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1日訊】 我在上次的評論中講到周恩來是不是忠臣，我說周恩來不是忠臣。因為忠臣的定義是敢于給皇帝提意見。忠臣是要堅持仁義原則，對皇帝的錯誤直言不諱地批評。周恩來對毛澤東百依百順，明知毛澤東是錯誤的時候也一味順從，所以周恩來不算忠臣。
廬山會議上彭德怀敢于就大躍進的錯誤批評毛澤東，這才叫忠臣。不過嚴格說來，彭德怀頂多只能算半個忠臣。因為：第一，彭德怀的万言書只是私下里交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不是准備在會議上公開發表的。而過去忠臣給皇帝提意見都是在朝廷之上當著文武大臣公開提出來的；第二，更重要的是，當毛澤東大發雷霆，糾集追隨者對彭德怀猛加批判，硬是要給彭德怀扣上反党的罪名的時候，彭德怀很快就舉手投降，全盤放棄了自己的批評意見。最后還簽字畫押，承認了自己的反党罪名。周恩來不是忠臣，彭德怀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實際上共產党里沒有忠臣。
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大臣還多少有一點批評君王的空間，可以發表不同政見的空間。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反對君王的錯誤不等于反對君王，相反，它可能還是忠于君王的表現。這個原則君王自己也是要承認的，因為君王并不是真理的化身，君王并不是因為他英明正确才稱為君王的。皇帝錯了，也還是皇帝，這就使得皇帝有可能容忍批評，這就為批評皇帝留下了一定的空間。
我把古代的忠臣比作現代的忠誠的反對派，理由就在這里。只不過在古代大臣批評君王，并沒有确定為一种權力，因此是沒有保障的。共產集權制度卻不一樣，在公產集權制度下，最高領袖的權力据說是來自領袖的英明正确，來自于領袖是真理的化身，是正确路線的代表。因此最高領袖就成為不可批評。因為對領袖的任何嚴肅的批評，都意味著對權力合法性的挑戰。廬山會議上，彭德怀給毛澤東提意見，彭德怀在主觀上是不是有奪權的動机姑且不論，但是從毛澤東的角度，毛澤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權力遭到威脅。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彭德怀是對的，我毛澤東是錯的，那憑什么還該有我毛澤東，而不該有你彭德怀來當領袖呢？在過去，皇帝認錯了，還是皇帝；可是共產党領袖一認錯，就多半當不成領袖了。
在中共的党史上，領袖一認錯就下台，從陳獨秀、王明直到華國鋒沒有一個是例外。正因為共產集權制度把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線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認有任何別人比自己更正确，不敢容忍任何批評反對的聲音。一方面，共產党一党專制，連高級干部公開提出不同意見的權力都徹底剝奪，所以它造成了比傳統專制制度還要惡劣百倍的集權專制。另一方面，這也告訴我們，只要允許公開的發表不同政見，共產党一党專制就會瓦解，就可能轉變為民主制度。這就是共產党一党專制制度的一個最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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