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1日讯】孙志刚被活活打死的事件曝光后，举国上下十分震惊和义愤。笔者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对底层民众谋生的艰辛和在旧制度下倍遭歧视的痛苦际遇感同身受；同时，笔者却又有幸接受高等教育从而了解社会中上层的挥霍无度和霸道行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既是既得利益集团公开勒索财物的合法工具，又是弱势阶层忍受敲诈和奴役的不二法门。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悲剧。在21世纪的今天，孙志刚以自己鲜活的生命惨死在旧制度之下，令笔者的心灵在震撼悲痛泣血之际，掩饰不住对丧尽天良的无耻暴徙和罪恶的旧制度的讨伐怒火。
一个人为悲剧的发生，能不能唤醒国人的警醒，折射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反省能力、决策层能否及时改革和废除不合时宜的旧制度，反映了这个政府是不是尊重和体现民意。最高领导层有没有胆识和勇气作出顺天应人的宏观决策，是衡量他们有没有政治家的标尺。
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笔者先后写了《孙志刚之死与制度之恶》、《恢复迁徙自由正其时》两篇文章，公开呼吁废除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提出“在迈向政治文明的大道上，对收容遣送制度，决不是改革和完善的问题，而是必须尽快予以坚决废除的问题。”说实在的，当我写上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尽到了一个心怀良知的知识份子对违宪而又不正义的“收容遣送制度”的抨击，至于充满血腥的“收容遣送制度”何时能被“废除”，笔者实在心中无底。因为创制和废除制度之权不在学者手中、而在决策者手中，而历史的经验又告诉人们：
一切非民主的政府，除了口头上挂着“人民”的招牌外，是不太真心在意“民意”的。
不过，这次温家宝总理给了笔者和所有关注孙志刚事件的人一个重大的“计划外之喜”：废止收容遣送办法。2003年6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废止了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标志着实行了20多年之久的沾满城市外来工鲜血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寿终正寝”。中央政府以超乎人们想像的快捷速度，回应了孙志刚事件所引发的有关收容遣送的讨论。这标志着本届政府对民意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和尊重。
这件事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中国的文明进步迫切需要伟大的政治家，需要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英明果断。长期以来，中国在政治建设上的停滞不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涌现的旧官僚政客太多、而现代政治家奇缺。秦始皇、斯大林、萨达姆这些残害民众的独裁暴君不是政治家。华盛顿、孙中山、曼德拉这些造福于民众的民主领袖，才配得上政治家的美誉。
在当代中国，做一个政治家，并不需要像历史上杰出的人士那样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大无畏牺牲勇气，也不需要具有走出专制主义而创设民主共和的政治智慧。因为，前人已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人民共和国”。
执政党宣称自己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已成为领导干部的口头禅。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知道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各项自由和权利。政治家只需将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落到实处、落到每个公民身上就足够了。但我们对此却十分缺乏。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勤于下基层调研、官腔十足、空话、套话、假话、谎话连篇而真话都少有耳闻的“领导干部”。
那么，政治家是干什么的呢？
200多年前，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王朝作终身制皇帝的人不是政治家，而建立一个民主的美国只担任两届总统的华盛顿才是政治家；90多年前，抱着皇帝轮流作、今日到我家的袁世凯不是政治家，而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孙中山才是政治家；10多年前，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非的“基本国情”、只能听天由命的人不是政治家，而在南非宣布废除延续300多年之久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曼德拉才是政治家。
在今天的中国，仅仅在报告中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的不是政治家，因为这是常人之识而非政治家之举；在孙志刚事件上，仅仅谴责犯罪、审判犯罪也不是政治家，只有废除实行了20多年之久的收容遣送制度，才体现了政治家之举。温家宝总理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上的果断和勇气，使人们在新世纪依稀看到了久违的政治家风范在神州大地上喷薄而出。
如果说，孙志刚之死拉开了中国人以宪法的眼光审视旧制度的帷幕，那么，我们希望这次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能够敲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一切违背宪法、限制和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旧制度的丧钟。下一个，应该是正式宣布废除歧视农民近50年之久的《户口登记条例》。
饱经磨难的中国人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呼唤政治家的时代，也是政治家大显身手的时代。
（2003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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