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0日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西方人幾乎完全不同，我們是簡潔少言的方式。漢語文約義豐，充滿了隨意性、不確定性、模糊性、暗示性，同時也引人遐想，趣味無窮。中國的哲學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斷彙集，語句之間沒有多少聯繫，如《道德經》皆似名言雋語，雖深刻但不系統；如《論語》也是往往以寥寥數語闡述哲學觀點，雖簡約但不規範。中國人的思考即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維、非邏輯推理的方式，這或許與中國哲學的用途有關。在中國，學哲學的目的不是做西方式的“學者”、“科學家”、“思想家”，而是鑄就有修養的“人”，只有簡潔，哲學才能在民間推廣，達到熏陶每個人的目標。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說出的“道”，不是永恒的“道”），“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中國人的“真理”是無法說出來的，只能是“玄”；莊子說：“得意而忘言”，“言有盡而意無窮”，孔子說：“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禪宗訓誡：“不立文字”，可見，對中國人來說，道理盡在不言中！
可是，科學道理卻要求是“可道”的，是可以用文字符號精確表達的。
我們的老祖宗擅長于比喻、暗示、象徵的表達方法。比喻即以外物間接地表達自己或其他事物，特別是隱喻內心。中國的俗話成語中到處充斥著這類比喻、簡單的類推（往往是異物之相推），如“山河易改，本性難移”，“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易漲易落山溪水，易反易複小人心”，“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等等，其實，山水、馬牛、鳥兔與人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但中國人仍然喜歡這樣的簡單的思維。
中國思想中也充滿了暗示，莊子以“姑射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駱賓王以詠蟬之“無人信高潔”，張九齡以“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暗示自己的高蹈；李白以“蜀道之難”暗示官場的兇險；孟浩然以“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暗示自己對官場的豔羨。
《易經》中之陰陽八卦以及後來的五行思想是中國式象徵主義的典型代表——以陰陽二爻、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類推萬事萬物。古希臘、印度也有類似的思想，如“火”構成說、“四大”說，但它們只是其文化的支流。西方現代文學流派也有象徵主義，主張以外物隱喻內心、間接表達，其代表人物艾略特、葉芝、龐德等都喜歡漢詩。只是西方文學除象徵主義之外，還有表現主義、達達主義、意志主義、存在主義、意識流、荒誕派、黑色幽默等等流派，而我們似乎只會象徵主義。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是以直覺、體驗、類比、象徵取代了理性、邏輯，感性強，理性弱。我們的古人記錄了哈雷彗星四十來次，但沒人總結它的運行規律，最終讓英國人哈雷獲得了此項發現權；我們早就有類似於血液迴圈的看法，但沒有上升爲理論，最終是英國人哈維奠定了理論基礎；我們有中醫、針灸，但停留在經驗或五行的範圍內，沒有科學性。難怪愛因斯坦說：西方的科學是以邏輯推理和實驗驗證爲基礎的，而中國卻不是走這樣的路。的確，有別于西方智慧的邏輯型、思辨型、實證型，中國的智慧是記錄型、描述型的，我們有許多彗星、新星、太陽黑子的記錄，我們有無數的實用技術發明，但永遠處於捕捉現象的階段，成果永遠處於初級發展水平。難怪雨果說：“中國是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
莊子、韓非子等中國思想家以寓言故事來論證其哲學命題，而不是縝密的推理思考。
中國人對現實之外的東西不感興趣，缺乏形而上的邏輯思考，這必然帶來理論的膚淺、不成體系，而理論的荒蕪又導致技術的停滯、落後，因此，中國人在近代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國人善於採用整體的、全息的、系統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醫是整體療法，頭疼可能醫腳；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構成一個相生相剋的整體，對應於人體的肝、腎、脾、心、肺也是一個系統、整體；中醫認爲一些穴位包含了整個人體的資訊，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點包含整個宇宙全部資訊的全息理論。在中國人眼裏，人與大自然、社會也是一個整體，此即天人合一、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
整體觀、系統觀當然很好，但我們還應學會局部的、解剖的、微觀的、嚴謹的、分析的方法。
我們有許多“國粹”，如圍棋，它典型地反映了中華民族性。譬如，圍棋重視境界、感覺、定式、整體性，崇尚以柔克剛、審時度勢、放達超逸，具有大道至簡、陰陽轉化、辯證守柔、模糊思維等中國人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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