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余杰:我有錢,我打人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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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2日訊】聽朋友說,在成都市二環路外芳草街瑞升花園附近,開業了一處名為“真人秀”的“發泄屋”。在那裡,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顧客的面前,任憑顧客歇斯底裡地吼叫、任憑拳頭如雨點般地落下來,這名“服務人員”不躲也不閃,坦然受之。不過,顧客卻需要為此付出高昂的“發泄費用”。

如此新鮮的“服務項目”,立刻火爆蓉城。當今時代,喜歡嘗新鮮的人不少。人們發現,這間“真人秀”發泄屋的老板名叫陽橋,是一個只有二十三歲的小伙子。据陽橋介紹,絡繹不絕的“顧客”以心情壓抑的年輕人為主。而在店裡服務的“真人”名叫趙亮,是一個更年輕的、只有二十歲的小伙子。趙亮剛從吉林某體育學校畢業,看上去體格健壯、敦厚老實。陽橋介紹說,趙亮從小就苦練了散打和跆拳道等項目,依照他的功力,足以應付一般人的“毆打”。另外,店裡還有一個女“真人”,是個十九歲的姑娘,也是學武術的,練散打和套路。既然兩個“真人”都是非同尋常的“練家子”,那麼“發泄者”就可以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對他們進行打擊。最後“發泄者”累得癱倒在地,而兩名“真人”仍然毛髮無損、傲然屹立。

聽到這則真實的新聞(記者寫得津津有味),我心裡卻非常的厭惡。這家讓人“耳目一新”的店鋪,所實施的不就是“我有錢,我打人;我沒錢,我被打”的荒唐邏輯嗎?雖然打著“服務”的旗號,雖然是一種“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買賣雙方都自覺自願的行為,但我想追問的是:難道只要買賣雙方都“願意”,這種活動就合理與合法嗎?這家店鋪有沒有到工商稅務乃至文化管理部門去辦理相關審批的手續?它是以什麼樣的名義申報辦理的?而主管部門又是以什麼樣的名義批准的?難道它屬於“心理咨詢業”嗎?

前來發泄的顧客爭先恐後,這表明我們的生活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裂縫,我們的心靈結構已經遠離了“健康”的警戒線。暴力成為我們的慾望,侮辱成為我們的愛好。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過:“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獸;但不幸就在於想表現為天使的人卻表現為禽獸。”沒有人會明目張膽地說自己想當禽獸,人人都說自己想當天使。然而,在實際生活之中,言行接近天使的人很少,接近禽獸的人卻很多。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一生致力於和平事業的瑞典女政治家阿爾瓦.米達爾,曾經嚴峻地指出,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處在一個“被獸性化”的過程中。她直截了當地批評了當代的傳媒:“如今效率相當高地促進暴力的一個文化因素就是大眾傳媒,尤其是通過視覺性的媒介傳入我們腦中的每一件事情。”傳媒上傳播、鼓勵和讚賞暴力精神,對公眾產生了重大影響。阿爾瓦.米達爾進一步指出,由於對信息缺乏過濾的能力,“兒童與青年更容易接受殘忍的行為方式”。她準確地抓住了我們時代的主要徵結。

以前我聽說過,在日本的一些大公司裡,專門設計有一個房間,裡面安放著按照老板模樣製作的充氣人。在下班的時候,工作壓力巨大的員工們,都可以走進這間屋子裡,戴上拳擊手套,狠狠地把假人揍上一頓,以發泄心中對老板的怨恨。我原來以為,只有心理陰暗的小日本才會有這樣的“發明創造”,卻沒有想到,國人的想像力更是“山外青山樓外樓”,進入了“真人秀”的境界。這種所謂的“真人秀”表現了我們時代的病態:如果因為自己的心理處於壓抑狀態,就要通過毆打他人來發泄和舒緩;那麼,要是自己挨了別人的毆打,是不是就要將暴力升級、乃至到將對方殺死的地步呢?“顧客”先生和“顧客”小姐們,你們想到過沒有:在你們辱罵別人的時候,你們同時辱罵的還是自己的人格;在你們在毆打別人的時候,你們同時毆打的還是自己的尊嚴。你們在實施暴力行為的時候,已然表明自己處於一種“失控狀態”。雖然你們為自己的暴力行為付出了相應的金錢,但這並不能夠改變事情的性質——暴力表明了人內在的怯懦和卑劣,訴諸於暴力的人已經喪失了愛的能力,並且對自己的未來完全絕望。

今天,由於法律和社會秩序的威懾,這些人還只能選擇出錢打人的辦法來發泄自己內心的邪惡;明天,假如“王綱解紐”、法律鬆弛,這些人一定會成為新時代的“義和團拳民”,打著諸如“愛國”和“正義”的幌子實施燒殺搶掠的卑鄙行徑。“文革”不是一個領袖就可以發動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領袖迎合了我們殘酷嗜血的“國民性”。

在中國,儒家文化只是一張面具,其實中國人從來就只相信“成王敗寇”的鐵血原則。儒家的經典中說“仁者愛人”,但中國卻很少出現這樣有愛心的“仁者”——朱熹、王陽明、曾國藩這些“大儒”個個都是“冷血殺手”。在這片土地上,人們既是暴力行為的實施者,又是暴力行為的承受者。非暴力的文化和精神一直遭到嘲笑和漠視。中國人深重的苦難,只有黑人才堪與之對比,中國卻沒有誕生自己的馬丁‧路德‧金和與之類似的精神——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人們會把馬丁‧路德‧金和甘地這樣的人物當作傻子和瘋子,沒有多少人尊重他們,也沒有多少人會愛戴他們;沒有多少人傾聽他們的話語,也沒有多少人接受他們的理念。

馬丁‧路德‧金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說過這樣一段話:“非暴力是對我們時代的至關重要的政治與道德問題的回答——人類必須克服壓迫與暴力,而不是訴諸暴力與壓迫。文明與暴力是勢不兩立的觀念。繼印度人民之後,美國黑人表明:非暴力並非毫無結果的消極被動,而是一種導致社會變遷的強大的道德力量。世界上所有的人或遲或早都要找到一種和平共處的辦法,從而將這首即將來臨的茫茫哀歌變成兄弟情誼的讚歌。如果這就是要實現的目標,那麼,人們就必須為所有的人類衝突找到一種解決辦法,一種排除復仇、侵略和報復的辦法。這種辦法就是愛。”我想,馬丁.路德.金的這番話不僅是說給美國的黑人和白人聽的,也是說給我們中國人聽的,尤其是說給那些以打人為樂的人聽的。我們應當為打人的衝動而感到恥辱——這與是否付錢無關,付錢改變不了打人的實質。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由於貧富懸殊的加劇和制度的不公正性,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正在形成一股強大的暗流。殺人越貨的張君得到了他應有的下場,但如果我們不對我們的制度和文明進行徹底的反省和改良,像張君這樣的凶徒還會有源源不斷的後來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沒有辦法改變整個社會現實,但我認為,在譴責特權階層的不義的同時,必須將非暴力和仁愛的精神嫁接到中國當代文化中來——讓“打人者”成為“愛人者”。這是一種“脫胎換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發生這種轉變也不是瞬間就能實現的。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我盼望著那一天的到來——無論是有錢的人還是沒有錢的人,都不再有打人的欲望,而只有“愛人如己”的心態。

我祝願成都的那家“我有錢,我打人”的“真人秀”早日關門,否則它始終是成都這個城市的一個恥辱。

(轉載請註明: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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