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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日訊】皇帝所代表著的是一种适應于皇權生成和發展的制度，亦即帝制。帝制是王朝制的本質及其最高表現，研究帝制，必須研究其所來源的王朝制。王朝制是中國歷史的基本制度，除了名稱、旗號(即國號)有所差异外，究其本質，概莫能外。古代王朝是現代王朝的縮影，現代王朝是古代王朝的擴大了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古代王朝勇于承認自己是王朝，現代王朝卻常常打著反王朝的旗號而行其王朝之實。所以，從根本的意義來說，現代王朝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
王朝的建立，也像皇權的來源一樣，有基本的三种形式，即(1) 打天下者坐天下；(2) 世襲制或禪讓制；(3) 政變制。第(2) 种通常保持王朝的各稱不變；后一种形式可能就要改朝換代了；第一种形式倘若屬于起義或暴動的性質，那也是改朝換代的開始。所以，只有第(2) 种能夠保持大致的穩定，而第(1) 种形式則屬于“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第(3) 种通常源于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激化表現。此三种盡管形式各异，但其最終目的都是為著推翻一個舊的王朝而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這种表述差不多是中國社會的鐵的定律。
所有的王朝，都實行适應于王朝的政治制度。即：(1) 一党制 —- 皇帝党；(2) 官爵分封制；(3) 民主集中制；(4) 軍隊參政、執政制；(5) 警探密布制；(6) 司法重刑制；(7) 思想一元制；(8) 言論封鎖制；(9) 輿論一律制；(10)人權虛無制。
一、一党制 —- 皇帝党或曰保皇党。一党制是所有皇帝所津津樂道的，參加這個一党制的都被稱作該王朝的骨干分子；所有掌權人，亦即國家行政官僚階級，构成了作為皇帝党的一党制的基本框架。
皇帝的所有至愛親朋都是皇帝党的當之無愧的党員，所有的這些党員都被封以王候之稱謂，而他們被賜以高官厚祿也就順理成章、母庸置疑了。而歸附于朝庭的各位大臣出于利己的需要也必定要加入皇帝党，因為該党必定會有利且有大利可圖矣！
二、官爵分封制。此為帝制，皇帝任命宰相，宰相任命督撫或巡撫，督撫任命縣知事。頂戴花瓴是由上面的行政机關賞賜的，因而听命于上級就成為所有下級官僚的必然表現和万死不辭的政治任務。倘若稍有違逆，輕者摘去頂戴，重者打入大獄。
(1) 由于官爵分封制的實行，行賄討官便成為時尚之舉，而受賄也就成為各級領導工作的重要內容，賄禮之輕重乃是上級行政領導檢驗下級領導效忠程度的某种秘密標准，如此這般，豈能不形成政壇的普遍腐敗？難怪明太祖朱元璋不禁感嘆地說：“我欲除貪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見“國初事跡”).
(2) 下級看上級的眼色行事，一切唯上級的命令是從；而上級評判下級的標准，完全根据是否听話、是否符合上級意愿為尺度。因而，溜須拍馬的獻媚之人，往往能夠邀寵成功。阿諛奉承之輩得逞之時，也就是無能領導的開始。無能是王朝政治的本質特征。是防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是對于人類未來前途的根本否定。無能，不能不造成社會發展的無望。
三、民主集中制，是帝制的形式加內容。民主是形式，集中是實質。在朝庭內部，各位大臣都要參与議政，斯是民主；然而最后卻都要集中到至高無上權力的掌握者 —- 皇帝的手中。
你可以按照“….條條”、“….框框”去民主，當合朕意時，就照你的去辦；當不合朕意時，那還是要照我的意見辦。總之，誰有權，就照誰的意見辦，誰無權，則就不能照著誰的意見辦。
民主集中到誰？秦朝集中到秦始皇，漢朝集中到漢高祖或漢武帝；唐朝集中到唐玄宗、唐高宗；宋朝集中到趙匡胤；元朝集中到成吉思汗、忽必列；明朝集中到朱元璋；清朝集中到努爾哈赤、皇太極、康熙、雍正、乾隆直至慈禧太后….如此等等，足見民主集中制竟是王朝所樂此不疲的怎樣的一种制度。
四、軍隊參政執政制。除了世襲或禪讓之外，王朝的建立通常依靠打天下而獲得，或通過政變而獲得。
打天下需要“槍杆子里面出政權”（毛澤東），政變也同樣需要武裝，亦即軍隊的實力。因此，王朝制既是由武裝所奪取、所建立，也必然需要軍隊來維持、來參与。軍隊因而成為王朝須臾不可或离的拐仗，一經喪失或离開這個拐杖，那么王朝就會頃刻間土崩瓦解。皇帝的寶座必須通過刺刀來把守，來捍衛。
軍隊的將帥直接參与王朝的大小政務，軍隊直接參与社會生活的各种類型的活動，在王朝制中的人民，時刻感覺到刺刀的明晃晃的影子。刺刀高懸于每個人的頭上，時刻有傾落下來的危險。軍隊不但要打仗，而且還時刻与人民群眾水乳交融地、親密無間地糾合在一起，軍事首長常常也可以成為政府首腦。
政府級別軍事化建制，營科級、縣團級、師地級、省軍級、部委兵團級等等。社會生活戰時體制，例如供給制等等。
軍隊首長參政執政制，是傳統的王朝制的顯著特點，是落后生產力所造成的愚昧的政治制度，它對于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具有極其消極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屬于必當破除之例，亦即軍隊必須職業化。軍隊必須國家化。
五、警探密布制。每一個社會，包括發達的民主社會都需要警探，以維持必要的社會秩序，但在王朝體制下，警探所起的作用与民主社會的警探之作用，具有顯著的不同。前者主要是監視人們的思想、言論和所有非暴力的活動，而后者主要是防范并追究暴力活動的制造者。身穿制服的警探，和大量的、不穿制服的警探，每時每刻都在密切地關注著人民的言論和行動，稍与王朝的規范有所偏离，就被指斥為“圖謀不軌”、“反革命”、“抗旨不從”，動不動就被扣上种种“莫須有”的“右派”、“反革命”的大帽子，或流放异鄉，或關進牢獄，或處以極刑。
充當政治警探的常常采取密報制，所以在王朝制度下，密報制實乃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也。密報者，由于對王朝盡忠之表現，通常受到物質的和精神的獎勵，有的甚至可以弄它個一官半職，或者是平步青云，甚至于可以受到皇帝本人的嘉獎。而与此相反，被密報者的命運就要凄慘至極，就要家破人亡，或者身首异處了。
六、司法重刑制。王朝實行的是人治，從來就沒有什么法治。即便有种种立法，也完全是出于維護王朝的目的而進行的。皇帝老子可以直接地行使審判權，最高審判權是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力。
縱觀歷代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重刑是其無所不在的內容。“唐律”所規定的十惡：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都是直接侵犯封建國家的統治基礎与統治秩序的行為，也就是直接危害封建專制獨裁制度的核心 —- 即君權、神權、政權和夫權的行為，因此，“唐律”規定十惡罪都是“常赦所不原”的大罪惡，也就是必得格殺勿論的大罪；其后的宋朝司法和明，清兩朝司法也都作出了維護其王朝制度的嚴酷刑律。無論公元前的秦律，還是兩千年之后的今日，王朝的司法從本質上一脈相承，以嚴酷的刑律威懾人民，鎮壓人民。現在時常流行的所謂的“嚴打”斗爭，根本不符合法律的正常秩序，實乃人治于法律上的制度表現。
就刑名而言，巧立名目，意在以刑殺立威(1) 死刑，如族刑、梟首、腰斬、槍決、棄市；(2) 肉刑，如墨、劓、刻、宮、笞等；(3) 徒刑。
王朝的司法制度形式上也有一定的審判程序，也是從基層辦案直到大理司判斷，但由于司法不能自治，司法必需在皇帝的一元化領導下進行，因而司法机關缺少法与制等必備特點，于是冤獄叢生、生靈涂炭、民心無宁，社會在畸型的狀態下緩慢地、輪回似地生不如死地苟存下去。
七、思想一元制，又叫思想一元化。縱觀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就人文學科來講，除了皇帝的思想和圍繞著皇帝的思想而進行的御用思想之外，毫無其他思想可言。這种思想一元制竟能夠在泱泱的中華大地上以唯一正确、光榮而偉大的自我標榜存在了五千年之久，并且極有可能還會繼續存在下去若干年。這可以說是中國獨具特色的王朝特點。
世界上只有一种思想是唯一真理的化身，那就是皇帝的思想，當然也有不叫皇帝之名卻行皇帝之實的思想。皇帝的思想說到底只能代表他個人的經驗、常識和水平，而不能也決不可能代表一切人的一切思想。盡管皇帝的思想可能偉大，但也決不應當讓一切其他的不怎么偉大的思想喪失其存在和發展的權利。倘若不允許任何其他思想存在的這种所謂的思想以其外在的非本質的存在取代作為思想的本質存在，亦即用槍杆了或刀把子保護這种單一的思想，并且与此同時不允許其他任何思想的存在与發展，動輒以“大逆不道”“异端邪說”“別有用心”、“圖謀不軌”等等誣蔑不實之詞和形形色色的大帽子扣將上去，那么這种單一的思想就必定是專制的思想。
專制的思想通常以王朝的“一致贊同”的方式獲得通過，并且以國家意志的面貌儼然合法地公諸于世。換言之，沒有也不允許有任何不同的意見和觀點存在，更不用說与之相反對的觀點了。不同的乃至反對的觀點一律被極其武斷地和極其殘暴地認定為“反動”，但只有專制思想卻是最不“反動”的。
因為這种皇帝的專制思想最不反動，而其他的一切思想都被認定為大逆不道或异端學說，或以其他的巧立名目認定之，那么在王朝制下生活著的人民就要毋庸置疑地和堅定不移地尊從這种專制思想，認真學習、認真領會這种專制思想，從而使人民成為這种專制思想所武裝起來的“有覺悟了”的人民。人民只有別無選擇的一种選擇，那就是這种唯一正确的“真理”，亦即專制思想。
誠如現代的歷史研究所一再地證明了的事實，人与動物的區別在于人會思想，人會進行思想的選擇，人會進行有選擇的思想，要不然人与動物在本質上就歸于同一，人就异化了他自己。而專制思想，作為外化了的國家意志卻使人喪失了人之為人的無盡丰富的選擇性，從而只能有一种唯一的選擇；也同時使人不能自由地進行獨立的思想，從而斬斷了人之為人所可能或必然具有的思維。因而專制思想，作為外化了的國家意志，從本質上等于對人的大腦實行了毫不留情的和慘無人道的摘除手術或曰根除手術，使人變成非人的狀態，使人在沒有自己的大腦狀態下有如動物（豬、馬、牛、狗）般地苟且偷生于人世。這就是專制思想對于人民統治的最終結果。作為補償，思想麻痹症患者全民化，這又有利于王朝的垂死掙扎。此等惡性循環已經累積有五千年之久矣！
八、言論封鎖制。古往今來，所有的王朝最懼怕的就是言論自由。所以，所有的王朝都要采取种种殘暴的措施千方百計地并且是以各种蠱惑人心的名義取締言論自由，封鎖言論自由。說話也犯罪，也要被繩之以法，也要受到司法的無端追究，甚至遭到酷刑和殘暴的殺戮。
秦王朝就設有“妄言罪”，這是指反對或推翻秦王朝統治的言論，這种罪通常要滿門抄斬，亦即族刑。另一個是“非所宜言罪”，也就是說了不該說的話，至于什么是不應該說的話，秦律并無明文規定，封建統治者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解釋，因此也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加害于人。還設有“誹謗与妖言罪”，据“史記、高祖本紀”載，劉幫攻占咸陽后，對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有的歷史書描寫說：“秦禁民聚語”，始皇35年，有儒生議論秦始皇專制獨裁，始皇便以儒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于是逮捕四百六十余人，皆坑埋于咸陽，此即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
据蒲堅主編的“中國法制史”載，順治、康熙年間，浙江庄廷瓏編輯“明書”，稱努爾哈赤為建州都督，不書清帝年號，而書隆武、永歷等南明年號，被告發。時庄廷瓏已死，清朝統治者下令開棺戮尸，其兄弟、子侄以及刻者、讀者、保存者，甚至事先未發覺的地方知府共七十余人，全部處死，這是清朝“文字獄”之開端。其后，“文字獄”迭興不斷，康、雍、乾三朝達一百余起，往往以莫須有的罪名橫加殺戮、濫肆株連，迫使當時的知識界人士大都“懼一身之禍”，而埋首書齋、鑽故紙堆，致使清初頗有生气的學風，逐漸為繁瑣考据之學所代替。
清朝末期爆發了几乎席卷大半個中國的農民起義，義軍首領洪秀全歷經艱苦卓絕的大小征戰，終于在1853年定都南京，建立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堅決取締“妖書邪說”，目的是為宣傳革命主張，防止舊思想侵蝕革命隊伍，因此把過去的經書，戲曲等等，一概稱之為妖書、邪說、邪歌、邪戲，并用嚴刑予以禁絕。“太平刑律”規定：“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凡一切妖物妖文書一概毀化，如有私留者，一概斬首不留”，“凡邪歌、邪戲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戲者全行斬首”。
民國時期，總統換了若干，除了孫中山有著濃郁的民主思想之外，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都實行以言論治罪的不成文法。
民國后期的蔣介石統治集團，也程度不同地實行過同樣的政策，言論不能自由，發表過与其統治意志相違背的言論之人，都要受到特務机關的逮捕、查辦，有的還要被暗殺，如聞一多、李公仆等人即是。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成立了中國共產党，開宗明義地宣稱“以奪取全國性政權”為目的，在長達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戰之后終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由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一個舊的王朝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然而正像一座舊的高樓大廈被夷為平地之后，如何建立一個与舊的高樓大廈（王朝制度）具有本質不同的新的高樓大廈這個歷史性問題卻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相反地，新建立的高樓大廈卻相當程度地繼承和發展了舊大廈的一切弊端，當然是在新的形勢下并且以新的名義從事著這种繼承与發展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新時代發生的一系列具有悲劇意義的歷史事件：
(1) 五十年代初，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對于俞平伯“紅樓夢”評論的批判；
(2) 在五十年代初的政協會議上對梁漱冥的自由言論進行了批判，稱梁是“反動文人”，“你梁漱冥從來就反共”，“蔣介石用槍杆子殺人，你梁漱冥用筆杆子殺人”，并??“用筆杆子殺人比用槍杆子殺人還要厲害”等等（見“毛選”第五卷）。
(3) 1955年，在中國大陸上發生了著名的“胡風反党集團”案，案件主犯胡風，是文學家、文藝評論家、詩人、社會活動家，由于其獨立自主的見解、由于其剛正不阿的性格所使然，竟敢以一介平民之身份，上万言書給一言九鼎的毛澤東，要求給予文學藝術以更多的自由和更為寬松的環境，并直陳毛澤東本人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對于中國人民所作過的种种的胡作非為。于是，他被指斥為“胡風反党集團”的總頭目，并遭到20年以上的關押，身心無不受到致命的摧殘。凡是与胡風有過信件往來的、凡是与胡風過往甚密的，甚至与胡風有過一面之交的、受過胡風的指教的、与胡風交談過一次的、見過一面的、讀過胡風的書的或者對胡風表達過欽佩之情的，都統統地被划定為“胡風反党集團”的范圍之內，且無一人漏网。這些人的命運由于胡風的耿直的秉性和直言進諫的表現而悲慘之至：有的流离失所或被譴送到荒無人煙的深山老林；有的被長期關進獄中，遭受到非人的磨折，有的含冤決命、客死他方。“胡風反党集團”的主要人物胡風，僅僅因為他的著名的万言書，他本人、他的家人、他的親屬和他的朋友們，受到了大規模的誅連，這是現時代的因言獲罪的典型案例。
(4) 五十年代中葉批判人口學家馬寅初“人口論”，稱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馬爾薩斯“舊人口論”的翻版，并提倡“人多好辦事”等等。
(5) 五七年夏季開始了“打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規模浩大的運動，全國的知識分子有百万之眾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大部分“右派”流离失所、被送交給人民群眾進行監督改造，從而喪失了說話的權利。
(6) 五十年代后期展開了對于杜鵬程的長篇小說“保衛延安”的政治批判，并稱作家們“利用小說反党，是一大發明”（毛語錄）。
(7) 一九六四年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亦即“四清”，主要是進行思想統一運動，全面封鎖言論自由.
(8) 一九六六年以批判鄧拓、吳、廖沫沙“三家村”開始的、以發布“五一六通知”為標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緊鑼密鼓地進行了長達十年之久，就其直接的經濟損失而言，按當時的市場价格計算（一元錢可購買1.2 斤豬肉、或購買3 斤刀魚、或購買1.2 斤雞蛋），竟達4000億元人民幣之多，其間接的經濟損失就更是無法确切地估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批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抓出成百万上千万的“牛鬼蛇神”和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并以批判“封、資、修”的名義把他們掃進了“歷史垃圾堆”還要“踏上一只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因此，無以計數的教授和科技專家統統地被扣上各种各樣、形色各异的帽子，他們不堪重負，經不起慘無人道的各种刑罰（坐老虎凳、戴高帽游街示眾等等）的折磨，或跳樓、或投河、或上吊、或臥軌….均死于非命。
(9)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共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可是，緊接著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卻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要求。于是乎，凡是不符合當時政治要求的言論都統統被稱作“精神污染”而受到指責和攻擊。
(10)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由于人們接触外來思想日趨增多，故而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呼聲愈加迫切而響亮，但這一切自由的言論卻被指斥為“全盤西化”，是繼承和宣揚“資產階級腐朽思想”。
(11)一九八九年查封了在知識界頗有影響的“世界經濟導報”，并軟禁該報主編欽本立，逮捕王軍濤等知識分子，驅逐作家劉賓雁，殘酷迫害哲學家王若望，大肆批判懮國懮民的電視連續政論片“河殤”，重新逮捕民運人物魏京生，禁止五百多家報紙、雜志社出版發行他們的報刊。
言論封鎖是所有王朝的共同特征，不許談論人話，只許遵從帝言，此之謂也。不許對社會進行論證，不許對社會進行批判，更不許對社會進行置疑，而一個經不起論證、經不起批判、經不起置疑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呢？如此簡單的問題恐怕不難回答。
須知，人的偉大在于思想，在于思想的真實表達 —- 言論。倘若封鎖人們的自由的言論，讓人們在緘默中苟活，那就是把人變成了非人的存在。這正是王朝制賦予我們現時的生存環境。
九、輿論一律制。自漢代蔡倫發明活版印刷術以來，各种書藉、報章、雜志以更加簡單的方式刊行于世。但在若干世紀的王朝制度下，輿論只能采取口傳的方式進行，而印刷成書、成文的輿論大抵都是官樣文章，所以輿論本質上几乎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皇帝的詔書之類的篇什以及御用文人所記載下來的、适應于王朝意志的、通常是歌功頌德的一些所謂的事跡，即便是“史記”，也不能不受到這种影響。
輿論的興起是近代的事情，突出的例子是清末民初的“申報”。“申報”与其他各种民辦報紙的出現，是适應當時社會變動狀況的能夠真實地表達民意的輿論工具。隨著提倡新文化運動的包括“新青年”在內的各种報刊的發行，都反映了當時那個時代所具有的輿論環境。換言之、當時的輿論環境較為寬松、較為自由、也較為開明。這一點可以從當時的知識分子無論什么人都可以辦刊物、辦書店、出售自己的著作看得出來。做到這一點，是与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所領導者的民族革命事業分不開的。
但后來事態的發展就与輿論的自由狀態相違背了。輿論被所謂的新聞檢查机關蜘蛛网似地嚴密控制住了。輿論由于這种苛刻的檢查制度而變得統一起來，單調起來。這是蔣家王朝為著維持自己的統治而采取的嚴密措施。但即使這樣，蔣家王朝也沒有因為輿論一律而挽救自己在中國大陸上覆滅的下場，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有与之相抗衡的力量 —- 中國共產党的存在。
作為推翻舊王朝的結果，亦即合邏輯的必然發展，中國共產党登上了執政的歷史舞台。在經歷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戰爭、反右斗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后，回顧一下我們所刊登出來的各种各樣的連篇累牘的文章、著述，就不難發現輿論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現象，就不能不感受到在四億五千万人中、在七億人中、在十二億人中只有一個聲音在講話，在發布命令，在統一指揮，在統一部署，而且沒有也決不可能有任何不同的、甚至与之相反的聲音公開站出來進行辯論，進行心平气和的商榷和討論，進行公平的和平等的對話。總之，輿論一律，即使有人曾公開批抨輿論一律的現象，也立刻遭到了偉大領袖的斥責：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輿論，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輿論；無產階級的輿論就是不讓你資產階級有輿論的自由。
輿論一律的特點是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懮，從本質上排斥了新聞的客觀性、真實性和時效性的特點。一切以長官的意志為意志，新聞成為党派的政治喉舌，換言之，成為党派首腦的喉舌，輿論由此而喪失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喪失其自身存在价值的輿論卻整日喋喋不休地鼓噪陳芝麻、爛谷子的那一套人們早已厭倦但卻無法排譴的貨色。新聞不成其為新聞，只是宣傳，只具有宣傳的功能。
輿論的到處鶯歌燕舞，歌舞升平，就象精神鴉片一樣，迷醉了人們的神經，麻痹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昏死過去。所以輿論一律也就是對人民實行全方位的迷幻術，亦即騙術。
輿論一律使人民不能夠清楚地了解社會上所發生的各种事物，不能夠積極地參与社會生活的各种進程，反過來講，民意也不能暢達，信息也不能共享，智力資源卻被普遍地浪費。
輿論一律使作為社會觀察員和評論員的新聞記者喪失了他們的基本功能，剝奪了他們存在的應有价值，相反卻使他們成為唯長官意志是從的盲目的追隨者，使他們的所言所論都在言不由衷的情況下無可奈何、不得不為。
輿論一律是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的派生物，是思想專制和言論封鎖的必然的外在表現。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只要是輿論一律，那么相伴生的就必然是愚昧、落后与貧困，就必然是遲滯不前、一無作為的罪惡結果。
克服輿論一律，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議，是現代化偉大事業的內在要求和迫切任務。其方針是，解除報禁，讓輿論像百花一樣盛情開放，而不能只是一枝獨秀；允許私人辦刊，以使各种各樣不同的，乃至針鋒相對的相反的聲音融匯成思想的汪洋大海，形成百家爭鳴、千家爭鳴、万家爭鳴、百万家爭鳴的現代化新气象。
十、人權虛無制。王朝從嚴就沒有人權。王朝以其無能遏制人權；王朝以其謊言愚弄人權；王朝以其酷刑蔑視人權；王朝以其政權壓迫人權；王朝以其專制否定人權。王朝与人權水火不能相容，王朝与人權根本就沒有所謂調解与和平共處的可能。要維持王朝的江山万年長，就必須置人權于死地而后快；要人權，就必須堅決、徹底、全部、干淨地取締王朝制。
秦王朝有人權嗎？沒有，只有皇權；漢王朝有人權嗎？沒有，只有皇權；隋王朝有人權嗎？沒有，只有皇權；唐、宋、元、明、清以及隨后各代王朝有人權嗎？沒有，只有皇權。
皇權，以及皇權所分封的各級大大小小的皇權之代表，亦即各級大大小小的皇帝們，從來就沒有人權的概念，從來就對人權行使壓迫、遏制、蔑視和否定的權力。五千年來，在中國大地上，人權從來就沒有真正地獨立過，從來就沒有過獨立的人權，沒有過人權的全面實現。
王朝從來把人作為行使其罪惡統治的御用工具。合乎其意者，留；不合其意者，或誅或刑，無所不用其極。王朝從來不把人作為目的，而只是把王朝作為目的，把王朝的江山之穩定作為目的。換言之，所有的人，都要為著王朝的生存与延續而努力，而辛勤地、任勞任怨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勞作。王朝因此也以其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制度，該制度不是為實現人的基本權利而沒置的，恰恰相反，人的生存和發展卻要以王朝的旨意為座標、為方向、為目的。這种本末倒置的、非法的王朝體制存在多久，那么中國人民也就會在這种罪惡的制度中垂死地掙扎并且以非人的存在苟延殘喘多久。
人是宇宙的主宰，但人卻受到專制的主宰；人是万物之靈，但人在王朝體制下卻無論如何也靈不起來。于是思想蕭條、言論划一、文化乏味、經濟停滯、社會裹足不前、社會不公平、不公正隨處可見，未開化的、野蠻的舉止被視為正常而合理，如此等等，皆源于人在非人的王朝制度下已經徹底地自身异化了。這不但沒有絲毫的歷史進步可言，簡直是罪惡歷史在當今之世的別無二致的翻版。@
一九九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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