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7日訊】一 .不同的景象
1.兩個事件﹐一個話題
十幾年前讀小克萊.布萊爾的《麥克阿瑟》時﹐有一個情節深深打動了我。1889年,19歲的麥克阿瑟進入他夢寐以求的西點軍校﹐但進校不久就在訓練中遭高年級生殘忍作弄以至發生痙攣和昏厥。事後在接受法院對西點軍校這種不光彩做法的調查時﹐他道出了詳情。但當法院要他講出惡作劇的學生時﹐他猶豫了。然而如果拒絕服從命令﹐他可能被開除。這將意味着孩提時代全部夢想的破滅。這個時候﹐母親送他的一首小詩幫助他下了決心。詩表達的主要意思是﹐人們將以他來判斷母親的品行。如果陰影或羞恥抹黑他的名字﹐母親也將蒙受恥辱。有着良好家庭教養和高貴稟賦的麥克阿瑟具有維護個人和家庭榮譽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允許他告發同學。於是麥克阿瑟不顧可能發生的前途危機而選擇了沉默。這個選擇使他贏得學員們的普遍尊敬。
在這場由惡作劇釀成的事件中﹐麥克阿瑟既是受害者又是見證人。在接受法院調查時說出真相是他的義務﹐而且有助于糾正軍校高年級生欺負新生的不良風氣。雖不情願﹐他還是配合了調查。但如果具體講出惡作劇學生的姓名﹐使他們受到懲罰﹐儘管行為上無可指責﹐可是對一個尊奉榮譽原則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變相告密﹐而告密是人類有過的劣行中最不名譽的一種。
與麥克阿瑟面臨職業危機時作的哪怕犧牲前途也要維護榮譽的選擇相反﹐半個多世紀後﹐美國電影史上最重要的導演之一埃利亞.卡贊在五十年代作了另一種選擇。當時美國正處於麥卡錫主義陰影籠罩下。麥卡錫參議員借一個並無根據的所謂共產黨顛覆案煽起政治迫害的狂熱和恐怖氣氛。在聯邦機構和國會對人們的政治信仰和交際活動進行的調查中﹐許多與美共或其他激進組織有聯繫的人都受到了傳訊。卡贊是一個理想幻滅的美共黨員﹐在被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傳訊時為保前途供出了幾名共產黨朋友和同事。他從此矇上恥辱﹐被人們稱為”告密者”。四十多年之後的1997年﹐執導電影曾兩度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卡贊已年屆87歲高齡。但好萊塢左翼自由派電影界人士沒有原諒卡贊的告密行為﹐美國電影學會和洛杉磯影評人聯合會拒絕授予卡贊終身成就獎。
對於每個人來說﹐非常時刻是認識自己真實自我的一個機會﹐它使人在平常狀態下表現出來的個性﹑人格受到嚴峻考驗﹐從而使人有機會在最深層次上了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上述兩個事例正是如此。而在這兩個事例中﹐當事人的不同選擇及其人們對他們的選擇作出的不同反應又殊途同歸地涉及到告密這一微妙話題﹐並表現了美國人對告密行為的普遍態度。
2.另一番光景
無論何時何地﹐告密都是與陰暗﹑鬼祟﹑不名譽緊緊連在一起的。喜歡干這行當的人與建設性活動無緣。他們熱衷于用游移不定的目光八方窺探﹐用靈敏的鼻子四處搜尋﹐把思想﹑言論﹑行為舉止異于某種標準的人一個個鎖定在他們的視線之內﹐把種種所謂”異象”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拿到需要這些”情況”的地方去﹐或者等待時機以便拿它們派用場。這是一些心理陰暗﹑寡廉鮮恥﹑行為方式鬼頭鬼腦的人。
告密現象古今皆有。然而不同時期﹑不同國別﹑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告密行當的盛衰狀況和告密者的際遇差異很大。當然﹐告密者之間也有很大差異。除那些天性卑劣而自願充當告密者的獻身邪惡的人之外﹐還有兩種告密者。一種是在前途或生命攸關之時由於人性的軟弱而屈服于壓力被迫成了告密者。另一種是受意識形態蠱惑和沉溺于偏狹的黨派立場﹐為了某種政治信條而犧牲思想上的正直。這是由虛偽的理想引起的道德敗壞。比較而言﹐被迫的告密者多少有些值得同情之處。但卡贊的遭遇表明﹐在美國﹐哪怕情勢所逼而淪為告密者﹐都將終身揹負惡名﹐遭人唾罵。其人格污點﹐無論事業成就有多高﹐也難以抵消。但在中國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這里干這行當的很多﹐而且多的是自願者。不過﹐在我國”告密”一詞極少使用甚至避諱不談。熱衷此道的只干不說﹐吃告密者苦頭的人則不能說（至少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說）當然更別想形成使告密者畏而卻步的社會輿論。至於誰要在情勢所逼時作出麥克阿瑟那樣的選擇﹐等待他的將是最嚴厲的懲罰。而且﹐由於我國長期有着對於這種特殊服務的巨大需要﹐為鼓勵人們告密﹐曾賜予了這行當一個上得了檯面的說法﹐叫做”反映情況”﹐還慷慨地把諸如”警惕性高”﹑”……敏感性強”﹑”有……覺悟”等褒獎詞拋撒給告密者。於是借助于語詞轉換術化腐朽為神奇﹐使陰暗﹑卑劣﹑不名譽變得似乎光明正大起來。不僅如此﹐告密還在事實上被納入進正統觀念之中﹐一個人能否把良心交付國家機構去支配﹑能否跨越”迂腐”的道義標準而主動”反映情況”已經成了考驗人們”忠誠性”的尺度。這種尺度的普遍運用使得許多干告密行當的人還硬是生出了一種”自家人”的榮耀感。而在長期扭曲的道德評判標準下﹐不涉足此道的人則大多喪失了對告密行為作出正常反應的能力﹔再加上歷史上長期的皇權崇拜和現實中虛假意識形態對人的理解力的癱化﹐人們甚至普遍認可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監控每個社會成員的合理性。所以﹐如果說這裡是﹐至少曾經是告密者的樂土﹐是算不得誇張之辭的。
當我國的改革開放在風風雨雨﹑跌跌撞撞中走過二十多年後﹐人們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避諱”告密”二字。在一些人對自五十年代初以來歷次整人運動的控訴和反省中﹐有關告密的問題雖說還未正式浮出水面﹐但已若隱若現﹔而且人們心照不宣﹕”告密”興盛﹐乃我國社會生活一大特色。對於關注這個問題的人來說﹐不僅必須正視告密對社會生活﹑人際關係尤其是對人們心性的影響﹐而且必須正視由我國與別國告密行當的盛衰狀況和告密者際遇的巨大差異給我們提出的不容迴避的問題﹕為什麼會呈現如此巨大的差異﹖
探尋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有必要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去回溯這一現象﹐從中去發現與這一現象有關的因素﹐而在作這種回溯中﹐前一問題的答案也會自然呈現。
二.告密盛衰探源（上）
歷史上﹐專業密探或業余的告密者在東方或西方都曾普遍存在。印度早在吠陀神權政治時代﹐國王就豢養了大批密探作為他控制臣民的工具。在古猶太國﹐希律王在人民中佈置密探﹐竊聽人們的談話﹐對每一句他認為有敵意的話進行懲罰。古希臘是現代西方文明的發源地。但王政時期在秘密宮殿中行使着絕對統治權的神王與東方君主一樣有着對告密的需要。他依靠書吏來實現對全部社會生活的監控。而當時的書吏作為唯一掌握着文字的階層﹐他們身兼二任﹐既在宮裡從事建立檔案的秘密工作﹐同時又充當神王的耳目﹐專門去發現和向神王密報人民中的”異象”。王權解體後﹐權力不受控制的神王消失了﹐希臘社會進入城邦時期﹐並逐漸形成以公眾集會廣場為中心的社會空間。在這個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公開性使”耳目”這類人物在大多數城邦喪失了存在的制度性依據。各城邦仍然有告密者﹐但他們的活動程度視各城邦政治制度而異。沿襲了王政時期某些專制政治特徵的斯巴達寡頭政制建立了最早的秘密警察﹐他們權力很大﹐不僅監視民眾﹐而且可以殺戮奴隸﹐殺戮對象主要是被他們發現具有勇敢之類”危險”品格的奴隸。所以﹐斯巴達幾次在戰爭後對為國勇敢作戰的奴隸進行集體屠殺。針對這種屠殺﹐馬克思曾憤怒譴責了斯巴達政權”駭人聽聞的忘恩負義”。民主制的雅典不可能有對內的專業密探﹐但政府鼓勵公民告發違法現象﹐如果違法者被定罪罰款﹐告發者可分得一份罰金。這一制度的前提是每個公民對公共秩序負有一定責任。但實施起來卻很易被一些人濫用于去監視和告發別人的思想﹑言論和信仰﹐從而蛻變成對告密的鼓勵。好在雅典人崇尚自由高貴的品質﹐對鼓勵告發違法事件可能引起隱蔽的但卻更嚴重的罪惡——告密心存戒備﹐而且無論詩人﹑哲學家筆下或民間自發的輿論﹐告密者都被視為宵小之徒。哲學家蘇格拉底就認為”告密者不配稱為人”。詩人阿里斯托芬更不客氣。他筆下的告密者總是躡手躡腳地穿街越巷﹐鬼鬼祟祟地到處偷聽。他的好幾部劇中﹐這些傢伙最後都落了個被抓起來逐出城邦並遭人切齒痛罵的下場。觀眾對這種場面則總是報以熱烈的喝彩。在這樣的輿情下﹐除非實在財迷心竅﹐要不然就是有窺探告發癖而存心想找不自在﹐是沒幾個人願充當告密角色的。所以﹐民主制的雅典雖然出現過因告密者控蘇格拉底瀆神而起的悲劇性事件﹐卻不是一個適合盛產告密者的地方。
至於古羅馬﹐它藉以立國的古道德是剛毅﹑勇敢﹑宗教虔誠﹑注重榮譽與責任。秉持這種道德的羅馬人構成了共和時期的羅馬這個無敵之國的基礎。這個時期也有告密者﹐但也不是他們活躍的好時機。帝國時期則不同了。當出現了終身擁有最高權力的元首後﹐這權力就成了最高統治者﹑尤其成了他們中間那些迷戀權力的人需要傾全力去維護的東西﹐於是便產生了控制人民﹑特別是控制其中優秀分子的需要﹐對告密者的需要也就由此而生。當元首進一步演變為皇帝以後﹐帝王統治對告密者的依賴更為嚴重。正如古羅馬史家蘇維托尼烏斯所說﹐告密者及其縱容者的恣意妄為﹐已是帝國時代一大弊病(1)。在幾個暴君統治時期﹐這一弊端最為嚴重。公元一世紀晚期﹐把自己的權力寄于禁衛軍刀尖上的圖密善天性多疑﹐他極端妒忌和仇恨優秀者而從人類最底層招募心腹﹐利用後者監視前者。憑着這些人的舉報對有名望的羅馬人特別是對元老院大開殺戒。他在位十五年間﹐稍有名望者無不隨時感到告密人的威脅。告密人在康茂德時期也極為猖獗。康茂德由於自身荒淫殘暴而把任何出色表現都看成對他權力的挑戰。於是善於揣摩暴君心理和羅織他人罪名的告密人便盯上了那些廉潔奉公﹑有重大貢獻的人。按告密者的邏輯﹐廉潔奉公暗含着對康茂德不端行為的無言斥責﹐重大貢獻意味着卓越才能(2)。這些恰恰是最不能見容于暴君的品質。就這樣﹐告密者依靠着主子的虛弱與墮落而發跡﹐主子則利用他們製造的口實殺人﹐特別是殺害那些有挑戰能力﹐會妨礙暴君胡作非為的重要元老。然而儘管帝國時期出現了由元首演變為皇帝的趨勢﹐甚至接連出現過好幾個暴君﹐但羅馬深厚的共和傳統卻從未完全喪失。共和傳統體現在元老院這一共和時期遺留下來的機構上﹐深藏在人民內心﹐甚至保留在一些皇帝身上﹐受到他們的尊重。共和傳統對告密這種寄生于秘密政治的醜惡現象是一種遏制力量。特別當皇帝本人還保留着對共和傳統及其當初支撐這一傳統的那些古老道德的尊重時﹐告密者的日子並不好過。例如圖密善之前在位的提圖斯治下便是如此。提圖斯是圖密善的兄長﹐在位僅兩年﹐但頗有政績﹐聲望卓著。他厭惡告密﹐常在廣場當眾用皮鞭﹑棍棒犒賞告密人﹐還把其中一些拍賣為奴﹐一些流放荒島。而在圖密善與康茂德兩個暴君之間的將近九十年中﹐元老院否定了帝位的世襲﹐恢復了開國初期由元老院提名產生皇帝的做法﹐此間接連四代皇帝（其中有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學家馬可.奧勒留）都很尊重共和傳統﹐他們把自己看成元老院的元首﹐認可自己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選出的行政代表或國家第一公仆的身份﹐因而不把權力寄託在武力上﹐而是一直保持着文官政府形式。在這近一個世紀的准共和政制下告密者幾乎銷聲匿跡(3)。
羅馬帝國滅亡後﹐作為帝國遺產保存下來的基督教及其教會以其對整個西方世界的精神領導取代了羅馬帝國對這個世界的世俗領導。在它身上﹐廣博的包容性與惟我獨尊的偏狹性並存﹔它的教廷在歷史上則既有着維持全球公正與和平的理想和努力﹐又有着維持其作為上帝代言人的獨尊地位和充當一切人精神主宰的野心。基督教的包容性使它具有接納不同國家﹑民族﹑性別和人種的人而成為普世信仰的品質﹐其教會的理想和努力則使它擔當了教化﹑撫慰﹑播種文明的使命﹔但把自己當真理化身和維持自己的觀念和信仰至尊地位的企圖則衍生了異端裁判所這種邪惡而血腥的恐怖機構。異端裁判所負有的消滅異端的使命使一大批專門監視別人﹑告發別人思想不端的告密者應運而生。在教會的權威不容質詢的時代﹐告密者把無數人告上了異端裁判所﹐而與異端裁判所沆瀣一氣的世俗法庭則執行殺人的任務﹐把被異端裁判所定罪的人送上火刑架。在好幾個世紀中﹐火刑堆的烈焰曾捲着濃煙在歐洲各地燃燒。
二十世紀﹐納粹德國以數量龐大﹑密佈全國的特務機構蓋世太保和告密制度來實行恐怖統治。二戰後東德建立了更為龐大的同類機構斯塔齊和更為有效的告密制度。據《斯塔齊》一書披露﹐在兩德合併前﹐這個靠機關槍和筑牆來阻止居民流向西德的國度﹐人口僅一千七百萬﹐斯塔齊的特工人數竟高達十餘萬﹐再加上人數更多的告密者﹐幾乎每6.5個人中就有一個在為斯塔齊服務﹐每當有十來人聚在一起時﹐其中就必有一人在為斯塔齊豎起耳朵。人們的一舉一動全都記錄在斯塔齊浩繁的檔案中(4)。然而﹐通過對內使用特工和告密者來控制社會﹐並不是當時處於東西方對抗前沿的東德的獨特做法﹐而是整個蘇東國家的共同政治特徵。其中﹐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在對民眾的監視和高壓控制上決不亞于東德。
中國幾千年專制統治時期不僅從來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給了這類人最大的鼓勵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歷王為壓制人民的不滿而聘巫師用所謂”神術”對人民進行偵察和刺探﹐發現有誰批評他便立即處死。從當時”國民莫敢言﹐道路以目”﹐足見周歷王的密探效率之高。武則天時期開始大規模使用告密人﹐併發明瞭”銅匭投書”﹐號召和鼓勵告密﹐使告密具有了准制度形式。但告密者最猖獗﹑對這類人的使用最具制度性的是明朝。還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為了朱姓江山的穩固而設”檢校”﹐利用這機構去察聽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瑣事﹐並密報他本人。”檢校”是明代龐大的特務機構的前身。後來朱元璋又設錦衣衛。錦衣衛由皇帝的親軍系統發展而來﹐權力遠大於過去的檢校﹐偵察監視的對象不僅是全體官吏﹐而且擴大到百姓。朱棣在位時又從太監中物色親信﹐設置了由宦官組成的東廠。東廠既偵察監視官民﹐還把錦衣衛也納入偵察監視範圍。錦衣衛和東廠合稱廠衛﹐它們作為特務機構而橫行于整個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談廠衛而色變。明代皇帝很懂得對屬下的權力進行制約﹐設置了重重機構使之層層監控。錦衣衛監視官民﹐東廠監視錦衣衛﹔還曾設西廠監視錦衣衛和東廠﹐設內行廠監視錦衣衛和東西廠。而所有這些特務機構之間的制約﹐都服務于權力不受制約的皇帝一人。廠衛人數眾多﹐但要對全國官民進行監視而且還要彼此監視﹐僅憑廠衛﹐人手遠遠不夠。於是廠衛又以各地流氓為耳目﹐出價向流氓買情報﹐給了流氓橫行作惡的天賜良機。在明代﹐告密者既寄生在廠衛特務機構上﹐又支撐廠衛有效運作。他們為了賞錢或為了挾隙報復﹐不僅窺人隱私﹐捕風捉影地拿捏別人把柄﹐還憑空捏造﹐羅織罪狀﹐製造了大量冤案﹐形成特務機構——告密者——冤案之間體制性的惡性循環。滿人滅明而建清朝﹐但在實行特務政治上與明朝一脈相承。告密活動的猖獗絲毫不亞于明朝﹐釀成的冤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論東方或西方﹐可以發現﹐告密者在民主政體公開化的社會條件下用武之地不大﹐但在專制體制的秘密政治下卻必不可少。歷史事實表明﹐專制體制提供了是告密現象賴以滋生的最根本條件。這種體制下存在着君臨全社會之上的個人或集團。他們人數極少﹐但卻憑借其壟斷的社會權力而壟斷了對全部社會資源的支配﹐並對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進行統治。這雙重的不平衡使得對人民的戒備成為這種體制的基本政治特徵。對於佔據統治地位的那些個人或集團來說﹐鞏固權力的最重要秘訣就在於保密和控制民眾。保密使權力在秘密狀態下運作﹐既增加人民對政治運作的神秘感﹐又阻斷人民了解權力真相的渠道。這樣﹐權力中心得以根據他們的需要只讓人民了解經嚴格篩選過濾的﹑甚至是偽造的信息。控制人民則同時通過重大問題上對人民的保密和對人民動向的掌握來實現。所以秘密政治和告密制度是專制體制下相互依賴和補充的一對怪胎。除了政治上的專制﹐思想﹑信仰上的不寬容也是刺激告密者活躍的重要原因。任何思想或信仰如果被奉為至尊﹐那麼與其形影相隨的必是不容異見的偏狹以及對人們思想信仰的偵察和對自由思想的懲罰。在這種思想信仰的專政下﹐專門去窺探和報告別人思想狀況的告密者也是不可少的角色。
總之﹐一切專政都有着對告密的需要﹐無論這專政是政治上的還是思想信仰上的﹐都概莫能外。即使有人抱着良好願望為着整肅道德而實施”美德的專政”﹐其結果也必然是各種專業密探和業余告密者群魔亂舞的局面。十五世紀末﹐修士薩伏那羅拉在佛羅倫薩實行的以純潔教會和道德為目的的”美德的專政”便是如此。為了確保佛羅倫薩人無論在公開場合或私下裡都不違背他所推行的禁慾主義美德﹐他不惜採取恐怖措施。在他採取的所有措施中﹐最不得人心的是利用僕人和兒童充當風化特務。結果不僅使得鄰里彼此監視﹐還讓僕人監視主人﹐兒童監視父母。一時間﹐佛羅倫薩告密之風盛行﹐無處不有的監視使恐怖統治深入到社會每一角落和每個家庭內部﹐無所不在的告密使人與人之間甚至親人之間的關係被防範和不信任所毒化。可以說﹐告密是最醜惡的社會現象﹐尤其當告密成為制度更是如此。制度化的告密總是與秘密警察的權力最大化相聯繫﹐就猶如一幣之兩面﹐二者都是國家權力不受控制的標誌。它們以一種無形但卻及其現實的暴虐力量使人民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懼之中。卑劣的告密者和無法無天的秘密警察相互勾結﹐布成一張針對着勇氣﹑獨立﹑遠見﹑對事物進行審視﹑懷疑﹑判斷的理性精神等人類最寶貴素質以及稟有這些素質的優秀個體的巨網。通過羅織罪狀﹑製造冤獄去消滅優秀個體﹐通過扼殺人的寶貴素質以取消公眾作出反應的能力。不僅如此﹐告密制度散佈猜忌與仇恨﹐調動起人們身上潛在的惡﹔防不勝防的告密和隨之而來的懲罰則扼殺一切誠實的思想和信仰﹐瓦解人與人之間必要的合作與信任﹐並且最大限度的腐蝕民族精神。可以說﹐對人民使用密探和鼓勵告密是一切暴政中最令人反感﹐也最具腐蝕性的﹐它對人類脆弱的道德是致命的打擊。
(1)《羅馬十二帝王傳》蘇維托尼烏斯著﹐商務﹐1995年中譯本﹐322頁。
(2)參見《羅馬帝國衰亡史》吉本著﹐商務﹐1997年中譯本（上）85-86頁。
(3)同上﹐並參見《世界文明史》第三卷《愷撒與基督》373頁。
(4)資料源自1999年10月2日文匯讀書週報﹕《可怕的特務王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