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晚年周恩來》公開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為的神話，其中，周恩來与鄧小平的親密關系，就是這种神話之一。
盡管周、鄧二人同為早年留法學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國理念也有相似之處，但二人的關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認為的那樣緊密和諧，周、鄧之間既無緊密的工作關系，更談不上私人情誼。事實上，周、鄧的私人情誼和政治上的緊密合作，不過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測加謠傳而已。正如高文謙所言：“長期以來，人們有一种誤解，認為周、鄧之間的個人關系很好，鄧小平的复出是周恩來起的作用。事實上并非如此。從政治上來說，鄧小平与毛澤東有著更深的關系。鄧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說是毛一手扶植起來的。”（《晚年周恩來》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還地位平平的鄧小平，卻在八大上超越許多中共元老而躍升到高層核心；為什么“劉鄧路線”的一號人物劉少奇，在文革中被開除党籍且尸骨無存，而二號人物鄧小平卻保留党籍；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啟用鄧出掌國務院和軍隊的權力；為什么文革結束后，鄧小平在否定文革的問題上，壓制胡耀邦等人公開批毛和民間思潮（西單民主牆）對毛的清算，使本來勢頭良好的非毛化運動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權謀大師毛澤東畫像仍然挂在天安門上，他的幽靈仍然躺在天安門廣場的正中，成為掩蓋中共罪惡的巨大陰影。
在中共奪權的時代，鄧還沒有進入中共核心權力層，自然与周沒有多深的關系；中共高層的歷次權爭之中，鄧与周也并非同一戰壕的戰友，在30年代的蘇區，鄧作為鐵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內排擠；在毛澤東時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鄧出掌書記處要職，成為最高核心層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務，鄧管党務，二人在工作上絕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體事務之中，而鄧更多是充當毛的打手，特別是在反右和中蘇大論戰中，鄧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發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權大災難，九評檄文對中國的外交內政的巨大負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實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鄧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緊跟劉少奇的苗頭，但毛還是舍不得徹底廢掉鄧，而是留有重新啟用鄧的回旋余地。所以，鄧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絕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權力。何況，周又在最關鍵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劉鄧”，鄧怎么可能信賴周的為官為人！
發動文革的毛澤東，已經處于病態的權力恐懼之中，對自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從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權力痙攣一再發作，一個個接班人也隨之身敗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擊，身體狀態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從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權力交給周，但在尼克松訪華之后，海外輿論把恢复中美關系的頭功算在周的身上，國際社會對周的好評如潮，這必然使多疑的毛對周產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關鍵時刻再次啟用鄧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權力擴張。因為，毛知道，以智慧、人脈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幫”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鄧小平，無法對老練的周形成有效的鉗制。只是由于鄧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鄧，但仍然是“批而不廢”，為鄧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礎。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問題敲打周，親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會議，毛讓鄧小平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列席會議。鄧在會上的發言，沒有批評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錯誤，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說：你現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言外之意，無非是警告周不要學林彪。如此發言的份量和陰毒，遠在對周的外交錯誤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誅心之論和落井下石。而周恩來象以往一樣，來個自我上綱上線的深刻檢討，再次涉險過關。
同時，毛召集各大軍區的司令和政委開會，先強調：如果中國出修正主義，我還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敵友，辨認出“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繼而向与會者宣布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參謀長吧。”（《晚年周恩來》P472－474）毛主觀認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顯然是指周恩來。所以，毛抬出鄧小平，先讓鄧在1974年率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權；接著又讓鄧出掌國務院和軍隊的實權，是為了在內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鄧之間的關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鄧小平，固然對毛的權術陰毒心知肚明，但他對周的無條件挺毛、周對文革應負的重大責任、以及周的奴顏和圓滑，也同樣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權力之后，對周的評价，話雖不多，但一句“沒有總理文革的結果可能更糟；沒有總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長。”已經隱約地道出了鄧對周并無多少好感。但這并不妨礙鄧小平利用周恩來的身后哀榮，來實現自己的權力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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