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4日訊】
信息与特權
信息公開，狹義地說是新聞改革，廣義地講是民間信息公開、政府信息公開、媒體信息公開。過去講信息公開那是奢談，首先就因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有問題。香港“七一大游行”在大陸被禁止傳播就嚴重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再以這次SARS危机的初始階段為例，共產党先將信息隱瞞，這是官僚主義作祟，害怕人心浮動、造成社會動蕩，這就顯示了整體政治秩序的一种脆弱性。以北京、上海、東南一帶為首的經濟發達地區，拼命維護沒有受感染的形象，這是怕外資流失，怕經濟受到打擊，這也說明了政治合法性太過依賴于經濟成長這一因素，又反映了中國政治秩序的另外一种脆弱性。這就不得不引起我們關于突發危机的制度性思考：中國的國家能力擁有獨斷性的權力，但又缺乏制度性的基礎行政能力；中國的國家能力缺乏制度性的能力，國家行動者無法統合協調官僚危机和市民社會，無法建构國家政策的支隊，所以制度的有效執行和制度化程度都有所欠缺。
在制度性問題的影響下，特權使信息公開的整個過程都成困難，一切有違特權的信息必然出現四個階段：第一步，信息產生，然后迅速監控，經過選擇，接著對有違特權的信息進行“瞞”，并破坏原始真實信息；第二，當出現局部輿論時，對有違特權的信息進行“騙”；第三步，當出現大量輿論時，對有違特權的信息的產生者、典型傳播者進行“壓”；第四步，當自上而下的輿論壓力尤其是上層壓力扑面而來時，進行“逃”，這种“逃”的手法非常丰富，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拉墊背、找替罪羊。瞞、騙、壓、逃，四位一體，整個過程的同一核心都是特權。因此，信息公開最大的敵人就是特權。
這种特權可以導致表面的腐敗，也可以導致更深的腐敗，那就是對規范社會秩序的法律從頭到尾地做動作。當法律与特權捆在了一起，法律就毫無公正可言。我們現在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這一條不知害慘了多少人！這种界限不明、模糊不清的法律，將憲法“言論自由”、“結社游行”等等徹底消解，由這种法律所“規范”的所謂“法制社會”其實就是一個由獨裁者絕對控制的社會，信息在這樣的社會里，其公開內容、公開數量、公開質量就大打折扣，因此必然產生大規模的謠言，以至于制度性的謊言演變成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謊言，謊言再產生謊言，謊言又再產生謊言，整個社會成為一個謊言社會，這就大大增加了社會成本，給整體社會資源造成極大的浪費和破坏。
特權嚴密控制信息公開，那么反過來說，信息公開就只能依從于特權。舉例來說，這次SARS危机中我們一定要記住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中共原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長、現任《南方周末》主編的張東明，這個人在擔任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長時，從2月8日到3月14日下達的禁令就有20條之多，如“省內各級新聞單位一律不得采訪報道”、“各新聞單位要嚴格保密，不得泄密，不得擴散”、“對搶購食鹽、糧油現象，所有新聞單位一律不許報”、“對香港發生的非典一事，一律不報”、“從即日起，所有非典的報道決定權限在我部，未經我部同意，一律不得報道”等等。
請大家不要責怪張東明的口气大，如果這次SARS危机沒有影響到外國人，估計他的行為還能得到上級嘉獎，也就是說他發布的這20條信息非但可能沒有責任，而且還是一种榜樣，這也是源于權力。但是他由這個權力產生的這些行為應該向誰負責呢？廣東省委宣傳部向中宣部負責，中宣部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負責，但是負責政府工作的人（而非負責宣傳工作的人）也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里面，而政治局又是集體領導，那么類似張東明這樣的行為怎么确立政治責任呢？是政治局里面負責宣傳工作的一部分人的責任嗎？難道是政治局自己監督政治局？中國實行的是“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制，那么政治局就被党監督，那么党又被誰監督呢？是人民嗎？人民有多大的監督能力呢？這么推下來，我們才繼續發現：信息公開的最大敵人是特權，特權產生于一党專政；反過來說，一党專政所推行的信息公開必然是非常有限的信息公開，并且一旦出現問題，其政治責任很難厘清。所以，真正的信息公開一定存在于實行多党制的國家。
■對比与反思
四年前，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來廣東發表演講，他當時說：“有人問我，上海會不會代替香港，我說絕對不會，因為金融中心有一個先決條件，即信息的自由流動和公開，以及法治透明，而絕對不允許一种封閉的管治。在香港，甚至謠言都可自由流動。很多人誤解這一點，以為謠言不應該產生，但是我告訴大家，金融中心形成的一個條件，就是謠言會合法產生，合法去解讀，信息在流動的過程中由大家去自由判斷，自由判斷才是一個游戲規則。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是可控的，那這個地方就不能成為金融中心。”
這四年來，他的這段話一直記錄在我的行程本首頁上，我以這段話來反思大陸的信息公開。面對香港政府和媒體，我們簡直慚愧得無地自容。我們到香港發現，為什么香港的言論每天都在罵？每天的電台都在罵他們的特首，政府里的人非常痛苦，但是這個痛苦是沒有辦法不承擔的，必須付出一些代价，這也是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香港因為受過英國管治，坦率地說，确實有一大筆除硬件（比如机場）之外的資產留下，包括法治的概念，透明、有效、廉洁的政府以及信息的流動，國際文化的生活形態，兩文三語（英文、廣東話、普通話）等等。即便是新加坡也取代不了香港的地位，他們在信息流通上控制得太厲害，曾經有一段時期，跟國家利益相抵触的《亞洲華爾街日報》每天只准印兩份。由此我們看到，信息流通的地位是如此之高，它極大地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總體標格。
即便是在充滿宗教、种族、人口、政治矛盾的印度，他們總體來講也优于中國嚴密監控的所謂“穩定”，這當中就有他們持不同政見的媒體發揮的重大作用。再比如日本，6月6日“有事三法案”完全出台，接著它們的著名媒體《朝日新聞》（其地位類似中國的《人民日報》）在6月8日就刊出了一篇《有事法制拷問政治的性質》，這篇文章以強勁的語气直接給政府施壓：第一，自衛隊不能使國民基本權利受到侵犯；第二，要竭力保證現有的文官統治制度；第三，要獲得亞洲各國信任。一篇帶有強烈警惕色彩、強烈尊重人權、強烈阻止軍統的文章竟然放在他們的權威媒體上，當我們看到這樣的信息，是不是猛地為之一震？
再看看我們是怎么做的呢？中國共產党向來強調“以党領軍”，軍隊只受到中央軍委會領導，而不是以國務院為首的政府體系指揮，實際上現在是由軍委主席江澤民領導，文人政府就無法掌握軍隊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實際上存在著“兩個政府”，這“兩個政府”使中央到地方都產生了复雜的异變。更嚴峻的是本應完全獨立的司法都依附到了那個“軍政府”里面，那么“文政府”豈不是被槍杆子指著走嗎？當“軍政府”的勢力滲入市場的時候，“文政府”管得住嗎？這樣的信息我翻遍1989年到2003年的《人民日報》，老實說，一篇也沒看到。
相反，我卻看到另外一种景象：据《記者無國界》載，中國是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据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發表報告，2002年，100多万中國人在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拘押和遣送，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异議人士和宗教人士一直被頑固認定為國家罪犯，并且一關就是多年！為了信息公開，我們付出了多么慘重的代价！
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毛澤東吧，看看他在青年時期的政党“共產党”，看看他在青年時期的組織“新民學會”，看看他在青年時期的刊物《湘江評論》，看看他在青年時期的言論–“把中國分成28個國家”，那是怎樣一种得天獨厚的公民權利啊，怎不叫今天的我們悲憤不已地深深羡慕？
■動向与實質
當然，公平地講，胡錦濤上台后，中國确實偶爾有一丁點信息公開的動向，比如提出“媒體三個貼近”、“知情權是現代民主的根本要求”，要求盡早制定《信息公開法》，甚至連由其高度控制的中央電視台也開辦了“新聞頻道”，播出了帶有明顯憲政意義的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等等。
現在，离香港比較近的廣州也頒布了《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它規定：政府關于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直接影響公民和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行政執法事項、對當地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情況及群眾普遍關心的事項等必須公開；政府年度財政預算及其執行情況、重要物資招標采購和重大基本建設項目的招投標情況、政府投資建設的社會公益事業情況等必須公開；干部選拔任用、公務員錄用、机构改革分流等必須公開。
前些天，我去吉林搞調查，發現吉林省也有一丁點這种動向，吉林省人事部宣布：從6月15日到7月5日，通過各种媒體面向全國公開招聘首批3名政府雇員，包括省政府公安信息化應用与管理總工程師1名、省政府公安信息网絡高級管理員1名、省政府信息网絡安全技術總工程師1名，年薪最高的可達到20万。
但是動向歸動向，實質沒有改變也可能反過來起更大的破坏作用。比如，這些動向主要針對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的也主要針對政府，而非民間。比如今年深圳區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中的獨立候選人問題，有選民要求罷免當選代表的問題，這些來自民間的維權方式上面沒有談公開。比如政府网絡安全，用高等信息技術來“破獲”那些“唱反調”的民間人士怎么辦？沒有言論自由的保障，沒有一种站在人民立場上的所謂网絡，談网絡安全技術不是等于加大力量去“防民”嗎？再比如，社會組織、民間組織、家族組織的信息公開也沒有談，像我采訪過的江西徐高金現在申辦的“弱勢群體法律援助中心”，到現在都還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又比如申辦企業，審批那么麻煩，那么公開的信息到底是哪些企業法人的信息呢？就這方面來講，就連廣州這樣的城市也達不到香港的國際規范，什么是國際規范？就是一個原則，任何一個人到你這個地方來，不需要任何一個本地人支持，只按照條文、按照版本就完全可以去進行所有的經濟活動，這就是國際規范。
既然普遍達不到這樣的國際規范，那么就必然反證出普遍的“權力出租”、普遍的“政府決定制”，而非“條文決定制”。早在1999年1月，北京經濟學者楊帆就竭力呼吁：“堅決讓權力退出市場！党政軍机构停止經商，加速產權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將發展經濟的職能由企業自身承擔，政府集中力量建設良好的投資環境，堅決杜絕‘權力出租’一類極為惡劣的現象！”可是這樣的現象似乎還是愈演愈烈。今年4月28日，我到廣州市番禺區大石鎮搞調查，調查的內容當中就有政府的“出租權力”行為，政府竟然不顧當地上千名居民的強烈反對和屢次抗議、上訪、壯告，把那個著名的麗江花園（曾獲聯合國嘉獎）變成了一個鬧轟轟的交通地，而且這當中還發生了毒打居民的暴行，到現在那個被“授權”的建筑公司才被逼著去“補辦”修路的“合法手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盡管政府違法似乎成為一种常態，媒體掩蓋政府違法甚至為政府的“業績”大唱贊歌似乎也成為另一种常態，“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的人治手段似乎還要与時俱進，但是我相信這樣的景況必不久遠，隨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深入，所有被特權所控的局面必將自然扭轉。無論是古今中外的任何民意抗爭，還是近日發生的四川自貢農民抗暴、香港人民大規模游行、网絡展開的一系列“公民上書”、“募捐公開信”，都已經明确無誤地證明了民間力量的逐漸壯大。正如著名民主人士劉曉波所說：“与其寄希望于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于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因此，以民間帶動政府、以民主扭轉專政，將美國、台灣、香港等民主圣地的經驗“移植”伊拉克、朝鮮、中國大陸等專政王朝，這是世界發展的大勢所趨，也是人民主政的勢在必行。而分化瓦解特權政治、正式建立人權政治的第一條路–信息公開之路，也必將迅速成為全球共睹的看得見的通天大道！
──原載《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