世界風云人物的過程中,法拉奇本人同時成了一個神話般的人物,也成了被新聞界追逐的風云人物。

  遙想當年,這位一九三0年出生、來自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法拉奇也曾是比較激進的左派分子,她反對越戰,同情越共,強調人權平等和女權主義等,她与希腊的反政府左派領袖、著名詩人帕納古里斯一見鐘情,共同生活,并以他短暫的生命歷程寫出了《男子漢》一書,這本書以十多种語言的譯本在全世界發行過數千万冊。但在過去近二十年里,法拉奇住在紐約,一直保持沉默,不再發表任何文章。有人認為這是因為這位今年七十二歲的女記者在十二年前查出患了癌症后,開始消沉了;也有人認為法拉奇之所以沉默,這是因為她的思想發生巨大變化的緣故,由于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遭遇挫折,她的左派意識幻想破滅,思想也開始向右轉了;她是因為反思自己的左派經歷而痛苦、而沉默的。

  文章四小時賣出百万份

  九一一事件發生后,意大利著名報紙《Corriere della Sera》的編輯請求法拉奇”打破沉默,至少寫几個字”,住在紐約曼哈頓并親眼目睹雙子星座世貿大廈倒塌的法拉奇,在極端憤怒和充滿激情狀態下,一口气寫出了八万字的題為《憤怒和自豪》的長文。九月二十九日,意大利的一家報紙破天荒地用了四個整版另加四分之一版,在刪除掉了激烈批評伊斯蘭教的部份文詞后,摘發了法拉奇的這篇文章。(刪掉了其中過于激烈批評伊斯蘭教的部份)。

  美國媒體評論說,法拉奇”复出”后首次發表的這篇文章,”已成為歐洲新聞歷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因為發表這篇文章的報紙,在四小時之內就賣出了一百万份,打破了新聞史上的最高歷史紀錄。《華爾街日報》今年4月28日就此發表了題為”意大利的拉什”的社論,把法拉奇列為遭霍梅尼下令追殺的英國小說家拉什迪之后,第二個因文章觀點而生命受到威脅的西方作家;并對這种勇敢地站出來譴責自殺炸彈和恐怖主義的行為贊譽說,”歐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

  隨后,意大利一家出版社把沒有刪節的法拉奇的長文編輯出書,七個月內在意大利賣出了一百多万冊。法拉奇自己又把書翻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才几個星期,就銷出十四万冊,榮登法國全國新聞雜志《快訊》”非虛构類作品暢銷榜”第一名。德文版在慕尼黑出版后,到今年八月底仍居德國《明鏡周刊》暢銷書榜的榜首。該書的韓文版、希伯來語版都正在翻譯之中,陸續將有二十多种文字在三十多個國家出版。由法拉奇自己翻譯的該書英文版,今年十月也在美國坊間上市。全球最大的网絡書店雜志《亞馬遜》的編輯評論說,”法拉奇把它說成是一本’小書’,但其實正相反,它是一本偉大的著作,是一本寶貴的書,它震撼我們的良知。它是法拉奇個人靈魂的素描,也像一只戳入我們思想和心靈的牛角,和我們連在了一起。”

  這本書也被人指為”病態、垃圾和挑舋”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共產主義在全球遭遇困境,不但西方政壇和社會開始向右轉,就連一些思想家也向右轉舵。比如,在西方被認為最具人道主義色彩的左傾思想家哈貝馬斯,就公開站出來,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支持北約轟炸南聯盟。法拉奇的這本新書,也可視為她思想轉型的一個標志,她認為穆斯林恐怖份子絕不僅僅是對著美國的,他們是要与整個西方文明价值為敵。她強調跟整個伊斯蘭世界恐怖份子的戰役必須打,因為”如果美國垮了,歐洲就垮了,整個西方就垮了”。她的這個觀點,与去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奈保爾几乎完全一樣。奈保爾說,”美國不可以倒下,美國絕不可以失敗。如果美國垮了,我們的整個世界就垮了。這不僅是美國受到威脅,這是整個世界經濟、我所賴以生存和寫作的文明世界受到威脅。”

  与此同時,法拉奇卻受到歐洲左派知識分子几乎一致的批評,更是受到來自歐洲穆斯林群體和阿拉伯世界媒體的譴責。一些宗教領袖在法國左派大報《世界報》上刊登文章,譴責法拉奇散布”种族歧視”;英國左派報紙《衛報》專欄作家卡巴尼在該報撰文,指責法拉”激烈地從左派向右派轉舵”;另一家左派雜志《國際政策》,則發表貝爾波利蒂的文章,指責法拉奇的論調和想法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沙文主義”,并說法拉奇具有的”法西斯主”在意大利有相當的民意和歷史基礎;法國著名的研究伊斯蘭教專家凱佩爾,還把法拉奇的這本書的稱之為”出版丑聞”,”是令人厭惡的垃圾”;巴黎主要清真寺的教區長鮑巴克爾則把法拉奇的書稱為”挑舋”;法國左派主要的旗幟報紙《解放報》,則發表一篇屬于自由派評論家塞蒙的文章,說法拉奇的書是”病態的”……

  ”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主義之間沒有重要的區別”

  法拉奇在書里究竟說了什么,引起了歐洲兩極的如此反應?因為在西方,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后,為探究這事件是不是兩個文明之間的沖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書籍成為緊俏貨。但從政界到學界,絕大多數人都強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并不代表伊斯蘭教,更不可能體現《可蘭經》的真諦,穆斯林是愛好和平的,和原教旨主義完全是兩回事。

  法拉奇卻在她的書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斯蘭恐怖分子是現代的納粹和法西斯,是新的蓋世太保和褐衫党,他們是正在進行”歷史倒轉”的十字軍,在用”西征”來進攻西方世界。但西方左派媒體,卻在偏袒這些穆斯林,如果不對此高度警惕,就會導致西方”自殺”。法拉奇在書中激烈抨擊了西方左派媒體的”偏見、天真和愚不可及”;并把西方左派稱為”偽知識分子的恐怖主義”,”紅色法西斯分子”。她說,紐約世貿大廈被恐怖襲擊,世界上絕大多數穆斯林都感到高興,其中包括移民到歐洲的那些穆斯林。如果西方”縱容、容忍或對這些穆斯林抱有希望,就是自殺。”

她警告說,我們常被告知,穆斯林恐怖分子只是伊斯蘭教這种偉大信仰中失望、絕望、邪惡的一小塊邊緣部分;但事實上,它是伊斯蘭教本身的一個組成部份,”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主義之間沒有重要的區別。”她認為伊斯蘭教本身有嚴重問題,”伊斯蘭教這座大山,在過去一千四百年來都沒有移動過,從來沒有從它蒙昧的深淵中掙扎出來,沒有向文明世界打開它的大門;它迄今都沒有意愿和自由、法制、民主和進步發生任何關系。”

法拉奇如此”大膽”的言論,几乎激怒了所有歐洲的左派知識分子和穆斯林社會,阿拉伯世界更是一片叫罵。沙特阿拉伯的報紙把法拉奇稱為”猶太复國主義的走狗”。意大利的兩個穆斯林團體,公開發表了要”殺掉”法拉奇的威脅信。對于這种死亡威脅,法拉奇回答說:”用自殺炸彈來殺我?天哪,那是不是太浪費了。”

  用法律禁止人們自由批評伊斯蘭?

 最近,三家法國”反歧視”團體和一家瑞士的類似組織,在巴黎和日內瓦法院分別起訴了法拉奇,要求法庭下《緊急制止令》,來查禁法拉奇的書;并控告法拉奇”散布歧視和仇恨”,要求把這位女記者逮捕判刑。就在不久前的第一次听證中,這兩國法庭都否決了查禁這部書的訴求,但准備近期開庭審理法拉奇的書是否”散布歧視和仇恨”。而法拉奇聘請了剛剛和法國《解放報》打贏一場官司、專門研究納粹浩劫史的專家和作家戈德內代爾做她的律師,這位律師辯解說,”法拉奇的書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它震撼人們的良知,是最具挑戰性的書。現在這個案子的核心是:反擊伊斯蘭恐怖主義將更加困難,因為那些’知識分子恐怖主義’用反歧視來包裝自己,禁止人們自由地批評伊斯蘭。”

  就在法拉奇案之前,法國新銳小說家威爾貝克也被法國兩大清真寺和總部設在沙特阿拉伯的”世界伊斯蘭聯盟”告上法庭,理由是他的書及談話”散布宗教仇恨”,污辱伊斯蘭教。威爾貝克的長篇小說《站台》中有個這樣的情節:主人公痛苦地看著他的情人死于一次伊斯蘭恐怖襲擊,之后他每听說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打死都感到由衷地高興。另外威爾貝克在去年九月法國《讀書》雜志的專訪中說,”最愚蠢的宗教,還是伊斯蘭。”他還說讀《可蘭經》使他感到非常”沮喪”,因為里面有危險的東西,使他不得不說伊斯蘭是”危險的宗教,而且自它問世以來就是如此”。在法庭上,威爾貝克再次公開宣稱,”《可蘭經》的經文既不倡導和平,也不提倡愛,更不主張寬容。這才是仇恨的經文。”這位作家強調,”我對穆斯林從來沒有表示過半點蔑視,但我始終蔑視伊斯蘭教。”

 拉什迪依舊在躲避追殺

一九八九年,薩曼楨啎鬼}的《撒旦的詩篇》問世,引起了世界文壇的震動和穆斯林國家的憤怒。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看來,這是惡意誹謗和公然挑舋伊斯蘭文化秩序和意識形態,作家拉什迪不但是教派的罪孽,而且成了人人領受真主之命皆可誅滅的异類。同年二月十五日,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以”褻瀆圣靈,應該處死”的罪名,命令全球十億穆斯林教徒追殺拉什迪,有五百多名伊朗教徒表示愿意捐獻自己的腎臟,集資五百多万元他來懸賞的首級。雖然拉什迪為他無意中傷害穆斯林的感情再三深表遺憾,但霍梅尼仍然拒絕道歉,強烈要求英國政府查禁《撒旦的詩篇》一書。為此,歐洲共同體諸國一致譴責伊朗侵犯英國主權,西方文化界也紛紛集會,抗議霍梅尼違反人權,干涉文化創作自由。為了拉什迪,伊朗宣布与英國斷交。几乎所有的伊斯蘭國家和西方國家都對他的小說表明了立場与看法,先后曾有几十條生命在与此有關的抗議集會中喪生。評論家認為,這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文化政治上几千年來所翻開的最為對立的一頁。

  一九九八年,為改善与西方的關系,伊朗外長哈拉齊曾承諾政府不再支持懸賞追殺拉什迪,然而,到了二000年,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其他一些強硬的伊斯蘭團體再次重申,對英籍印度作家薩曼楨啎鬼}的追殺令仍然有效,全世界的穆斯林必須執行伊已故宗教領袖霍梅尼十一年前發布的這道命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針對背教者拉什迪的判決是以神圣原則為基礎的,仍然有效,沒有什么能夠改變這一點。只要針對這位背教作者的宗教判決沒有得到執行,全世界穆斯林的心中都將裝著因伊斯蘭教受到侮辱而引起的。”可以說,直到十三年后的今天,拉什迪依舊活得半人半鬼,并沒有擺脫被追殺的死亡威脅,還是不敢公開生活在陽光下。

  像左拉一樣”靈魂的哭喊”

  對法拉奇案怎樣判決,有人認為標志著法國是不是堅持言論自由的原則,是否對言論自由實行著雙重標准。因為在法國和歐洲主要國家,穆斯林人辦的報刊,可以中傷和詆毀基督教,反猶主義等言論也比比皆是,包括一本明顯編造的是所謂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猶太人秘密聯手炸毀了世貿大廈,然后嫁禍給阿拉伯人的書,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巴黎的暢銷書榜,更從來沒有人起訴他們在散布”种族和宗教仇恨”,現在法拉奇和威爾貝克這兩位知名作家的書中因為有對伊斯蘭教的批評,就被告上法庭;有人認為,如果他們被定罪(要入獄一年和近五万歐元罰款),就是法國在言論尺度上實行雙重標准。按照言論自由的原則,真理和真實只能通過公開的辯論、信息的最大限度流通來獲得,而不是通過限制言論的公開發表來獲得。法拉奇和威爾貝克都是作家,他們不是街頭暴力和仇恨的煽動者,他們像所有愛好言論自由的知識分子一樣,應該有對任何宗教公開質疑、批評(以至激烈的批評和蔑視)的權利,這种基本人權是絕不可以被剝奪的。

 美國《評論》雜志資深編輯考德威爾在今年十月號發表的《法拉奇事件》專文中指出,法拉奇的這本書雖然有些用詞過于激烈,有些表述不太嚴謹,但就像當年左拉那篇著名的《我控訴》的辯護詞一樣,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靈魂的哭喊”,說出了很多人也同樣認為、但不敢說出的事實。网絡書店雜志《亞馬遜》的編輯在書評中指出,”法拉奇用她著名的勇气,迸發出毫不留情的指責、憤怒的抨擊;用她殘酷的真誠,表達出清晰透明的思想和熱情、令人不快的真實和看法,那种我們全都有,但卻不敢說、或者不敢大聲說出口的看法。”

  然而,事情往往又并非如此簡單,法拉奇的這部新著,會不會挑起十字軍東征以來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間的新仇舊恨?而法拉奇本人今后的生活命運,會不會遭遇到如同拉什迪當年一樣的死亡威脅?這一系列的事件,又會不會引發新一輪的文明沖突?這些恐怕都是令人很難預測的歷史怪圈。

(原載”世紀中國”)

后續文章預告:
毛喻原: 我為什么要翻譯法拉奇的《憤怒与自豪》
法拉奇:憤怒与自豪
法拉奇:論反猶主義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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