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6日訊】 現在，反對23條的人們，大都把制定此惡法的責任歸咎于欽定特首董建華和他背后的江澤民，并在北京現政權和港府之間做出區隔，甚至有一种明顯的貶港府而褒北京的輿論傾向。在香港，港人對董建華的信任迅速流失，在強大民意的壓力下，北京也不得不允許港府做出妥協，在港府宣布押后二讀后，董內閣中的兩名高官不得不相繼辭職，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因和財政司長梁錦松選擇此刻辭職，說明了董建華執政危机的深重，也說明北京的治港政策的失敗，胡溫的高調挺董，也只能暫時緩解治理危机。
港府推行23條立法，顯然來自北京的逼迫，而港人之所以對港府和北京實行區別對待，能夠給出的最善意理由是：基于十四年前北京六四大屠殺的教訓，港人扞衛自由和爭取民主的斗爭，也要講究策略，避免触怒北京。以貶港府而褒北京的方式，集中倒董而不直接反北京的策略，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進行強硬干預的可能，也可以正面激勵北京改變現行的治港政策，對于和平推動香港的民主化，也許會更有實效，實在是一箭雙雕的最佳策略：
1，增加北京現政權終結江澤民的治港方針的可能性，為胡溫體制重新确定治港策略提供了基礎。
2，增加胡溫借助于強大民意來推動倒董、開啟香港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可能性，間接推動大陸政治改革的啟動。因為，董建華是江澤民時代的治港決策的產物，如果倒董成功，江的治港政策之失敗便不言自明，由此，江澤民与董建華之間的共謀關系，就在23條危机中轉變為倒董和倒江之間的因果鏈條，也与十六大以來的普遍地挺胡貶江的輿論相銜接。
如果胡溫足夠明智，以尊重港人民意的方式來平息民憤，起碼是溫和地處理港府的執政危机，胡溫體制借以樹立自身形象的“親民”方針，就可以得到又一強有力的經驗證實，而且与其上任以來的所有“親民”作為相比，處理好香港問題乃為最具實質性的親民動作，遠比溫家寶在港的親民更能贏得港人的認同，也能得到台灣和大陸的民意，以及國際主流社會的多方面的好評。
然而，對此种策略的有效性的評估，決不應該過于樂觀，北京當下的克制態度，并非中共政權的自愿讓步，而是基于客觀情勢所迫的不得已，胡溫等中共大員高調挺董，已經證明：在大陸體制沒有實質性改變和政治改革仍然停滯的前提下，23條的真正根源，既不在港府，也不在北京某個大人物的個人偏好，而在于獨裁制度本身的統治邏輯，即便這一邏輯必須具體化為高層的政治偏好才能變成實際決策，也是獨裁制度賦予了獨裁者強制貫徹其權力偏好的制度力量。現在，港人對當下局勢過分關注，似乎已經把23條的制度根源忽略了：當年，确定把這一獨裁邏輯貫徹到香港的大人物，正是發明了“一國兩制”和欽定了江核心的鄧小平。
鄧小平在談到“基本法”的起草原則時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种想法不實際。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坏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党，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么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預，并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
鄧的這段話，是中國最后一個強勢獨裁者的遺訓，為回歸后如何管治香港划出了北京政權不會退讓的獨裁底線，實際上就是欽定23條的手令。江澤民的權力來自鄧小平的欽定，董建華的權力來自江澤民的欽定，無論是治大陸還是治香港，其原則皆是秉承鄧獨裁的遺訓。其中，“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的說辭，為北京用武力干預香港事務預留了空間，不能不讓人記起六四大屠殺：在鄧小平授意下出台的426社論，就把民間自發的大規模游行定性為“動亂”。而在一國兩制的香港強行就23條立法，顯然是為了在政治上對香港進行強制干預提供法理根据。
換言之，只要是獨裁制度，其統治邏輯必然是強行貫徹其權力意志，當它認為必要時，既可以翻云覆雨地違背承諾，也可以粗暴地踐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計后果地濫用暴力。与此相關的另一本質特征，是獨裁政權的合法性匱乏所導致的權力恐懼和敵人意識。打個比喻，那是獨裁者每晚都可能被噩夢惊醒的統治。這樣的統治通常是霸道的野蠻的暴虐的，既沒有尊重民意的為政之德，也沒有寬容异見的為政理性，而是經常處于草木皆兵的非理性恐懼之中，對一切體制外异見和社會公益具有天然的敵意。它只允許歌頌和擁護而不允許批評和反對，特別是，當民意敢于冒著被鎮壓的巨大風險而堅持反對之時，獨裁政權就會感到其權力穩定已經受到嚴重威脅，內在的權力恐懼就將向著非理性方向狂奔，把主觀認定的威脅加以無限的夸大，并當作實際上已經發生的威脅來對待。于是，對民間的和平街頭運動的嚴厲鎮壓便接踵而至。
獨裁者是高度警覺的，警覺到時刻瞪圓專政眼睛的程度，在尋找敵人上決不會有絲毫懈怠，不會酣睡、不會小睡、不會打盹、甚至不會打個哈欠，沒有敵人也要尋找敵人，只要尋找就一定能找到，因為找不到隱藏的敵人它就刻意制造出敵人，否則的話，看不到敵人的獨裁者將更加惶恐。獨裁者与熱愛自由的人性相反，具有把公權力變成私權力的極端渴望，是人性向殘暴、多疑、嗜血、虛偽的畸變。獨裁者從不會高枕無懮，而不會高枕無懮的原因，不是因為客觀上失眠，而是主觀上就不想睡好。它非但不討厭噩夢連連的夜晚，反而熱愛充滿噩夢的夜晚，越恐怖的噩夢它就越喜歡、越沉迷、越陶醉，以便能夠盡早被噩夢惊醒，連夜發布追捕“敵人”的命令。這是獨裁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獨家創新，更是獨裁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圓滿。
“噩夢”中的“敵人”讓獨裁者恐懼，也是他實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不制造敵人的獨裁政權，便失去了濫用暴力和實施恐怖政治的借口，反過來，不制造敵人的政權就不再是獨裁政權。對“敵人”的內在恐懼和對制造敵人的權力偏好，通過龐大的專政机器和意識形態管制，通過濫用權力、制定惡法和封鎖信息，而轉化為無孔不入、無時不在的外在恐怖，以此來維護其絕對權力。獨裁者的邏輯是：“不管其它人是否喜歡，我的噩夢連連的夜晚，必定就是所有人的夜晚；我個人的恐懼，必須由所有人來分擔。”獨裁者個人的內在恐懼，必然把億万人置于恐怖政治的威懾之下，只要与獨裁權力沾邊了的人群和土地，皆無法逃脫恐怖的陰影。
在中國，當“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毛澤東式濫用權力完全失去民眾認同之后，人治式的國家恐怖主義，越來越缺乏合法性且倍受現代人類文明的病詬，所以，從鄧小平開始的北京政權，就用“依法治國”來包裝其獨裁權力，然而，其法制仍然以維護党權至上的獨裁統治為最高目的，只不過由“無法無天”轉變為“惡法治國”，權力的實際運行仍然是缺少制度化約束的人治，正如中國所謂的最高權力机构人大一再公開宣稱的那樣：人大立法的底線原則是把党的意志及其大政方針轉化為法律，人大不過是党權實施“惡法治國”的工具。
推行23條立法，正是党權意志向香港的貫徹，即意欲把“惡法治國”的現行統治方式強加于香港。而對大陸封鎖港人反對23條的相關信息，乃基于害怕大陸人了解其“惡法治港”所遭遇到的強烈反對，更害怕港人的大規模反對在大陸產生示范效應。也就是說，二者皆來自獨裁者的“敵人意識”和“噩夢本能”，是典型的通過人治強權和欽定惡法來實施的恐怖政治。
具體說來，先是來自鄧小平的噩夢，他在噩夢中未卜先知，預見到“干擾”和“破坏力量”，預見到北京政權的敵人“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所以，他告誡未來的接班人：沒有“敵人”和“噩夢”的日子，“我看沒有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繼而來自江澤民的噩夢，他被噩夢惊醒后就下達了鎮壓“法輪功邪教”的命令，而當被他定性為“敵人”的法輪功依然在世界各地合法存在時，他的噩夢就必然向法輪功合法存在的所有地區延伸。香港的最大不幸在于：其它地區的法輪功超出其主權管轄的范圍，即便對法輪功恨入骨髓，也無法通過制定惡法的方式來鎮壓之，而香港則在其管轄范圍之內，鄧小平又留下過不允許將“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的遺訓，于是，江澤民政權就理直气壯地逼迫港府制定23條惡法。
對香港的一系列街頭抗議，經過几天的調查和觀望，北京政權終于忍不住了，再次祭起致力于尋找敵人的傳統邏輯，而這一邏輯的自發慣性是，只要尋找敵人，就一定能找到敵人。現在，北京也真的找到了它在香港的敵人——民主派。于是，中共駐港官員出面否定了此前的新聞：兩名大陸派來的官員与民主派人士見過面，稱之為“純屬無稽之談。”中共在港的喉舌《文匯報》、《大公報》和“鳳凰衛視”以及其它親北京的媒體，齊心協力地抹黑香港民主派。英文版的《中國日報》也于7月14日發表專文，把香港發生的一系列抗議游行稱為充當了“顛覆政治體制的工具”，并指控香港民主派“劫持”示威運動，利用一切手段、特別是利用了香港經濟不景气以及很多市民經濟困難，“煽動港人加入示威”，以便達到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削弱特首及其領導的港府的權力、爭取推翻現行體制、最終控制香港。文章同時敦促港人“認清這些人的陰謀”、拒絕成為民主派的“走卒”。
故而，23條絕非某一獨裁者的產物，而是通過前后相繼的獨裁者噩夢，意欲將獨裁邏輯具體化為管治香港的惡法。
2003年7月19日于北京家中
—原載《人与人權》2003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