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我們都喜歡讀童年故事，原因無他，因為我們從來就不愿意長大。事實上，在我們成熟甚至滄桑的外表下，或多或少保留了一點童稚的心愿，誰不愿意無懮無慮、享受被人呵護和疼愛的特權呢？
怀著好奇之心，我讀了張郎郎的童年回憶－－《大雅寶舊事》。這是郎郎的北京胡
同系列的第一本，描繪的是1949年以后，郎郎一家居住過的北京大雅寶胡同甲二號－－中央美院藝術家們的四合院生活。
至今不肯承認自己已老的郎郎，以他頑童式的神奇語言，為我們叫開了那座四合院
的記憶之門，帶領我們穿越時空，重返他的童年時期。透過他詩一般的溫情筆触，那段逝去了的甜美歲月，那個不平凡的人間樂園，那种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畫卷般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特殊年代的“孤本童話”
這是一部特殊年代的歷史評傳。對于文學，昆德拉有這樣的看法：“只有在歷史之內，一部作品才可作為价值而存在，而被發現，而被評价。”郎郎的《大雅寶舊事》超越了我們通常讀到的童年回憶，進入了一种深入探詢歷史的境界。作者追憶“新中國”剛成立那几年的生活經歷，細膩而具體地寫出大雅寶胡同奇异有趣的人和事，道出不少著名文化人的生活細節与坎坷命運。
想要寫出大雅寶胡同故事的，不只是郎郎一個人，早就有被郎郎稱為“黃媽媽”的黃永
玉夫人，說她要寫一本小說，就講大雅寶孩子們的故事。多年前，著名畫家黃永玉就滿怀深情地說：“大雅寶胡同二號，不是一個畫派，而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謝，小的成長，遍布全球，見了面，免不了會說：‘我們大雅寶’如何如何－－－。”
然而，最終以當年這個院子里一個孩子的視角，寫出大雅寶那“有意思的生活”的，卻
是當時人們認為比較遲鈍的孩子郎郎。按照郎郎自己的說法，他是要和那些說新中國只有苦難家史的人“較勁”，要講一個絕對的“孤本童話”。雖然郎郎一不小心掉進童
話世界的時候，我還沒有在湖南鄉下出生呢，但比郎郎年輕的本人，卻有一個苦澀而半飢餓的童年，因此，郎郎那美麗的孤本童話，正是由眾多孩子的悲哀童年墊底的。
郎郎的“孤本”之所以“孤”，有其特殊的時代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在建國初期
，在嚴酷鎮壓如我家父輩之類的國民党人之后，給愿意忠誠于新政權的文化人一段短暫的寬松時期。“無產階級鐵拳”尚未對這部分人士露出太多的猙獰，暫時地讓他們保留了一定的獨立人格；另一方面，當時的知識分子，或受過中國优秀的文化傳統影響，或留過洋，耳濡目染了西方文化的精華。加之地位和待遇都較為优厚，不必為一日三餐發愁，因此，他們就在京城的一個胡同里，享受著一种被郎郎視之為“童話”的藝術生活。
如果我們了解郎郎家后來在政治運動中的苦難命運，了解郎郎自己在文革中坐大牢并押解刑場“陪斬”的經歷，我們就會理解，為什么在异國他鄉流亡多年的郎郎，非要
寫出這個孤本童話。傳記往往是人們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由。郎郎需要回顧童年，才能把這一生認識清楚：自己之所以壓根糊涂了几十年，原來是心理上一直沒有從幼年的童話里走出來。他小時候老以為自己是別的星球上的一個王子，被送到地球上來經受磨練。
正因為有那么多童話故事做心理底子，后來這孩子經歷了現實的九劫八十一難，盡管他沒有力量去對抗世上的不公平，但他總有辦法苦中取樂。他堅信厄運只是一場游戲，噩夢是暫時的，光明終將戰胜黑暗。就如同西游記里的孫悟空，他仿佛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在此書中，郎郎不但為他那無限珍貴的童年存檔，同時，也為時代和歷史存了檔。
“最后貴族”的优雅与風華
今天已經年近花甲的郎郎，身上有一种令人們惊訝的文化气質，真誠而聰穎，善良而幽默。讀了《大雅寶舊事》，我們才知道，這种气質，來自那個胡同优雅氛圍的熏陶。在物質發達而精神粗俗的今天，痞子犬儒文化流行，京城的四合院被推倒，精神的廢墟上只剩下錢幣的气味和喧囂，郎郎筆下的那种雅韻，是無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
此書所追憶的人与事，時間多在中共建國的頭几年，書中的人物，大都是當年投奔中共的熱血青年，以及一批追隨新時代的著名文化人。他們覺得當時的新中國除舊更新，一切都欣欣向榮，進入社會主義理想境界了，于是，他們意气風發，忙著為新中國做貢獻，設計國旗、國徽。配合毛澤東的前進步伐，這些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師們，立志創造“啟發人民政治覺悟”的新中國美術。
這些追求革命的藝術家們，尚未預料到革命將會吃掉自己的孩子。雖然郎郎的父母曾在延安領教過共產党“肅反”的殘酷，但善良的人們以為，那只是我党一時的錯誤，只要糾正了，一切都會好起來。在建國后一派盛世景象面前，他們又重新做起藝術之夢來了。
在小郎郎的眼睛里，這些杰出的藝術家，豈是一個“雅”字了得？郎郎最大的本事，就
是能把任何事情都說得有趣，寫得活靈活現。于是我們看到那一代著名藝術家的日常風采。
每天清晨上學，郎郎會看到畫家李可染等人的畫室里還亮著燈，那是藝術家們趁夜深人靜潛心作畫的時候。中秋晚會時，李可染會在四合院葡萄架下拉京胡，孩子們會跟著黃永玉的手風琴唱歌。中央美術學院的晚會上，孩子們看到，老舍朗誦詩作歌頌北京的春天，郁風阿姨翩翩起舞，趙樹理打鼓唱山西梆子，李苦禪虎虎生風耍弄關公的青龍偃月刀，－－－。
而郎郎的父親張仃，更是一個藝術大儿童。他在延安時就熱愛畢加索，因此被指責為“傳播現代派歪風”。后來听說畢加索也是共產党員，張仃就把畢加索的油畫挂在窯洞里，因此被華君武取了一個“城隍廟加畢加索”的外號。后來，他終于有机會，代表“新中國”的畫家，在法國拜會了畢加索。
當時，這些想在新中國里大展宏圖的藝術家，最感興奮的一件事情，是籌備恢复三十年代上海摩登雜志《万象》，想把它辦成一個圖文并茂的文藝雜志，他們相信自己會辦得比官方雜志好得多。他們希望獻身藝術，干干淨淨、不卑不亢，以畫畫、寫文章來養活自己。1956年夏天，一個以吳祖光為首的十人籌委會成立，辦起了《創刊號》。
這個風雅也太大了一點，大得超過了我們湖南農家出身的領袖的容忍程度。幽默閑适的《万象》雜志尚未問世，反右派運動就已開始，不少作者被打成“反党右派”，這些尚在夢游的天真藝術家，終于嘗到了共產党“絞肉机”的厲害。一代优雅風華，從此夭折隕落。他們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代“精神貴族”。
四合院里的人情与童趣
《大雅寶舊事》除了讓我們一睹昔日藝術大師的迷人風采之外，還讓我們重溫了過去時代美好的大院人情。在郎郎筆下，那個大院里的藝術家個個真淳厚朴。他們共聚一處，既給生活注入藝術情趣，也享受了融洽的人情之美。對比今天人們的自私、孤獨和冷漠，人際關系的功利与險惡，那個昔日的大院，仿佛是中國土地上的一塊溫馨飛地。
郎郎在書里，真實而具體地再現了當時的許多生活細節。那時的人情味多濃啊，人們隨意串門子，自己畫的畫儿，朋友來了說聲喜歡就可卷走。有什么新鮮菜，東家給西家送，西家給東家拿。就連大名鼎鼎的齊白石老爺爺，到了黃曆新年，也給院里的孩子發壓歲錢。這家的孩子，搬個板凳就到那家窗戶下听音樂，那家的孩子，被這家的叔叔帶著去吹笛划船，－－－。
那時候，大院里的孩子一個個玩得不亦樂乎。郎郎几乎回憶了大雅寶胡同所有的逗事儿，坦白交代了孩提時代的惡作劇。對于這些小土匪，彈球儿、拍洋畫儿、逮佬儿贏三角什么的，只是游戲小儿科而已，更刺激的是爬到房頂上去偷棗子，和國際友人在胡同里踢足球。除了逮蜻蜓、招蝴蝶、沾知了之外，他們最重要的活動還有斗蛐蛐儿。兵多將廣的他們，雄赳赳地帶著蛐蛐儿，不但和其他胡同的孩子斗，也和大儿童黃永玉的蛐蛐斗，最后只得乖乖地拜倒在黃叔叔門下。新春的獅子隊裡，郎郎參加伴奏，他以為自己是“會吹魔法笛子的牧童”，因而樂不可支。
在那种良好的環境下，孩子們潛移默化地接受藝術熏陶，自我成長起來。例如，他們自作主張辦壁報，畫漫畫，用透明的硫酸紙臨摹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他們從大人的雕塑工作室里得到膠泥，學著用模子扣泥人。在大人創作的時候，他們會安靜收聲，聚精會神地觀看。胡同里經常有小蘑菇、面人湯一類的民間藝人出現，孩子們向民間藝人買手工藝品，也和他們交上朋友。
這些故事經有說書天賦的郎郎一描繪，立刻趣味無窮。大雅寶的孩子，不像今天的少年儿童那樣被“催熟”。他們的家長自己喜歡自由，因此不強迫孩子們去适應社會，
也不去逼他們為了高分去做枯燥的重复性練習，他們的活蹦亂跳的個性被家長尊重，因而能夠自己教育自己，不僅僅從書本獲得知識，更是從玩得發瘋的游戲中，獲得了精神的活力和創造性。
据說從大雅寶出來的孩子，長大后個個都很精彩。這一點我毫不奇怪，因為他們信奉的一個“絕招”就妙不可言：“把玩儿的事情，當正經事來辦，一定會有出乎意外的收獲。正經的事，要和玩儿一樣，一定不會傷了身子骨。”看起來耽于玩樂的郎郎，把童稚時的每一件逗事儿都描寫得淋漓盡致，并盡最大的努力去發掘其中的樂趣所在。我想，經歷了人生的艱難与慘厲，已經患病的郎郎，在執筆撰寫這一切時，一定是在悲哀的眼淚里伴著響亮的歡笑，充滿了對童年歲月的感謝之情。
像月亮一樣完美的童年殘缺了
不管大雅寶的家長們是如何呵護孩子們純洁幼小的心靈，他們童年時看到的那些唱著歌飛過胡同上空的鳥，是再也不會飛回來了。
天公妒人美。繼孩子們歡樂的童年故事之后，卻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續集。要完全了解后來發生的事情，我們還需要等待郎郎的胡同系列之二、之三、之四。但在這本《大雅寶舊事》里，他已經在對胡同生活的描寫中，預告了這批文化人日后的悲慘命運，一葉知秋，光是這本書所透露出來的歷史真相，就已經夠令人触目惊心了。
首先是延安時期中共對自己人的殘酷。在延安窯洞出生，坐在馬背上進入北京城的郎郎，從父母和叔叔阿姨的竊竊私語中，听到了不少令孩子惊恐的事情：不少當年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遭到嚴酷的迫害。例如，延安美術學院的石泊夫，被指為“國民党奸細”而抓走，他的太太拉著兩個孩子，在窯洞里自殺。
郎郎的父親張仃也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關押審訊，生孩子后缺少營養的母親几乎完
全失明。父親的問題更連累了一位仗義執言的朋友。因為為張仃鳴冤叫屈，歌唱家杜士甲也被抓起來。一气之下，杜士甲跳井自殺，幸虧只傷了皮肉。
對那些真心追隨中共、幫助中共的知識分子，中共強行給他們“洗澡”，可以說負心負
義到了極點。例如，著名政治學家張東蓀，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洗澡運動”中，第一個被以“間諜罪”拖出去，文革后死于秦城監獄。著名的熱帶病學專家李宗恩，曾拒絕胡适等人去台灣的邀請，誠心留在國內奉獻，后來被打成右派，死在發配地云南。從法國回來的雕塑家王臨乙，當時在中央美術學院被批判時，被逼著頂鐵掀跪在舞台上。有恩于新政權的黃紹竑先生被迫在反右運動風暴中自我了斷，雖然那次被搶救過來了，可是他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拂袖而去…
當然，中共在建國前后對知識分子的整治，比起后來的反右和文革，還是小巫見大巫。在文化人開始懮心忡忡時，小郎郎也吃惊地發現北京平民的赤貧生活。有一次，他和小伙伴去一個瘸子家，發現那里家徒四壁，那家人餓得面黃肌瘦，女孩子甚至窮得一絲不挂。
《大雅寶舊事》一書結束在一片大字報和反右派的批斗聲中。大雅寶中院晾衣服的地方拉起了麻繩，麻繩上挂滿了惡狠狠的大字報和漫畫。孩子們的天真小臉開始發白，巨大的困惑和震惊壓住了他們。這個曾有過無窮樂趣的大雅寶胡同，現在不好玩了。
一幫曾經在胡同里快樂呼嘯的小土匪，一個總是在幻想中夢游的小小男孩，他們稚嫩的心，是怎樣面對后來一波又一波，一波比一波更凶狠的政治運動呢？在沒有看到郎郎的續集之前，我們只知道，災難并沒有因為他們可愛而放過他們，那原本像月亮一樣明亮完美的童年，殘缺了。
以文字魔力為大雅寶招魂
在文革期間，大雅寶被改名叫做“蓬勃”。在北京市大興坼胡同之風的今天，据說大雅寶胡同已經缺頭去尾了，原來的那個院子是否還安然無恙？我想，即使那四合院的建筑還保留了原狀，恐怕也是遠离了當年的优美和風雅。后來听郎郎說：那個院子還在，可是找不到當年的絲毫痕跡了。
在文化和人性方面，中國早已不是昔日的中國。歷史總是在和人們開玩笑。那些曾經被人強行拋棄的東西，今天卻令人無比緬怀。但在一個迅速粗鄙化、野蠻化的社會，無論怎樣的怀念和嗟嘆，都已經無濟于事了。
几十年過去，共產党制度損毀了一切文化和人性的美好。今天，那個會吹笛子的小牧童郎郎，卻在遙遠的美洲，以他魔法般的文字，為一個質朴、溫暖的大院招來亡魂。郎郎的文字接近化境，它娓娓道來，不帶一絲火气，于從容宁靜之中盡顯功力。大雅寶那短暫而美麗的時光，因這樣的文字，定格為一個個永恒閃爍的、韻味無窮的意境。
一本迷人的書，一場完美的道別，一部精致而怀舊的蒙太奇電影，一朵由眼淚和微笑澆灌的奇花。對于那個非同尋常的時代，這本傳記是一份非常有意義的證詞。來自一個孩子的純真記憶，此書不但具有審美的文學性，更具有相當高的歷史价值，我們從中獲得一种奇特的審美愉悅和歷史沉思。它正是胡适所鼓勵的一种傳記：“給史家做材料，為文學開生路”。
注：《大雅寶舊事》由未來書城出版社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在台灣出版。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