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0日訊】（一）
1969年秋，在所謂“預防蘇修突然襲擊”的號令下，中央在京各機關被認為不可靠的大批幹部，紛紛被發配到外省市閉塞農村的“五七幹校”；我本人在內的家在京津滬這樣“命脈城池”的二勞改政治犯們，更被押上架著機關槍的一列列火車，解到了山西古城曲沃、晉城、太原等地。不久，我在太原北端為太原鋼鐵公司修鐵路抬鋼軌，耳聞新華社許多“有問題”的人，也先後被押送到山西南部運城地區農村的“五七幹校”，其中就有曾被劃為“右派分子”但已“摘帽”的李慎之、李耐因等同志，卻沒有曾從事過地下工作，而在“文革”伊始便被貼上“叛徒”標籤的李炳泉兄。我暗自為炳泉兄慶倖，以為籠罩在他頭上的陰雲已被驅散。
之所以這樣以為，是因為“文革”風暴驟起，新華社內也屢屢傳出一些令人痛心的慘訊，如攝影部副主任陳正青（老延安）夫婦自殺，解放前為上海復旦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解放後不久為駐外記者的許複已夫婦自殺；特別是，1968年，他作為外事部主任，也曾一同在台前被陪鬥過的外事部主要助手丁德潤也跳樓自殺了。現在炳泉兄雖然在“專案組”的批鬥審問中受了很多難言之害，但畢竟還堅定地呼吸著，而且又沒讓他到“五七幹校”來受煎熬，想必他的問題已經搞清了。
很快，一個令人驚痛震頂的傳聞襲來，我才頓悟為炳泉兄的慶倖竟是大錯特錯了——
那是1970年“五一”過後不久，聽說炳泉兄已慘死于新華社大院宿舍4號樓的地下鍋爐房，額頭上還留有硬器重擊的傷痕，血跡斑駁，左目半睜，右目虛閉，死未暝目。這令人驚疑叢生；這是他苦痛難熬而自尋短見？還是狂徒們對他的殘酷戕害？我如此生疑許久，後來我完全同意還留在新華社的一些好友的推斷，在那暗無天日的境地中，不僅在新華社都連連發生那樣悲慘的事件，就連原本戰功卓著的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將軍，也被狂徒們深納暗井之中，那麼出現炳泉兄這樣慘殞于地下鍋爐房就毫不足奇了。
（二）
現在很多人都已知道，1938年炳泉兄考入西南聯大不久，即成為中共地下黨的週邊組織成員，1940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皖南事變後，他就被國民黨列入準備大逮捕的黑名單。他奉地下黨之命，先後疏散到雲南羅平中學執教後，又就讀于重慶復旦大學外文系，擔任過羅平地下黨的縣委書記、城區書記，還被選為復旦外文系系會主席。在這個過程中，他先後組織校友與同學，驅逐了羅平中學有特嫌的訓育主任和以復旦職員身份為掩護的國民黨特務，並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復旦保護了思想左傾的洪深教授，進一步壯大了校內的民主進步力量。
1946年春，炳泉兄從復旦外文系畢業，經組織同意，隨家人到北平以記者職業作掩護，並利用其兄在北平鐵路局宿舍獨門獨戶的小四合院，經常與地下組織的同志聚會。1946年11月，“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辦的機關報《平明日報》創刊，炳泉兄立即運用其堂兄李騰九在“華北剿總”聯絡處擔任少將處長的關係，從《益世報》轉到《平明日報》擔任採訪部主任，陸續安插了9位地下黨的同志到該報工作，其中包括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擔任彭真秘書等職務，彭真去世後升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王漢斌。他和這些同志先後獲得了大量軍政重要情報，密報給我黨我軍。
1948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華北兩大野戰部隊圍集于北平城下，炳泉兄又奉地下黨之命，作為我地下黨第一位代表，向逃戰皆難的傅作義暢述我黨我軍兵不血刃地保存北平古都的主張。其後，他幾度歷經艱險，巧妙地帶領傅作義的代表，隱秘出城與我方代表談判，並十分專注地聽取和記錄了林彪口述意見，經林彪審核無誤後密封於衣縫內，再次秘密回城轉達傅作義，為保護這座千年文化古都，作出了永垂史冊的貢獻。
解放後，第一部蘇中合拍的大型彩色文獻片《中國人民的勝利》中，就留有這樣一個難得的歷史鏡頭：1948年12月17日，身材魁偉、穿著一身藍袍子的炳泉兄，把傅作義的代表、原《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介紹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領導的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的代表——第四野戰軍參謀處長蘇靜，從此拉開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歷史序幕。1951年，這部影片獲得當時中國人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的第一大獎——史達林文學藝術獎。李慎之兄在《懷念報人李炳泉》一文中說，李炳泉在這樣一部影片中“露臉”，其無尚光榮是今天的追星族們難以想像的。
（三）
就是這樣一位有功于黨國的炳泉兄，其為人又極其謙誠藹善，一直對自己如此歷史豐功都守口如瓶，好像他從未作過值得本人與他人一記于懷的功德事。1951年8月，我與第三野戰軍總分社的幾位同仁被調到新華總社軍事組，準備去朝鮮戰地。其時炳泉兄為總社國際部的蘇聯東歐組組長，兩者的辦公室，僅為當時只有兩層的工字樓二樓東樓梯上口左右的兩牆之隔，上下樓時常見面，我們也從未聽說他竟是一位和平解放古城北平的功臣。1953年冬天，我從停戰未幾的朝鮮戰地回國參加新華社第三次全國社務會議，並將轉赴奠邊府決戰在即的越南採訪，臨時參加國際部東方組黨支部活動，炳泉兄時為國際部第一副主任，我倆不但常常見面，而且正是他領著我到口字樓二樓會客室，聽取了新華社負責人吳冷西就我去越南抗法前線的正式談話。接觸如此繁多，不但我對他的歷史仍然一無所聞，就是與他交往更密的國際部老人，也對此知之甚少，頂多聽說過他是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就已入黨的同志而已。直到1956年“反胡風”運動後期，他在向黨所寫的自傳中，才淡筆提及這段往事，而且這也只有涉及黨的組織工作的個別同志，才得知他當年為北平和平解放出過力。這足證炳泉兄的為人品格，正如古書中“光祿四行”——“質樸、敦厚、遜讓、節儉”那樣的高尚。
但是，就是這樣一位謙恭遜潔、敦厚老誠的共產黨人，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橫加“叛徒”“特務”等重大罪名，並置之於絕命，實為人寰慘亂至極！
1978年國慶日後，我重新踏入新華社大門，舊業重操，才得知炳泉兄不但被殘害、不但被他們“練達”地耍弄詐術矇騙，而且還在蠻橫的拷問中被猛搧耳光，那些拷問者全然一副奧斯威辛集中營女鷹法西斯的兇惡相。
這種兇惡相，早在“審查”丁德潤的時候就露骨地展示過了。當時所謂“丁德潤專案組”的兇手們，逼迫丁德潤“老實交待”其已故去的父親在國民黨時代從事法官事務的一切詳情。由於當時丁德潤年少，一心上學苦讀，幾乎對此一無所知，而且由於他隨著年歲的增長，對民主、自由、進步的人生追求越來越強烈，早在解放軍橫渡長江前，在上海的一所新聞學校讀書時就已加入了我們的地下黨。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他就由黨的地下組織推薦，進入新華社華東總分社。朝鮮戰爭中，他又奉調到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擔任助理編輯，日以繼夜地埋首苦幹、寡言少語，編出過許多出色的稿件。朝鮮戰爭結束後，志願軍政治部為其立了三等功，他上臺受過獎，新華社內部的《前進報》都大大表彰過。這樣一位好同志，實在很難對“專案組”的不通實情的詰問來個“竹筒倒豆子”。“專案組”的一個女組員立即沖上前去猛搧他的耳光，直把他的近視眼鏡搧落在地。高度近視的丁德潤眼前一片迷茫，馬快蹲腿彎腰，戰戰兢兢地滿地摸找眼鏡。此刻，“專案組”的兩個男組員跨步沖了上去，與那個女組員一起對準仍在深深地彎著腰摸找眼鏡的丁德潤舉腳猛踢，直踢得這個老實巴交的人滿地亂滾，最後，直條條地躺倒在地，痛苦呻吟……批鬥會只得中止。翌日淩晨，丁德潤就墜樓自殺，極其悲慘地永生辭別其溫存敦厚的愛妻和妻腹中即將足月的胎兒，離開了這個殘酷、陰暗、卑惡的人間！
為什麼在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指導下，一些人的人性竟變得如此兇殘？一些一直謙誠慎獨、默默奉獻的共產黨人，就這樣慘歿於被尊為無產階級革命“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及其“崇拜”者之手？須知，他們人人都是口含“天憲”，同樣掛有“共產黨員”稱號的人啊，這是何等的邪惡！而且，在僅有32人的新華社外事部，就有兩位這樣的好同志慘然死去，占該部人員十六分之一；在全國，慘死者幾何就不難想見了，這怎能不憤極人間！
（四）
為什麼在千百萬先烈英勇獻身之後，在展現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一些打著共產黨員旗號的人，會如此異化為虎狼獸，把無數真正忠貞于革命的共產黨人吞噬掉？對此我曾思索多年，幾度從腦海中湧現出一個個答案，不管是自我的，或受啟於他人和官方的，“極左”、“偏激”、“脫離實際”、“主觀教條”、“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階級鬥爭擴大化”以及毛澤東的“晚年昏庸”等等，都不足以使自己充分信服。雖然我從毛澤東執掌全國大權27年中的所作所為，早就認為他完全賽過專制帝王，但還以為那是“造神運動”之客觀所致、其主觀世界如何，卻難以找到很有說服力的依據。直到1988年“五一”前後，《中國青年報》給我探求比較真切的答案提供了非常可貴的歷史性啟示——開頭是1988年4月10日，《中國青年報》第二版的《星期刊》，刊發了署名為張湘藩輯介的《毛澤東〈詠蛙〉詩》。其輯介全文是：一九一○年秋，毛澤東離開韶山，考入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讀書期間，他寫過一首《詠蛙》詩。其詩是：
獨坐池塘如虎距（似應為踞），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張湘藩跟著評述說：“寫這首詩的時候，毛澤東年僅十七歲。據史料記載，在入學考試時，學校規定的作文題目為《言志》，這正合毛澤東的心意。當時應考者，大都寫的是些尊孔讀經、追求成名成家的內容，而毛澤東滿腔熱情地抒發了一個十七歲青年的救國救民的抱負和志願。”
其後，在一小本沒有注明任何出版單位的詩冊中記述：這不是毛澤東的創作，而是對一位前人《詠蛙》詩的改寫。這位前人的原詩是：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邊大樹好遮蔭。
明春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此文沒有注明這位“前人”的姓名與朝代，但對毛澤東改動原詩的評價，比張湘藩的評述更上幾層樓。他認為：毛澤東這一改，詩的韻味更濃，藝術水準更高，使這只“獨坐池塘如虎踞”的蛙兒有了自己獨立的形象和性格，並有了自己獨特的生活空間；不只是借樹遮蔭以求蔭庇，而是借助一個有著審美意味的環境修身養性，提高自身的素質。這足以顯示出這只蛙兒之非同尋常。這樣接以詩的第三、四句，就非常自然了，蛙兒的形象就統一完善了。因而這首改詩是“托物署興，借‘蛙’傳意，既對那些衣著華貴入時、胸中全無大志，而又傲氣淩人的富家子弟，給了嘲諷、藐視，又表現了少年毛澤東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卓爾不群的非凡氣勢”。
綜上所述，這種“卓爾不群”、“敢為天下先”的“救國救民的抱負和志願”，其蓋棺定論符合神州大地悲慘淒涼、到了“崩潰邊緣”的變亂史實麼？這當然不合，而是絲絲入扣的“空中聖殿”之言。還是《中國青年報》，當年5月5日第三版頭條，就發表了我國詩人、雜文家邵燕祥同志的《評毛澤東〈詠蛙〉詩》，對這首詩所隱含的所謂“敢為天下先”的偉大抱負和志願的真正實質，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評述。
燕祥同志這篇評論的後半段說：
通觀全詩，都與救國救民無關。詩中所透露的“抱負和志願”，恰恰使人想到屢試不第後來領導農民起義的黃巢《詠菊》：“我花開後百花殺！”這是一種為欲淩駕群倫、唯我獨尊的“抱負和志願”。其詩格與黃巢、朱元璋相伯仲，不用說與富於民主性精華的古典詩歌優秀之作相比，即使置之於帝王詩之間，也遠在劉邦《大風歌》之下，思想上、藝術上都不足取的。
這首詩的史料價值大大超過它的文學價值。所謂史料價值是指他從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傳記學的角度作為研究毛澤東與中國文化傳統關係的參考價值。
記得老布爾什維克加里寧《論共產主義教育》一書中有這樣一篇演說，講到十七歲是一個人樹立自己人生觀、世界觀的關鍵時刻。一個人十七歲時的選擇會影響其一生的道路。今天十七歲上下的青少年，在塑造自己的理想、道德和文化觀念的過程中，將怎樣決定自己的“抱負和志願”、人生觀和世界觀呢？一切青少年和關心青少年健康成長、關心民族精神和文化建設的人們，讀到這首近八十年前的“言志”詩都會有所思考並作出自己的結論的吧。”
我完全贊同燕祥同志在評論中已隱約點明的這一觀點，即：毛澤東早在一個青少年塑造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的關鍵時刻，就已胸懷必欲淩駕群倫、唯我獨尊的帝王抱負和志願。
眾所周知，專制主義和帝王思想本是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一類。作為17歲少年的毛澤東，接受並承繼了這一傳統，並非咄咄怪事。但聲稱樹立了革命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凡數十年的他，並沒有從革命戰爭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烽火中擯棄掉這一反動傳統，恰恰相反，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特別是從井岡山到延安，在取得局部政權以後，他的專制主義、帝王思想的實際運用便開始抬頭。1936年他的得意之作——人稱充滿帝王霸氣的《沁園春•雪》，便抒發了這種胸臆：“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就表明，這些古代著名帝王都不在他的話下；那麼“今朝”之“風流人物”，自不言而喻了。足可見毛當時之得意忘形。就專制主義和帝王思想而言，如果說《詠蛙》詩還透著不成熟的稚氣的話，那麼《沁園春•雪》一詞，就已臻成熟老道了。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毛的專制主義與帝王思想，更是與日俱長。從廢止“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到實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從“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把“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到“誰反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可以說，把“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的帝王暴政推向了極致，從而以所謂“功高震主”、“懷有二心”……等等 “莫須有”罪名，大肆施行“狡兔死，走狗烹”的歹計而濫殺無辜，而且被吞食的許多革命兒女屍骨無存。其中不只是在為炳泉兄平反追悼會上，人們只能在其“骨灰”盒內見到他的一頂藍布帽和一副墨框近視鏡；就是早就名揚四海的戲劇家田漢，在1979年於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其舉行的隆重追悼會上，人們也只能在其“骨灰”盒內看到他與聶耳合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後改為新中國的《國歌》）和他自己寫的劇本《關漢卿》……如此等等的殘暴，比起我國兩千多年來的皇權專制主義，是有過之還是有不及？
（五）
魯迅先生在其《華蓋集•忽然想到》中說過：“現狀就是鐵證”。誠然，毛澤東不是沒講過民主、自由，更不是沒反過蔣介石的專制獨裁，恰恰相反，他連篇累牘地談民主、道自由；對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蔣氏專制獨裁，更是批判得入木三分。但是，終其一生，特別是取得政權以後，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反專制獨裁，絕不是想建立民主憲政的政治體制，而是把民主框定為“手段”而不是“目的”，把自由框定為“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從哲學遊戲演繹為逐步實現其個人“絕對權威”大大超過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獨裁的政治實踐。他也說過“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樣“開明”的話。說明他並不是不懂得在20世紀民主、自由的價值，也不是沒有看到民主自由政治是20世紀的大趨勢，然而由於他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專制意志使然，他巧妙地鑽了中國傳統文化滯後的空子，利用了人們企盼解放和自由對他對共產黨的期望和擁戴，而不斷口是心非，耍弄權術，真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頑強地對抗歷史潮流，去圓他的專制帝王之夢。這也許恰是他所主張的“馬克思＋秦始皇”的應有之義吧。
現在不少人都已熟知，1939年毛澤東與黃炎培的那段著名的“窯洞談”。當黃炎培暢談到最後仍不無擔心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甚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很明顯，他認為中國千古以來的改朝換代，無不打著替天行道的幌子，在屠刀下面出政權奪得天下之後，沒有一個能在人民的真心擁戴下長治久安而能逃脫這個“興勃亡忽”週期率的支配，從而擔心中共是不是也會踏入這樣的覆轍。面對如此坦誠之殷殷諍言，毛澤東當時慨然回答：“我們找到了這條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請看，這承諾多麼上好與完美。可是在全國解放、完美實現其帝王夢之後，毛澤東便發動了一個接著一個的“運動”，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階級鬥爭”，無數的中華民族精英、共產黨的優秀兒女和無辜人民被慘殺被整死。不僅全民族長期為之奮鬥的民主憲政、人民民主、人民監督成為泡影，而且原來僅存的一點社會民主、自由、人權、人道的氣息也喪失殆盡。就在當年，毛澤東信誓旦旦地向其當面承諾建國後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客人黃炎培之子黃萬里，這位美國水利學博士專家，只因其對擬建的三門峽工程提了些後來證明完全是正確的不同意見，也照樣被打成了“右派”。
那是1957年4月13日三門峽工程開工前後，46歲的黃萬里教授先後在清華大學水文課堂上和水利部召開的“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上，具體闡明：如果建成這座水庫，其大量淤積的泥沙必將下游的水災移至上游，成為人造的自然災害。所謂“聖人出黃河清”，純粹是虛妄之談。在70位專家教授到場的討論會上，不但沒有一亇人贊同他的意見，相反，一位最最權威的“水利泰斗”卻說，對於攔沙洩洪，他“還想不出什麼壞的地方”。於是工程照樣快馬加鞭。1960年9月，三門峽大壩關閘攔洪僅3月，潼關以上就出現渭河大淤，淹毀良田80萬畝，一個小城被迫撤離。庫內水位繼續上漲，庫區農民一批批地揮淚悲啼踏上背井離鄉路。蓄水以後僅一年半，15億噸泥沙全部鋪到了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裏，萬古以來“涇渭分明”的渭水泄流不暢，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也不得不築起防洪大壩，富饒的關中平原年年減產，而且有的良田被逐漸鹽鹼化或沼澤化。泥沙淤積又逐漸向上游延伸，威脅到西安重鎮及以其為中心的重要工業基地。黃萬里的科學預見完全被證實，但當年他的正確判斷及其後整風鳴放中的正確意見，被清華校長蔣南翔密送毛澤東。毛澤東顯然早將過去對黃炎培的莊嚴承諾以及所有類似的保證全都扔進了汪洋大海，立即在蔣南翔密報黃萬里意見的材料上批示：“這是什麼話？”，不但當時就把他定為“右派”，而且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還說彭德懷“與黃萬里一樣腦後長著反骨”。1961年，黃萬里“奉命”來到密雲水庫，與昌黎來的民工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所住皆為掘土築成的半地窖，“文革”中更被貶到三門峽掏廁所，以加重懲罰，而三門峽水庫泥沙淤積的禍害不斷繼續上升。據報載：2003年，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水災竟釀成50年一遇的大水災；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農田絕收，成災人口515萬，直接經濟損失82.9億元……究竟誰對誰錯，誰應記功誰應負罪，誰真正堅持真理而利國愛民，誰只酷求一己虛名而誤國害民，豈不一目了然麼？
黃萬里雖然沒有被整死，但被“不齒於人類狗屎堆”地坑害了二十多年。儘管如此，他對國家對人民的耿耿忠心絲毫未改。2001年8月20日他的90高夀之前，因目力不濟等重疾，臥倒在清華校醫院的一間簡樸病房內。8月8日，他的兩位得意門生不遠千里前去探望。他不提家事，不談子女，幾乎是摸索著用顫抖的手給這兩位水利門生寫下了一段珍貴遺言：“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抗’之策中，各段仍以提防‘攔’為主。長江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鋼柱，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萬里遺囑，2001年－8－8手筆俟存。”
半亇月後，他就撒手塵寰。這也應算為被“革命”吃掉過半生的兒子吧。毛澤東的亡魂將如何面對包括黃萬里在內的千千萬萬的冤魂？！
1956年開春，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把史達林的獨裁暴政翻了個底朝天，對世界各國共產主義者彷同晴天霹靂。此時的毛澤東也不得不說，如果在英美等國家就不會發生這等事。這就是說，他也承認英美等“萬惡的帝國主義”實際上是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度，而那個標榜人民“呼吸著民主自由空氣”的“社會主義”的北方大國，實質上卻是獨裁專制的帝國。於是，在1956年9月15日召開的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毛容忍了劉少奇所作的政治報告，並在9月26日、27日相繼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反對個人崇拜，不再提“毛澤東思想”。這使得許多人興高采烈，以為中國共產黨不再會有史達林式的凶帝暴政的後顧之憂了。但是，凡有如此善願的人都太天真了。他們還沒有識透歷朝歷代的專制君主無不視天下為其一己之天下，由此在極度展現其尊嚴的同時，也無一不深深陷入極度的憂懼，唯恐有失一分一毫的尊嚴。所以很快，即同年11月15日，八大閉幕後僅49天，毛澤東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決不能丟掉史達林這把刀子，而且說：“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醜化史達林，毀滅史達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這強烈表明， 此前他之所以也稱讚一下英美等西方民主，也容許那樣的政治報告並通過那樣的新黨章，不過是權宜之計和逢場作戲而已。跟著他就拾起那把刀子橫沖豎劈。1957年他發動了反右派運動。之前，他舉起 “幫助黨整風”的旗號，鼓勵、發動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大小幹部“給黨提意見”。提了意見之後，毛澤東就變了臉，開始收拾他們，並把他玩弄的“引蛇出洞”的伎倆大言不慚地說成“是陽謀不是陰謀”。結果把數十萬主要是青年的大小知識份子、黨在革命中風雨同舟的民主人士和優秀幹部，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使他們在萬劫不復的地獄中被折磨了二十餘年，令全國一片肅殺，鴉雀無聲，正是“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同樣，毛澤東妄想一步登天地“超英趕美”、“遙遙領先于老大哥”、成為全人類萬古之君而瘋狂的“大躍進”，又全然拒絕彭德懷等人的廬山規勸，從而舉國糧匱草稀，餓殍遍野，慘亡幾千萬人而引起全黨全國的憤懣怨恨。面對如此慘烈的困境，他竟在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參加的七千人大會上說：“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臺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好像他歷來都十分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好像把幾千萬人當作不敢吭聲的蟲兒、螞蟻——餓斃的罪魁禍首，並不是他毛澤東，而是坐在下面聽他訓話的這些書記們；將有“別姬”之虞的也是這些書記們而不是他毛澤東。這引起各路基層書記非常憤慨，紛紛掏心窩子地大講“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反右傾”中的災難。連早在延安整風時，為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首先提出“毛澤東思想”並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並列的劉少奇，此刻也不得不說死亡幾千萬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對此，毛澤東心知肚明劉少奇等人批語指責的就是他毛澤東，但他像在八大會議上一樣，暫且忍著、憋著，可是只忍憋了八個月，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全面反擊，大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堅決反對“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即堅決不准再談現實生活中的所謂陰暗面、不准再搞包產到戶、不准為“右派”和“右傾分子”鳴冤叫屈，並由此把劉少奇內定為“睡在身旁的赫魯雪夫”，由此而陰謀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惜整死劉少奇和成千上萬他毛澤東認為對他這個君王並非忠貞不二的人。
毛澤東之帝王暴君之心如此顯明強烈，而我本人在年少時，也和許多被矇騙上當者一樣，曾那麼幼稚無知、真心實意地把他尊奉為正在東方耀眼騰升的“紅太陽”和全中國人民的“大救星”。1947年春天，在胡宗南兵踏延安城垛時，我竟也擔心“毛老人家”的安危而向延安遠方痛哭流涕。1957年整風，雖也提出過必須反掉“神化與特權”等論點，那也僅僅是出於對黨之一片赤忱，希望毛澤東回心轉意，最終能夠下決心扔掉史達林那把刀子，使中國革命戰爭年代及在朝鮮戰地英勇獻身的同志、戰友、鄉親們的純潔天靈免受褻瀆，更不忍看到曾竭情歡呼解放的人民再度被壓榨在出乎他們意料的新的“大山”之下。直到自己由此招來大難並目睹“三面紅旗”、“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之種種慘狀，才逐漸看透這“皇帝的新衣”，因而十分感謝《中國青年報》刊發的這兩篇文章，使我恍然大悟；原來這帝王式的氣勢並非“造神運動”的客觀趨勢所使然，而是壓根兒毛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就有這種帝王狂念，從而他的這種“革命”，必定要比“虎毒不食子”的虎還要毒，這才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之根。
（待續）
作者為資深記者、作家，1957年被打為右派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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