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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7日訊】美國遭受攻擊的兩個星期之后，布什總統要求全美國的國旗從半旗升往頂端。全國性的哀悼結束。
這兩個星期來，人們越來越關注未來戰爭与和平的問題。
9月18日，布什總統簽署了美國國會的授權用兵的決議案，軍事出擊的准備已經基本就緒，各個大國領袖也表示支持，看上去戰爭已經引而待發。
首先是，這是一場什么性質的戰備？許多人在論及這場戰備的時候，用的是“報复攻擊行動”這樣的詞語。其實這一用詞帶有很大的誤導意味。它把美國未來可能的軍事行動定義為單純的報复行為，也就是說，你炸了我的兩棟樓，我也得炸掉你的設施；你殺死了我們的六千名無辜者，我也要使你的人員造成傷亡。以報复使對方造成慘重損失，起到复仇和威懾的作用。這是相對容易討論和對付的課題。而美國現在面對的，卻要复雜和困難得多。
9月24日，美國的民意測驗顯示布什總統的支持率上升到90％。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導致美國民眾支持一個正在准備戰爭的政府？是美國人民不愛好和平，為了單純的報复而置他國無辜、甚至自己子弟兵的生命而不顧嗎？其實，美國民眾几乎一致地支持布什的理由，是非常簡單的：今天的美國戰備并不是“報复”就能定義涵蓋的。今天的戰備，是在攻擊繼續存在的威脅下，被迫進行的。這种威脅假如攤到其他任何國家頭上，也會產生同樣的反應。
那就是，這場針對美國的、造成等同于戰爭傷亡的攻擊，不論你叫它什么，新形式的戰爭也罷，恐怖主義攻擊也罷，它還只是剛剛開始，這只是第一波的攻擊。沒有任何跡象證明，攻擊的幕后操作者，已經面對攻擊慘狀，感到良心責備而蕃然醒悟，決定洗手不干了；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對這樣的“戰果”已經心滿意足，決定善罷甘休了。既然如此，那么，下面的事情是不難推論的。正如美國的一名國會議員所指出的：
“上一次，他們來炸世界貿易中心，殺死了我們的六個人。我們什么也沒有做。這一次，他們炸掉了世界貿易中心，殺死了我們的六千個人。假如我們仍然什么都不做，那么，下一次，他們就會拿著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核武器來，就可能殺死我們的六百万人。”
對于美國，這是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看到的常識。他們失去的是免于恐懼的自由。恐怖組織長久以來在試制生物化學武器，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甚至都不用那么复雜，根据美國反恐怖專家的估計，下一波的攻擊最可能的方式，是對城市的飲用水系統下毒。
事實上，在上一次紐約世界貿易中心被炸以后，美國政府并不是對保護自己的人民“什么也沒有做”，而是按照對刑事罪行調查、逮捕和審判的嚴格程序，進行曠日持久的努力。然而，現在是一場史無前例規模的攻擊，美國政府面對比珍珠港襲擊更為嚴重的類戰爭損失之后，自然會困惑：今天對于攻擊的認識和處理僅僅停留在刑事犯罪的層面，是否會貽誤戰机？貽誤的后果，是否就等同于“什么也沒有做？”是否敵方已經升級為戰爭性質，而我方卻在因循舊規而把美國置于迫在眉睫的危險之中？這是時刻處于攻擊威脅下的國家，非常自然會提出的問題。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問題，也正是因為文明社會必須堅持自己的原則，假如不是這樣，連問題也不會提出。在紐約世界貿易中心被攻擊之前，美國的軍艦已經先行遭受過自殺船只的攻擊，傷亡損失慘重。軍事目標如此遭受襲擊，假如美國政府只是崇尚武力熱衷報复，借口早就有了。
寬容的美國社會，一向容忍各种主張。和平主義就是其中一例。乍一看來，和平主義者應該和各种社會都沒有沖突，事實卻不那么簡單。例如，和平主義者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在國家面臨危險的時候，和平主義者往往是拒絕被征兵和參戰的。也就是說，大敵當前的時候，必須由別人替你去抵擋敵人的子彈。美國法律是認可這樣的“良心反戰者”的。在二戰最激烈的時候，美國國會照樣騰出人手，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審查“良心反戰者”的資格，合資格者就不必上前線。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夠如此寬容。這也是將和平主義作為信仰的阿米緒人，在自己的原生地歐洲無法生存，卻在美國能夠生存發展的原因。
正是這樣的社會寬容，使得和平主義者能夠在美國健康地發展，在今天美國遭受攻擊的時刻，他們的主張，仍然被大多數和他們意見并不完全一致的美國人，看作是一种正面的力量，而不是被斥責為“賣國賊”。
必須注意到的事實是，在當今世界的現實狀況下，政府官員和民間的和平主義者的場是不可能一致的。
美國政府承擔著保護這個國家的責任。使國家免于再次遭受攻擊、人民免于再次大批死亡，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而民間和平主義者只需表達良好愿望，不必承擔任何現實責任。再者，雖然反戰的人們以“不再增加犧牲者”的口號，闡述著屬于自己、也符合全人類長遠利益的和平愿望。但是在眼前的事件中，并不是依照他們的主張，和平愿望就能達到。因為事件的實質并不是一個美國主動出擊的案例，而是美國人民如何避免再次被大規模屠殺的案例。假如只有和平口號，沒有有效措施，并不能維持和平。首先必須确認的事實是，是和平的美國平民遭遇了屠殺，并且正在面對更多的屠殺。
談到美國校園的和平主義者，不由想起我們剛到美國的那几年。那時我們交的朋友，几乎都是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和平主義者。和他們交朋友是非常愉快的經歷，因為他們善良、單純、對异域文化充滿興趣。他們的存在和人數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世界和平希望的一部分。但是，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普遍還不到承擔社會責任的成熟度。對于和平主義的主張，也并不如阿米緒人那樣，成為堅定不可動搖的宗教信仰。
作為已經成熟的美國知識分子，僅僅作出感性表態，要求美國政府完全放棄武力述求，是不夠的，他們還必須能提出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否則，這只是一种個人道義的表態，而沒有社會擔當的含義。在日本侵華期間，假如惟有攻擊東京能夠達到停戰目的，而攻打東京又要導致無辜傷亡。那么，和平主義者可以表達自己反對攻擊的意愿，卻不能在沒有替代方案的時候，要求政府官員也奉行宁可犧牲民眾亡國，也要恪守“和平”的理念。
布什總統和美國國會作出備戰的宣告，并不等同于他們認為戰爭是最佳最有效的解決方式。他們只是在宣示武力反擊的權利。這也是兩個星期以來，布什并沒有輕舉妄動的原因。因為，作為我們一介平民能夠看到的一切在阿富汗舉戰的困難，布什身邊的軍事專家不會沒有看到。布什總統宣布的第一項重要決定，是有關凍結恐怖組織在世界各地的財產，目的是切斷恐怖活動的資金來源。這預示著在其它方式能夠解決的情況下，布什并不想草率動武。但是，反過來說，其他方式無效時，動武仍然是一個可能。
作為平民，我們有非常容易的地方。我們看到阿富汗是一個陷井，看到武力難以解決，只需提請政治家好自為之；我們可以表態反對戰爭，表達自己既同情9.11的受難者，又同情美國武力反擊的無辜受難者，在道義上無懈可擊。可是，政治家的一切表態必須有可操作性，必須解決實際問題。其余的話對于他們都是事實上的廢話。
他們必須在新一波攻擊（比如恐怖分子決定在哈佛大學飲水系統投毒）之前，拿出有效的阻止方案；在一切武力之外的手段用盡之后，決定是否舉行戰爭；在沒有兩全的悖論之前，必須拿出兩害取其輕的方案，并且為之承擔責任。例如，在被劫持的民航机沖向大樓之前，為拯救大樓更多民眾，作出是否擊落民航机，承擔殺害机上乘客的良心責任。
這樣的選擇在一切危机時刻出現。當罪惡發生，政治家追殺罪惡的決策往往會造成傷及無辜的后果，但是，這并不意味無所舉動的政治家更道德，因為無所舉動又可能意味著慫恿罪惡謀殺更多無辜。
作為知識分子，在今天，做一個和平主義者是容易的，要不做一個和平主義者，才會真正遭遇道德上的艱難之處。
──轉自《新世紀》(3/2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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