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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9日訊】了解大陸情況的人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非典型肺炎正在向農村地區蔓延。有消息說，山西一些村庄已經被完全隔絕起來，無論村民是否感染，一律不准進出。這是歷史上中國政府對待瘟疫，包括國民黨政府防范麻風病傳播的傳統辦法。問題是，大陸當今的物流和人流絕非昔日可比，這种傳統的辦法在現在的條件下是否能夠奏效？一旦進一步失控，又將如何應對？
十多年來，大陸經濟越來越依賴來自農村的所謂”民工”。這些雖然身在都市卻又沒有城市戶口的二等國民，總數已經超過了一億兩千萬，支撐著大陸几乎所有的建筑、服務產業，尤其是出口加工業。沒有這些產業在過去十年的高速發展，沒有這些民工的血汗就沒有大陸經濟這些年的增長，這是人所共見的事實。同樣非常清楚的是，由於拒絕接受民工正式移民城市，這些民工受到极不公平的對待。他們不僅飽受歧視和凌辱，而且沒有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民工中間的許多人，一方面被迫處於高度的流動中，同時，又長期生活在環境和衛生條件极為惡劣的所謂”臨時性”社區中，既享受不到抽水馬桶等基本的都市文明，又失去了鄉野的清新空气。大批民工借以栖身的，是城郊的農村。在中共城鄉二元的体制下，這些地方雖然早就被城市飛速發展所包圍，但是，由於村民依然是農村戶口，這些地方公共設施的建設，不能納入城市公用系統，已經成為事實上的貧民窟。大陸媒体美其名為”城鄉結合部”。
象世界上所有貧民窟一樣，民工集中居住的地方成為各种污穢匯集之處。大陸貧民窟的特殊性在於，其居民的居住合法性比其他發展中國家要更低，所以政府的服務就更加不足。政府不僅不提供基本的教育衛生服務，連民工自己辦的子弟學校也要強行關閉。盡管各种各樣的人間悲劇和罪孽在民工的社區大量發生，大陸當局的基本態度就是假裝看不見。除了缺乏基本的同情心之外，他們有一個明确的目標，就是要維持農民只能進城打工，不能移民的基本方針。可以說，這個方針是大陸十多年來經濟模式的一個基石。
這個方針的要害是只准農民參與創造城市財富，但不許農民分享城市財富和福利。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必須保持其”流動人口”的身份，而沒有正式市民的權利。這個方針以及建立在這個方針基礎上的大陸經濟模式，是大陸民工超低勞動价格的真正原因，但是，大陸的官方學者以及媒体則以所謂”市場供求法則”來自欺欺人，似乎民工的悲慘處境完全是某种自然法則所至。
現在，大陸經濟模式之不公平連老天爺也看不下去了。正如有人已經指出的，這次非典型肺炎的”怪”病在中國大陸發生，并不奇怪。正是打工仔們惡劣的生活環境和大陸不交錢不治病的醫療体制相結合，催生了這個可怕瘟疫的發生與傳播。
廣東是中國大陸得益於民工血汗最多的一個省。外來民工人數超過一千兩百萬，高達本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民工血汗工資制度的基礎上，廣東一省的財政收入，等於山東、江蘇等几個沿海大省的總和。但是，生活在廣東的富人以及本地人的生活質量也不得不為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而付出代价。
不久前我曾經去了最早發現非典型肺炎的廣州和佛山一帶，親眼看見在一些豪華的所謂高尚住宅小區高牆外，是無人整治的臭水溝，溝邊即是民工的簡陋棚屋。在我看來，住在院牆之外的民工自然會對自己的命運感到不平。但是，住在高牆之內的人又有多少享受呢？他們在慶幸自己沒有落在大牆另外一邊的時候，卻也不得不與民工一道分享污濁的空气，飛揚的粉塵，轟鳴的噪音，現在，還要共同面臨非典型肺炎病毒感染的危險。
許多人以為，非典型肺炎會象台風一樣，對經濟發生一個沖擊，然後又一切如常。但在我看來，這次瘟疫并非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災難，而是大規模剝奪”民工”的大陸經濟模式內生的災害。這個瘟疫的發生表明，大陸以犧牲農民的基本權利和福利為代价集聚財富的經濟模式，已經走向反面。這种經濟模式導致的災難，不僅僅傷害弱者，而是威脅到整個社會的基本生活。非典型肺炎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一個极不公平的社會對所有人都是危險的。我希望大陸的當權者能夠明白這個信息。 @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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