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 「三農」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成了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後，專家學者探討「農民『壓力集團』」可能性的議論也多了起來。他們認為，在我國的一切主要階層中，只有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自身利益的代言人。所以，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佔中國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也只能被動地等待著被「關注」、被「關心」，根本不可能構成什麼「壓力集團」。隨著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農民這個最大的弱勢群體也成為最大的利益受損者。改革總是能反映強勢集團的利益和主張。而那些有益於農民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總是很容易被扭曲、變形。概言之，作為一個極為分散的、沒有表達渠道的利益主體，長期以來缺乏自主組織，農民自身不能形成有效的「壓力集團」，僅僅依靠「三農」專家、開明領導人「恩賜」式的關注，農民的處境是不會得到根本改變的。
鑒於此，專家建議應允許農民成立各級農會，直至全國農會聯合會，以農民自己的組織替換名實不符的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同時與國際社會加強合作。著眼點是為農民爭取利益，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這些看法和主張是否包含了決策層的某種意圖在內，現在還無法知道。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改革、乃至整個現代化進程，都不可能迴避中國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這個事實。如果長期以犧牲多數農民利益為代價，只顧少數強勢階層的利益，哪怕能繼續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等待中國未來的，也將是一個高風險的、前途莫測的時代。
農民自古以來就處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沒有任何發言權，沒有真正的自治組織。但歷史上大多數的改朝換代都是揭竿而起的農民造成的。儘管每一次的王朝更迭都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但週而復始的農民起義，幾乎都帶有急風暴雨的特徵，摧枯拉朽，血流成河，把整個社會翻了個跟斗。中國歷史就依靠週期性的成王敗寇保持平衡，辭舊迎新。其實，新的也是舊的。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提出，中國向來只有上等、下等社會的革命，而無中等社會的革命。「下等社會的革命」無非是農民求生存的革命，正因為最大多數的農民始終處於社會的最下層，沒有表達自身利益的正常渠道。在面臨生存危機時，整個社會除了傾聽他們暴力的呼聲外，就沒有其他的選擇了。這是以往的歷史。
1949年的政權正是依靠農民起家的，一旦奪取天下，深諳中國歷史的毛澤東，把農民釘死在土地上，一釘就是數十年。從事鄉村建設運動出身的梁漱溟，早在1953年就發現了問題。他在政協擴大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里跑，不許他跑。人才財力集中都市，雖不說遺棄吧，不說脫節吧，恐多少有點。」難怪向來以農民代言人、「大救星」自居的毛澤東雷霆震怒，把不知好歹、居然要為農民仗義執言的故交梁漱溟從此打入另冊。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後，「三農」問題的癥結都已暴露出來。李昌平──一個中共鄉黨委書記──發出的「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呼喊，引起了舉國的共鳴，一夜之間仿彿成了9億農民的代言人、新時代的明星。他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也隨之洛陽紙貴。但他只能含淚告別那片土地，告別農民，踏上離鄉背井之路。這是活的現實。在廣大農村，實際上農民和基層官吏之間的利益衝突，已很難調和。單純的經濟改革，還能解決農民問題嗎？
雖然新一屆政府上臺後，開始重視「三農」問題，但關於農會、關於農民「壓力集團」的議論，迄今都還只是停留在紙面上，停留在專家學者的圈子裡。在強勢集團主導的改革進程中，在真正的政治改革啟動之前，要指望農民能形成有效的「壓力集團」，無異於緣木求魚。農民的「壓力集團」，在我看來確實是一件很遙遠的事。但願我的判斷是錯誤的，那將是農民之幸，也是中國之幸。（2003年7月14日）
──轉自《民主論壇》www.asiademo.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