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茉莉女士《請公開邀請流亡者回國！－－致中國政府》公開發表后，据說在海外引發一場爭論。由于無法登錄海外网站，參与爭論者們的真知熾見我無緣看到。我所看到的是，在我將茉莉女士寄來的帖子轉帖到本人主持的百問正義論壇后，10個跟帖中反對海外民運精英們回國的還沒有一個。
眾所周知，89年后，CCP對海外流亡人士的宣傳口徑一直是；這些無恥的人們全都腳踏學生們的鮮血，跑到花花世界里享福去了。流亡者們真的是主動逃跑的嗎？誹謗也許會暫時蒙蔽一部分國人的心智，卻無法長期掩蓋事實。盡管開始几年中我也曾中過宣傳的圈套，現在卻再也不這樣看待。前年和去年，王炳章、楊建利二位博士主動放棄在美國相當优渥的生活回來冒險，王若望先生病危之際嘴里不斷念叨“想上海、想孩子”，只因為不能接受中國政府提出的寫悔過書的苛刻條件，結果客死他鄉。他們的所作所為一次又一次證實了流亡的人們回歸祖國的急切心情。這些都是企圖抹黑民運的宣傳机器再也無法遮掩的事實。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了，海外的同胞們是真正熱愛自己祖國的。之所以不能回國，實出于當局的阻截，并非他們愿意流亡，或者畏懼歸國。
流亡者們果真都是在海外享受嗎？從近千年前的李白，杜甫，到百多年前的雨果，馬克思，再到与我們前后同一時代的前蘇聯流亡作家索爾仁尼琴，沒有哪一個流亡（客旅他鄉）者不徹骨怀念自己的故園。“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流亡生活從來都是一部流亡者腸斷异鄉的傷感情史。茉莉女士在《談流亡者的回國与守志》中刻畫了自己作為一個流亡者的真實心態：“流亡者的心靈飽受失落感的折磨”，“‘流亡’往往意味著漂泊、流浪、彷徨、躑躅和徘徊。”對有國難歸的苦痛，古今中外均有相同的認知。在古希腊，“因故流离而去其本土，不得參与家祀的引為重大的悲哀；如果被放逐，不能不离開鄉邦，舍其壇火的，則為重大的罪責，僅次于死刑。”（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北京版，第8頁）遠古大詩人荷馬在《伊利亞特》中對“出族、法外、失去壇火人的”就曾寄予過同情。雖然今日歐洲人的觀念不同于古代，雖然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但我想，在承接古希腊羅馬文明的歐洲北美白种人的心目中，被迫的流亡，即使在今天，大概也不是什么幸運。
据茉莉女士文中披露，這兩年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過私下做工作的方式，在邀請海外的人們回來。通過茉莉女士筆下的這些蛛絲馬跡，我猜測，現在，北京也許終于明白，國家要進步，反對派的存在就是必不可少。不管反對茉莉者們如何看待，我個人認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觀察，這都是一個值得贊賞的進步，應該給予善意的回應。在一個回帖中，我公開表明過自己對此事的意見：“能回國是好事，歡迎回來！國內即使再艱難，他們也總不會把自己請回的客人捉進去的。只是，不能一回來就都回來，也要有所防備。”我是衷心地、熱烈地歡迎海外朋友們回國的。
當然，對于北京已經作出的姿態，在給予肯定之余，也要堅守某些原則。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民運人士們回國，不應該只是人身回國，更應該是事業回國。民運人士回來不是給誰當花瓶的。如果北京真的有邀請海外同胞回來的誠意，就應該公開承諾，允許他們回來從事符合聯合國人權公約和中國現行憲法精神的政治活動。北京能否在現在這條讓人稱道的道路上再前進一步，采取更加實際的舉措，開放（或分步開放）國內的党禁言論禁，才是決定“出族、法外、失去壇火的”人們是否回來的根本條件。
2003年9月3日于蒲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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