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不鏽鋼老鼠”劉荻因在网上發表自由言論，遭到當局的逮捕，家人至今不知其下落。此類事過去也經常發生，出于自私与怯懦，我們大家一直都假裝它不存在，怕影響了自己躬逢盛世的好心情，但劉荻的被捕卻讓許多人看清了我們今天的真實生存狀況，我們被恩賜的“自由”到底有多大。對我來說，這件事還促使我認真去思考什么是邪惡，以及思想和邪惡的關系。
劉荻的文章，顯示出跟她年齡不相稱的成熟，她對自由的理解，已經逾越了自由即是認識必然的科學主義，也逾越了預設未來必然自由的啟蒙理性。對她來說，個人自由比社會理想更重要，這种自由主義往往意味著充分運用個人理性，頭腦中沒有概念化的東西，“我們可以不受過去和將來的限制，自由地為此時此地做出選擇，同時面對不确定的將來”，這是一种開放的自由理念，主張每個人走向他自己，而不是走向某一個人。面對無處不在的權力，劉荻建議我們在心靈上把它架空，“在自己的生活空間里做一個自由人”。這樣的思想被她用一种自然真實的口气表述出來，顯得是那樣透明和無邪。在當下那些關于自由的宏論中，還有什么比這樣的自由和表達更富有人性？
然而，極權當局卻不能容忍這种個人自由的思想，竟動用強大的國家机器(這個國家机器雖然用的是全國人民的納稅錢，但卻是中共的私人武裝)將一個柔弱的女孩投進監獄，給她加的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盡管劉荻只是在网上發表一些個人觀點，盡管她聲稱自己的文章是虛擬現實主義，但這也不行，極權當局從來沒有幽默感。
歷史上的專制也扼殺思想，但至少還有一個恒定的价值體系，如歐洲中世紀宗教法庭對异端的迫害。二十世紀興起的極權制度信奉的卻是權力實用主義，它仇視思想，反對寬容和多元，不是像人們所說的，因為它堅持只有自己的信念才是唯一正确的，而是因為它根本就沒有一定的信念，從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波爾布特到鄧小平、江澤民，都是如此。極權制度追求的是支配整個社會，是一党專政下的絕對權力和臣民的絕對服從，一切以當政者的當下利益為標准，這樣它就必然會視所有思想為敵人，包括當政者自己曾經信奉過的意識形態，遠的如中共在奪取政權后對自由民主的赶盡殺絕，近的如前兩年查封堅持毛思想的老左派雜志。要防止被統治者打碎枷鎖，自然不如防止他們產生打碎枷鎖的想法。對于極權制度，最大的敵人不是外部侵略或刑事犯罪，而是被統治者的思想。它的一部歷史就是一部對思想的鎮壓史。我們不應該忘記，在不太遠的過去，像遇羅克、林昭、李九蓮這樣的青年，就曾被這個政權從肉體上予以消滅，用刀割斷他們的喉嚨，最后還要向他們的家屬收取行刑費，而他們的罪名，僅僅是因為思想！
從來還沒有一個政權像這樣仇視人類追求自由的天性。
這樣的政權如果不是邪惡，世界上就沒有什么邪惡了。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后，許多西方思想家痛定思痛，都曾對極權邪惡進行過思考，發現邪惡具有不可知的特點，超出了人類的理解能力，其中阿倫特的思考尤其深刻，她在旁听對納粹分子艾克曼的審判時，看著那雙空洞的眼睛，意識到邪惡之所以不可知，不是因為它十分深奧，而是因為邪惡的本質就是平庸，它的里面原本就空洞無物，沒有任何精神內涵，只能認知眼前的人和事，所以思想遇到邪惡便無法深入究詰，也無法在更高的精神層面上与之溝通。對于任何挑戰，邪惡只能做出一种反應，用暴力來制服。
艾克曼是一個警察，代表著權力。在歷史上，囚犯中產生過思想家、科學家和作家，但警察中卻從來沒有產生過有創造性的人。從整體上講，警察屬于平庸的群體。所以看一個國家是不是極權邪惡，就看它的警察是不是擁有監控人們思想的權力。我們可以想像那些審訊劉荻的警察會如何教訓她，“你是個聰明人，應當明白，跟國家政權作對是沒有好結果的。”在這种情況下，針對邪惡的任何爭辯都是無意義的，除非你能提高它的智力。作家沈從文臨終前曾說：“對這個世界我無話可說。”他或許已經意識到邪惡不可理喻。當然，從另一個方面看，也可以說平庸的邪惡經不起任何思考。
邪惡沒有靈魂，其力量也是來自沒有靈魂。它建立在喪失靈魂和控制他人靈魂的基礎之上，而它維持統治的秘訣就是以平庸划線，一方面，它極力讓整個民族的道德水准和認識水准都降到平庸線以下。它把人們生活中与生俱來的許多權利變成一种特權和稀缺商品，用以賄賂和腐蝕人民，比如職稱、工資、住房、出國机會等，只要他們听話和服從。他們仍然可以有想法，但那必須是官方的想法；另一方面它把任何思想都看作威脅，并且對思想的敏感常常超出思想者本人，對于這些不愿屈服于平庸的人，則是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和工作的權利，或者干脆把他們投入監獄。這就是為什么極權當局可以容忍制度性的政權腐敗，可以容忍某些學者巧言搬弄西方的時髦理論，甚至可以容忍网上憤青的國家主義叫囂，卻不能容忍一個女大學生的自由言論。因為它比我們都更懂得什么是不平庸，一個不平庸的人的內心是自由的，他能夠看穿極權的邪惡本質，既不受蒙騙，也不被利誘，這樣的人必然會對極權邪惡构成威脅。
正如阿倫特所說，極權邪惡是要“摧毀人的本質”。今天的統治者，其行事早已不是出于烏托邦的理想，他們比我們還更不相信那一套。為了維護統治，他們大肆鼓吹動物性的生存權，助長和鼓勵人性的弱點，用物質上的舒适和安宁，甚至用腐敗來向全民族行賄，以換取大多數人放棄思想，放棄對自由的追求，甚至放棄靈魂，使整個社會充斥著犬儒主義和享樂主義，喪失辨別是非的能力，最終變成一個活死人社會。而那些具有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人，卻又不得不終其一生与這种平庸的邪惡作斗爭，其感情世界完全被政治激情所支配，無暇去從事更适合自己天份的精神活動，結果造成個人智力上的浪費。在這兩种情況下，個人的精神空間都變得更加狹窄，從而使得整個民族的生机受到窒息。
平庸的邪惡是一种人性的喪失。一個人故意背离人性，就很難重返人性。一個政權也是如此，當其作惡太多，它便只能沿著邪惡的慣性走下去，造成一种層層累進的罪行。在某些方面，極權制度可能也會与時俱進，用文明和法制來包裝自己。比如說，現在沒有反革命罪了，舉行罷工屬于“顛覆國家政權罪”，看望政治犯家人屬于“刺探國家机密罪”，發表個人自由言論屬于“危害國家安全罪”等等。就像劉荻奶奶說的，几十年前警察逮捕她時，她甚至不敢抬頭看他們，如今他們來搜查她孫女的房間時，已變得有禮貌多了。但是，有禮貌的邪惡依然是邪惡，它仍然用國家机器來監視每一個人的思想言行，不允許對它提出任何質疑和挑戰。由于極權制度的傳承不是依靠普選，而是依靠指定接班人，它必然遵循劣胜优汰和能力遞減定律，表現為一代比一代平庸。按照韋伯的說法，第一代的政治權威往往都是奇里斯瑪式的人物，他們具有個人魅力，并且依靠這种魅力進行統治，与他們相比，其繼任者大都是一些枯燥無味、缺乏自信的人，因此在極權制度的第二代、第三代時期，權力与思想的沖突反而會愈趨激烈。受到公眾背后鄙夷的極權當局只能運用強制性的手段，來壓制一切不同的聲音，以維持一种表面的繁榮和穩定。這就是今天所發生的實情。
在這場沖突中，思想者看上去處于弱勢。面對平庸的邪惡和平庸的社會，他們顯得孤立無援，但卻充滿無畏的勇气。對于極權統治者和那些放棄靈魂的人，思想者的行為同樣是不可知的，超出了他們的認知能力。他們不能理解，如果一個人出于正直的天性，并從書中汲取了人類文明的精華，他就會在內心里選擇自由，并且為了自由無所畏懼，隨時准備舍棄物質上的幸福，表現出智力上的优越。今天的中國，存在著精神向上和向下的兩种運動，在這兩种相反運動的斗爭中，像劉荻那樣熱愛自由并堅持自由不可讓渡的青年，正是我們這個民族最終擺脫極權邪惡，進入現代世界的殘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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