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4日讯】
信息与特权
信息公开，狭义地说是新闻改革，广义地讲是民间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媒体信息公开。过去讲信息公开那是奢谈，首先就因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有问题。香港“七一大游行”在大陆被禁止传播就严重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再以这次SARS危机的初始阶段为例，共产党先将信息隐瞒，这是官僚主义作祟，害怕人心浮动、造成社会动荡，这就显示了整体政治秩序的一种脆弱性。以北京、上海、东南一带为首的经济发达地区，拼命维护没有受感染的形象，这是怕外资流失，怕经济受到打击，这也说明了政治合法性太过依赖于经济成长这一因素，又反映了中国政治秩序的另外一种脆弱性。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关于突发危机的制度性思考：中国的国家能力拥有独断性的权力，但又缺乏制度性的基础行政能力；中国的国家能力缺乏制度性的能力，国家行动者无法统合协调官僚危机和市民社会，无法建构国家政策的支队，所以制度的有效执行和制度化程度都有所欠缺。
在制度性问题的影响下，特权使信息公开的整个过程都成困难，一切有违特权的信息必然出现四个阶段：第一步，信息产生，然后迅速监控，经过选择，接着对有违特权的信息进行“瞒”，并破坏原始真实信息；第二，当出现局部舆论时，对有违特权的信息进行“骗”；第三步，当出现大量舆论时，对有违特权的信息的产生者、典型传播者进行“压”；第四步，当自上而下的舆论压力尤其是上层压力扑面而来时，进行“逃”，这种“逃”的手法非常丰富，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拉垫背、找替罪羊。瞒、骗、压、逃，四位一体，整个过程的同一核心都是特权。因此，信息公开最大的敌人就是特权。
这种特权可以导致表面的腐败，也可以导致更深的腐败，那就是对规范社会秩序的法律从头到尾地做动作。当法律与特权捆在了一起，法律就毫无公正可言。我们现在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条不知害惨了多少人！这种界限不明、模糊不清的法律，将宪法“言论自由”、“结社游行”等等彻底消解，由这种法律所“规范”的所谓“法制社会”其实就是一个由独裁者绝对控制的社会，信息在这样的社会里，其公开内容、公开数量、公开质量就大打折扣，因此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谣言，以至于制度性的谎言演变成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谎言，谎言再产生谎言，谎言又再产生谎言，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谎言社会，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给整体社会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和破坏。
特权严密控制信息公开，那么反过来说，信息公开就只能依从于特权。举例来说，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中共原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长、现任《南方周末》主编的张东明，这个人在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长时，从2月8日到3月14日下达的禁令就有20条之多，如“省内各级新闻单位一律不得采访报道”、“各新闻单位要严格保密，不得泄密，不得扩散”、“对抢购食盐、粮油现象，所有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对香港发生的非典一事，一律不报”、“从即日起，所有非典的报道决定权限在我部，未经我部同意，一律不得报道”等等。
请大家不要责怪张东明的口气大，如果这次SARS危机没有影响到外国人，估计他的行为还能得到上级嘉奖，也就是说他发布的这20条信息非但可能没有责任，而且还是一种榜样，这也是源于权力。但是他由这个权力产生的这些行为应该向谁负责呢？广东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负责，中宣部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负责，但是负责政府工作的人（而非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里面，而政治局又是集体领导，那么类似张东明这样的行为怎么确立政治责任呢？是政治局里面负责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人的责任吗？难道是政治局自己监督政治局？中国实行的是“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那么政治局就被党监督，那么党又被谁监督呢？是人民吗？人民有多大的监督能力呢？这么推下来，我们才继续发现：信息公开的最大敌人是特权，特权产生于一党专政；反过来说，一党专政所推行的信息公开必然是非常有限的信息公开，并且一旦出现问题，其政治责任很难厘清。所以，真正的信息公开一定存在于实行多党制的国家。
■对比与反思
四年前，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来广东发表演讲，他当时说：“有人问我，上海会不会代替香港，我说绝对不会，因为金融中心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公开，以及法治透明，而绝对不允许一种封闭的管治。在香港，甚至谣言都可自由流动。很多人误解这一点，以为谣言不应该产生，但是我告诉大家，金融中心形成的一个条件，就是谣言会合法产生，合法去解读，信息在流动的过程中由大家去自由判断，自由判断才是一个游戏规则。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是可控的，那这个地方就不能成为金融中心。”
这四年来，他的这段话一直记录在我的行程本首页上，我以这段话来反思大陆的信息公开。面对香港政府和媒体，我们简直惭愧得无地自容。我们到香港发现，为什么香港的言论每天都在骂？每天的电台都在骂他们的特首，政府里的人非常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是没有办法不承担的，必须付出一些代价，这也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香港因为受过英国管治，坦率地说，确实有一大笔除硬件（比如机场）之外的资产留下，包括法治的概念，透明、有效、廉洁的政府以及信息的流动，国际文化的生活形态，两文三语（英文、广东话、普通话）等等。即便是新加坡也取代不了香港的地位，他们在信息流通上控制得太厉害，曾经有一段时期，跟国家利益相抵触的《亚洲华尔街日报》每天只准印两份。由此我们看到，信息流通的地位是如此之高，它极大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总体标格。
即便是在充满宗教、种族、人口、政治矛盾的印度，他们总体来讲也优于中国严密监控的所谓“稳定”，这当中就有他们持不同政见的媒体发挥的重大作用。再比如日本，6月6日“有事三法案”完全出台，接着它们的著名媒体《朝日新闻》（其地位类似中国的《人民日报》）在6月8日就刊出了一篇《有事法制拷问政治的性质》，这篇文章以强劲的语气直接给政府施压：第一，自卫队不能使国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第二，要竭力保证现有的文官统治制度；第三，要获得亚洲各国信任。一篇带有强烈警惕色彩、强烈尊重人权、强烈阻止军统的文章竟然放在他们的权威媒体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是不是猛地为之一震？
再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呢？中国共产党向来强调“以党领军”，军队只受到中央军委会领导，而不是以国务院为首的政府体系指挥，实际上现在是由军委主席江泽民领导，文人政府就无法掌握军队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府”，这“两个政府”使中央到地方都产生了复杂的异变。更严峻的是本应完全独立的司法都依附到了那个“军政府”里面，那么“文政府”岂不是被枪杆子指着走吗？当“军政府”的势力渗入市场的时候，“文政府”管得住吗？这样的信息我翻遍1989年到2003年的《人民日报》，老实说，一篇也没看到。
相反，我却看到另外一种景象：据《记者无国界》载，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报告，2002年，100多万中国人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拘押和遣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一直被顽固认定为国家罪犯，并且一关就是多年！为了信息公开，我们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吧，看看他在青年时期的政党“共产党”，看看他在青年时期的组织“新民学会”，看看他在青年时期的刊物《湘江评论》，看看他在青年时期的言论–“把中国分成28个国家”，那是怎样一种得天独厚的公民权利啊，怎不叫今天的我们悲愤不已地深深羡慕？
■动向与实质
当然，公平地讲，胡锦涛上台后，中国确实偶尔有一丁点信息公开的动向，比如提出“媒体三个贴近”、“知情权是现代民主的根本要求”，要求尽早制定《信息公开法》，甚至连由其高度控制的中央电视台也开办了“新闻频道”，播出了带有明显宪政意义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等等。
现在，离香港比较近的广州也颁布了《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它规定：政府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直接影响公民和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执法事项、对当地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及群众普遍关心的事项等必须公开；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重要物资招标采购和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情况、政府投资建设的社会公益事业情况等必须公开；干部选拔任用、公务员录用、机构改革分流等必须公开。
前些天，我去吉林搞调查，发现吉林省也有一丁点这种动向，吉林省人事部宣布：从6月15日到7月5日，通过各种媒体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首批3名政府雇员，包括省政府公安信息化应用与管理总工程师1名、省政府公安信息网络高级管理员1名、省政府信息网络安全技术总工程师1名，年薪最高的可达到20万。
但是动向归动向，实质没有改变也可能反过来起更大的破坏作用。比如，这些动向主要针对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也主要针对政府，而非民间。比如今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问题，有选民要求罢免当选代表的问题，这些来自民间的维权方式上面没有谈公开。比如政府网络安全，用高等信息技术来“破获”那些“唱反调”的民间人士怎么办？没有言论自由的保障，没有一种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所谓网络，谈网络安全技术不是等于加大力量去“防民”吗？再比如，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家族组织的信息公开也没有谈，像我采访过的江西徐高金现在申办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中心”，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又比如申办企业，审批那么麻烦，那么公开的信息到底是哪些企业法人的信息呢？就这方面来讲，就连广州这样的城市也达不到香港的国际规范，什么是国际规范？就是一个原则，任何一个人到你这个地方来，不需要任何一个本地人支持，只按照条文、按照版本就完全可以去进行所有的经济活动，这就是国际规范。
既然普遍达不到这样的国际规范，那么就必然反证出普遍的“权力出租”、普遍的“政府决定制”，而非“条文决定制”。早在1999年1月，北京经济学者杨帆就竭力呼吁：“坚决让权力退出市场！党政军机构停止经商，加速产权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将发展经济的职能由企业自身承担，政府集中力量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坚决杜绝‘权力出租’一类极为恶劣的现象！”可是这样的现象似乎还是愈演愈烈。今年4月28日，我到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搞调查，调查的内容当中就有政府的“出租权力”行为，政府竟然不顾当地上千名居民的强烈反对和屡次抗议、上访、壮告，把那个著名的丽江花园（曾获联合国嘉奖）变成了一个闹轰轰的交通地，而且这当中还发生了毒打居民的暴行，到现在那个被“授权”的建筑公司才被逼着去“补办”修路的“合法手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尽管政府违法似乎成为一种常态，媒体掩盖政府违法甚至为政府的“业绩”大唱赞歌似乎也成为另一种常态，“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的人治手段似乎还要与时俱进，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景况必不久远，随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深入，所有被特权所控的局面必将自然扭转。无论是古今中外的任何民意抗争，还是近日发生的四川自贡农民抗暴、香港人民大规模游行、网络展开的一系列“公民上书”、“募捐公开信”，都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了民间力量的逐渐壮大。正如著名民主人士刘晓波所说：“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因此，以民间带动政府、以民主扭转专政，将美国、台湾、香港等民主圣地的经验“移植”伊拉克、朝鲜、中国大陆等专政王朝，这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人民主政的势在必行。而分化瓦解特权政治、正式建立人权政治的第一条路–信息公开之路，也必将迅速成为全球共睹的看得见的通天大道！
──原载《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