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8日訊】前不久，針對中國立法當局頒布的針對“故意傳播非典病毒者”最高得處以死刑的報道，引起國際新聞媒介的極大關注。其中德國的《萊茵周報》以“中國人的極端主義”為題發表了評論。這樣的評論其時并不中肯。因為中國當局始而刻意隱瞞，繼而革職高官，再而追加立法，并不能以極端主義一句話所能概括。
首先為了所謂十六大和人大、政協期間的“穩定”，當局刻意掩蓋真相，結果非典流行，大面積蔓延，多人死亡。說明中國的新聞報道，從假話變成說真話，其中要付出高昂、乃至生命的代价。當非典病例數据國內無法披露，“投奔自由”傳播到國外之后，當局才倉促面對國際輿論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壓力，將張文康、孟學農等主管高官撤職查辦。其他還罷免了一批玩忽職守危害人民生命的官僚干部。据了解，這批下台干部中沒有一個被判處十年以上徒刑的。這僅僅是此次立法机關出台新法令中的最低量刑標准。
我們還看到，這次在發生非典疫情的所有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特別立法來對付該病疫情的傳播。他們的輿論相對開放，社會監督比較有效，再加緊急防范措施，疫情便較快地得到了控制。同樣是亞洲的越南，經濟發展不及中國，卻是首先迅速控制非典疫情的國家。他們同樣沒有特效“克星”藥品，主要依靠人體自身的抵抗力和社會、衛生部門的應急措施，終于控制了疫情，制止了傳播。他們沒有緊急推出嚴刑峻法，我們卻不能說他們沒有法治觀念。
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病人自知已患高危重症，而且體弱乏力，一般也不至于像中國當局所指責的那樣，再去故意傳播。如此的病例，至少目前為止中國沒有，外國也沒有。退一万步說，對于病弱無助的非典患者施用重刑，也有悖人之常情，更有違國際上起碼的人道主義原則。看來中國在法治方面要与世界接軌，決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當然，中國最高法院宣布實施的這一法律，決不會無的放矢。那么中國當局如此殺气騰騰地緊急立法，又是想要威懾誰呢？
江澤民提出“与時俱進”的概念以后，這個術語成為目前國內各种場合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當時正值春夏之交，不僅非典作祟，世界衛生組織官員進駐，而且每年一度，令當局最感頭痛的“六四”十四周年忌日日益迫近，當年鄧小平師出無名，悍然下令開槍，將一場和平請愿，反腐敗、反官倒，要民主、要人權的學生市民運動，血腥鎮壓下去。十四年來年年躲，年年怕。可是中國人和世界輿論一直沒有停止要求追究六四責任的呼聲。隨著非典疫情的擴散，人民中出現強烈的不滿，中國當局不僅害怕非典，更害怕自己統治地位的動搖。北京，尤其是北京的大專院校，是六四的發源地，當局關閉校門，不准學生進出，還下令封鎖了全國的一些言論比較自由的网站；楊子立和黃琦等青年知識分子被判重刑，對法輪功信眾的打擊和刑訊依然嚴酷殘忍。中國當局的緊急立法，僅是一個借口而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嚴打非典傳播者是假，震懾人民的不滿和正義反抗是真。按照人類公理的原則，法律是保護人民權利和利益的。西方國家的報刊評論只看到中國當局始而刻意隱瞞真相，繼而宣布嚴刑峻法，態度似乎一百八十度急轉彎，便批評說是“極端主義”，實際上是過于表面化地看問題了。中國當局色厲內荏，他們的心頭大患是不僅害怕致命的非典型急性肺炎，更害怕人民要求人權和民主的憤怒反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