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 正在中國訪問的德國總統約翰尼斯‥勞於周六（9月13日）在南京大學發表演說，指出批評中國的人權情況並不意味著“干涉中國內政”。人權問題之於北京政府，就像阿Q頭上那塊癩疤，說不得、看不得、更摸不得。老外政府和人權組織卻好像有癮似的，時不時要伸手去碰。怎能怪人有癮？不說“不鏽鋼老鼠”、孫志鋼、鄭恩寵、愛滋病患者、法輪功信徒，就看香港那上街的五十萬人，他們要的是什麼？中國人想要的東西，自己不能說，否則有可能被戴上“顛覆政府”或“泄露國家機密”的帽子而從人間蒸發。還得借助遠來的和尚來唸這本難唸的經。
世界國家中大概只有美國還能正顏厲色地指責中共政權的人權劣跡，雖然美國本國還有死刑並且經常“干涉別國內政”，然而實力外交跟道德沒有必然關聯，超級大國就有超級大國的霸氣和魄力，哪怕它一意孤行，別人也得賣帳。別說中共在人權問題上本來就是劣跡斑斑，對於美國，北京連更大的悶氣都得忍呢。民族主義者總愛說美國善打人權牌，姑且按照此“牌理”來推演，其他西方國家的確沒有實力來打這張牌。已經廢除了死刑的西歐國家在批評中國人權問題時，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了本國的民意和受到媒體的監督。有些小的國家如荷蘭、挪威因批評了大陸的人權，而受到北京政府的經濟報復。
德國總統在清華大學和南京大學的講話是經過再三斟酌的。他指出：“中國已經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公民政治權利公約。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長此以往用威權政治是很難治理的。”“中國的憲法裡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和宗教的自由。然而這些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的利益不能受到危害。”（引自德文報Die Welt， 9/13）勞總統說，各項自由權利必須有明確的定義。在跟一千多名師生討論時，他反駁中國政府將“生存權”放在言論和新聞自由權之上的地位。他強調，一種權利不能向另一種權利讓步。
德國的對華政策一向十分謹慎，在科爾總理時代，由於天安門大屠殺，社會輿情激憤，德國政府對李鵬政府實行了經濟制裁長達兩年之久，和挪威兩國算是西方國家中對中國堅持制裁最長的國家。李鵬九十年代以總理的身份到訪德國，東藏西躲，到處碰到德國民眾和中國人的抗議，他跟柏林市長在布蘭登堡城門約好，將以元首的身份，步行穿過城門。結果到時候他臨陣逃脫，害市長空等一場。原因是李鵬老遠就看見布蘭登堡城門前的大片抗議人群和寫著“天安門凶手——李鵬”的旗幟，趕忙令司機改道，將他送回安全的賓館了。德國媒體， 西德意志報（WAZ）甚至故意拿他的名字開玩笑，“鵬”（peng）變成“pang”“砰”—— 開槍的聲音。李鵬1994年7 月的訪德，以落荒而逃告終，在慕尼黑他又受到抗議人群的刺激，終於跟東道主不辭而別，提前坐上飛機逃往下一站的奧地利。一時傳為西方媒體當年仲夏夜的笑劇。
科爾時代對華的所謂“沉默外交”（Stille Diplomatie），是只做不說。每位高級的政治官員到中國都帶一份政治犯的名單，並且向中方提出人權話題，只不過不對外張揚，以免損害中方的面子。但是這葫蘆里賣什麼藥，媒體和公眾界就無法知道了。筆者當年曾因王軍濤、吳弘達、魏京生等異議人士的案件而同德國的外交部門有所接觸，知道他們謹小慎微的態度，也很清楚企業界欲進軍中國市場的明確態度。那時候中國的經濟還沒有現在的蓬勃朝氣，市場也猶抱琵琶，半開不開，德國政府卻已經謹慎從事，執意不願得罪北京。今天中國經濟的繁榮和市場的開放又更上層樓，難怪施羅得政府早把人權議題丟在腦后，中德之間的關係已經完全放在經濟貿易的重點上了。
勞總統這次在訪華期間有關人權話題的“直言”，讓德國媒體又追回一點兒尊嚴，難怪各大報紙如《法蘭克福匯報》《南德意志報》《世界報》《時代周報》都以很大的篇幅報道，好像是什麼了不起的成就。畢竟沒有本錢打“人權牌”的德國，能讓具有道德權威的總統直接向北京亮出這張人權的警告牌，是一種值得稱道的姿態。
──原載《觀察》http://guancha.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