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0日讯】（一）
1969年秋，在所谓“预防苏修突然袭击”的号令下，中央在京各机关被认为不可靠的大批干部，纷纷被发配到外省市闭塞农村的“五七干校”；我本人在内的家在京津沪这样“命脉城池”的二劳改政治犯们，更被押上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解到了山西古城曲沃、晋城、太原等地。不久，我在太原北端为太原钢铁公司修铁路抬钢轨，耳闻新华社许多“有问题”的人，也先后被押送到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农村的“五七干校”，其中就有曾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已“摘帽”的李慎之、李耐因等同志，却没有曾从事过地下工作，而在“文革”伊始便被贴上“叛徒”标签的李炳泉兄。我暗自为炳泉兄庆幸，以为笼罩在他头上的阴云已被驱散。
之所以这样以为，是因为“文革”风暴骤起，新华社内也屡屡传出一些令人痛心的惨讯，如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老延安）夫妇自杀，解放前为上海复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不久为驻外记者的许复已夫妇自杀；特别是，1968年，他作为外事部主任，也曾一同在台前被陪斗过的外事部主要助手丁德润也跳楼自杀了。现在炳泉兄虽然在“专案组”的批斗审问中受了很多难言之害，但毕竟还坚定地呼吸着，而且又没让他到“五七干校”来受煎熬，想必他的问题已经搞清了。
很快，一个令人惊痛震顶的传闻袭来，我才顿悟为炳泉兄的庆幸竟是大错特错了——
那是1970年“五一”过后不久，听说炳泉兄已惨死于新华社大院宿舍4号楼的地下锅炉房，额头上还留有硬器重击的伤痕，血迹斑驳，左目半睁，右目虚闭，死未暝目。这令人惊疑丛生；这是他苦痛难熬而自寻短见？还是狂徒们对他的残酷戕害？我如此生疑许久，后来我完全同意还留在新华社的一些好友的推断，在那暗无天日的境地中，不仅在新华社都连连发生那样悲惨的事件，就连原本战功卓著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将军，也被狂徒们深纳暗井之中，那么出现炳泉兄这样惨殒于地下锅炉房就毫不足奇了。
（二）
现在很多人都已知道，1938年炳泉兄考入西南联大不久，即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周边组织成员，1940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就被国民党列入准备大逮捕的黑名单。他奉地下党之命，先后疏散到云南罗平中学执教后，又就读于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担任过罗平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城区书记，还被选为复旦外文系系会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后组织校友与同学，驱逐了罗平中学有特嫌的训育主任和以复旦职员身份为掩护的国民党特务，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复旦保护了思想左倾的洪深教授，进一步壮大了校内的民主进步力量。
1946年春，炳泉兄从复旦外文系毕业，经组织同意，随家人到北平以记者职业作掩护，并利用其兄在北平铁路局宿舍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经常与地下组织的同志聚会。1946年11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办的机关报《平明日报》创刊，炳泉兄立即运用其堂兄李腾九在“华北剿总”联络处担任少将处长的关系，从《益世报》转到《平明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陆续安插了9位地下党的同志到该报工作，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彭真秘书等职务，彭真去世后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他和这些同志先后获得了大量军政重要情报，密报给我党我军。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两大野战部队围集于北平城下，炳泉兄又奉地下党之命，作为我地下党第一位代表，向逃战皆难的傅作义畅述我党我军兵不血刃地保存北平古都的主张。其后，他几度历经艰险，巧妙地带领傅作义的代表，隐秘出城与我方代表谈判，并十分专注地听取和记录了林彪口述意见，经林彪审核无误后密封于衣缝内，再次秘密回城转达傅作义，为保护这座千年文化古都，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
解放后，第一部苏中合拍的大型彩色文献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就留有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镜头：1948年12月17日，身材魁伟、穿着一身蓝袍子的炳泉兄，把傅作义的代表、原《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介绍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领导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第四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从此拉开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序幕。1951年，这部影片获得当时中国人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第一大奖——史达林文学艺术奖。李慎之兄在《怀念报人李炳泉》一文中说，李炳泉在这样一部影片中“露脸”，其无尚光荣是今天的追星族们难以想像的。
（三）
就是这样一位有功于党国的炳泉兄，其为人又极其谦诚蔼善，一直对自己如此历史丰功都守口如瓶，好像他从未作过值得本人与他人一记于怀的功德事。1951年8月，我与第三野战军总分社的几位同仁被调到新华总社军事组，准备去朝鲜战地。其时炳泉兄为总社国际部的苏联东欧组组长，两者的办公室，仅为当时只有两层的工字楼二楼东楼梯上口左右的两墙之隔，上下楼时常见面，我们也从未听说他竟是一位和平解放古城北平的功臣。1953年冬天，我从停战未几的朝鲜战地回国参加新华社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并将转赴奠边府决战在即的越南采访，临时参加国际部东方组党支部活动，炳泉兄时为国际部第一副主任，我俩不但常常见面，而且正是他领着我到口字楼二楼会客室，听取了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就我去越南抗法前线的正式谈话。接触如此繁多，不但我对他的历史仍然一无所闻，就是与他交往更密的国际部老人，也对此知之甚少，顶多听说过他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已入党的同志而已。直到1956年“反胡风”运动后期，他在向党所写的自传中，才淡笔提及这段往事，而且这也只有涉及党的组织工作的个别同志，才得知他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出过力。这足证炳泉兄的为人品格，正如古书中“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那样的高尚。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谦恭逊洁、敦厚老诚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横加“叛徒”“特务”等重大罪名，并置之于绝命，实为人寰惨乱至极！
1978年国庆日后，我重新踏入新华社大门，旧业重操，才得知炳泉兄不但被残害、不但被他们“练达”地耍弄诈术蒙骗，而且还在蛮横的拷问中被猛搧耳光，那些拷问者全然一副奥斯威辛集中营女鹰法西斯的凶恶相。
这种凶恶相，早在“审查”丁德润的时候就露骨地展示过了。当时所谓“丁德润专案组”的凶手们，逼迫丁德润“老实交待”其已故去的父亲在国民党时代从事法官事务的一切详情。由于当时丁德润年少，一心上学苦读，几乎对此一无所知，而且由于他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民主、自由、进步的人生追求越来越强烈，早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在上海的一所新闻学校读书时就已加入了我们的地下党。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他就由党的地下组织推荐，进入新华社华东总分社。朝鲜战争中，他又奉调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担任助理编辑，日以继夜地埋首苦干、寡言少语，编出过许多出色的稿件。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政治部为其立了三等功，他上台受过奖，新华社内部的《前进报》都大大表彰过。这样一位好同志，实在很难对“专案组”的不通实情的诘问来个“竹筒倒豆子”。“专案组”的一个女组员立即冲上前去猛搧他的耳光，直把他的近视眼镜搧落在地。高度近视的丁德润眼前一片迷茫，马快蹲腿弯腰，战战兢兢地满地摸找眼镜。此刻，“专案组”的两个男组员跨步冲了上去，与那个女组员一起对准仍在深深地弯着腰摸找眼镜的丁德润举脚猛踢，直踢得这个老实巴交的人满地乱滚，最后，直条条地躺倒在地，痛苦呻吟……批斗会只得中止。翌日凌晨，丁德润就坠楼自杀，极其悲惨地永生辞别其温存敦厚的爱妻和妻腹中即将足月的胎儿，离开了这个残酷、阴暗、卑恶的人间！
为什么在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指导下，一些人的人性竟变得如此凶残？一些一直谦诚慎独、默默奉献的共产党人，就这样惨殁于被尊为无产阶级革命“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及其“崇拜”者之手？须知，他们人人都是口含“天宪”，同样挂有“共产党员”称号的人啊，这是何等的邪恶！而且，在仅有32人的新华社外事部，就有两位这样的好同志惨然死去，占该部人员十六分之一；在全国，惨死者几何就不难想见了，这怎能不愤极人间！
（四）
为什么在千百万先烈英勇献身之后，在展现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一些打着共产党员旗号的人，会如此异化为虎狼兽，把无数真正忠贞于革命的共产党人吞噬掉？对此我曾思索多年，几度从脑海中涌现出一个个答案，不管是自我的，或受启于他人和官方的，“极左”、“偏激”、“脱离实际”、“主观教条”、“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泽东的“晚年昏庸”等等，都不足以使自己充分信服。虽然我从毛泽东执掌全国大权27年中的所作所为，早就认为他完全赛过专制帝王，但还以为那是“造神运动”之客观所致、其主观世界如何，却难以找到很有说服力的依据。直到1988年“五一”前后，《中国青年报》给我探求比较真切的答案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历史性启示——开头是1988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的《星期刊》，刊发了署名为张湘藩辑介的《毛泽东〈咏蛙〉诗》。其辑介全文是：一九一○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读书期间，他写过一首《咏蛙》诗。其诗是：
独坐池塘如虎距（似应为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张湘藩跟着评述说：“写这首诗的时候，毛泽东年仅十七岁。据史料记载，在入学考试时，学校规定的作文题目为《言志》，这正合毛泽东的心意。当时应考者，大都写的是些尊孔读经、追求成名成家的内容，而毛泽东满腔热情地抒发了一个十七岁青年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志愿。”
其后，在一小本没有注明任何出版单位的诗册中记述：这不是毛泽东的创作，而是对一位前人《咏蛙》诗的改写。这位前人的原诗是：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此文没有注明这位“前人”的姓名与朝代，但对毛泽东改动原诗的评价，比张湘藩的评述更上几层楼。他认为：毛泽东这一改，诗的韵味更浓，艺术水准更高，使这只“独坐池塘如虎踞”的蛙儿有了自己独立的形象和性格，并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空间；不只是借树遮荫以求荫庇，而是借助一个有着审美意味的环境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的素质。这足以显示出这只蛙儿之非同寻常。这样接以诗的第三、四句，就非常自然了，蛙儿的形象就统一完善了。因而这首改诗是“托物署兴，借‘蛙’传意，既对那些衣着华贵入时、胸中全无大志，而又傲气凌人的富家子弟，给了嘲讽、藐视，又表现了少年毛泽东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卓尔不群的非凡气势”。
综上所述，这种“卓尔不群”、“敢为天下先”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志愿”，其盖棺定论符合神州大地悲惨凄凉、到了“崩溃边缘”的变乱史实么？这当然不合，而是丝丝入扣的“空中圣殿”之言。还是《中国青年报》，当年5月5日第三版头条，就发表了我国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同志的《评毛泽东〈咏蛙〉诗》，对这首诗所隐含的所谓“敢为天下先”的伟大抱负和志愿的真正实质，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述。
燕祥同志这篇评论的后半段说：
通观全诗，都与救国救民无关。诗中所透露的“抱负和志愿”，恰恰使人想到屡试不第后来领导农民起义的黄巢《咏菊》：“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是一种为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抱负和志愿”。其诗格与黄巢、朱元璋相伯仲，不用说与富于民主性精华的古典诗歌优秀之作相比，即使置之于帝王诗之间，也远在刘邦《大风歌》之下，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足取的。
这首诗的史料价值大大超过它的文学价值。所谓史料价值是指他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传记学的角度作为研究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参考价值。
记得老布尔什维克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中有这样一篇演说，讲到十七岁是一个人树立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刻。一个人十七岁时的选择会影响其一生的道路。今天十七岁上下的青少年，在塑造自己的理想、道德和文化观念的过程中，将怎样决定自己的“抱负和志愿”、人生观和世界观呢？一切青少年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关心民族精神和文化建设的人们，读到这首近八十年前的“言志”诗都会有所思考并作出自己的结论的吧。”
我完全赞同燕祥同志在评论中已隐约点明的这一观点，即：毛泽东早在一个青少年塑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刻，就已胸怀必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帝王抱负和志愿。
众所周知，专制主义和帝王思想本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类。作为17岁少年的毛泽东，接受并承继了这一传统，并非咄咄怪事。但声称树立了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凡数十年的他，并没有从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中摈弃掉这一反动传统，恰恰相反，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从井冈山到延安，在取得局部政权以后，他的专制主义、帝王思想的实际运用便开始抬头。1936年他的得意之作——人称充满帝王霸气的《沁园春•雪》，便抒发了这种胸臆：“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就表明，这些古代著名帝王都不在他的话下；那么“今朝”之“风流人物”，自不言而喻了。足可见毛当时之得意忘形。就专制主义和帝王思想而言，如果说《咏蛙》诗还透着不成熟的稚气的话，那么《沁园春•雪》一词，就已臻成熟老道了。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毛的专制主义与帝王思想，更是与日俱长。从废止“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到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从“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到“谁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可以说，把“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帝王暴政推向了极致，从而以所谓“功高震主”、“怀有二心”……等等 “莫须有”罪名，大肆施行“狡兔死，走狗烹”的歹计而滥杀无辜，而且被吞食的许多革命儿女尸骨无存。其中不只是在为炳泉兄平反追悼会上，人们只能在其“骨灰”盒内见到他的一顶蓝布帽和一副墨框近视镜；就是早就名扬四海的戏剧家田汉，在1979年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其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人们也只能在其“骨灰”盒内看到他与聂耳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改为新中国的《国歌》）和他自己写的剧本《关汉卿》……如此等等的残暴，比起我国两千多年来的皇权专制主义，是有过之还是有不及？
（五）
鲁迅先生在其《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过：“现状就是铁证”。诚然，毛泽东不是没讲过民主、自由，更不是没反过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恰恰相反，他连篇累牍地谈民主、道自由；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蒋氏专制独裁，更是批判得入木三分。但是，终其一生，特别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反专制独裁，绝不是想建立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而是把民主框定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把自由框定为“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哲学游戏演绎为逐步实现其个人“绝对权威”大大超过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实践。他也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样“开明”的话。说明他并不是不懂得在20世纪民主、自由的价值，也不是没有看到民主自由政治是20世纪的大趋势，然而由于他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专制意志使然，他巧妙地钻了中国传统文化滞后的空子，利用了人们企盼解放和自由对他对共产党的期望和拥戴，而不断口是心非，耍弄权术，真所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顽强地对抗历史潮流，去圆他的专制帝王之梦。这也许恰是他所主张的“马克思＋秦始皇”的应有之义吧。
现在不少人都已熟知，1939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段著名的“窑洞谈”。当黄炎培畅谈到最后仍不无担心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甚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很明显，他认为中国千古以来的改朝换代，无不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在屠刀下面出政权夺得天下之后，没有一个能在人民的真心拥戴下长治久安而能逃脱这个“兴勃亡忽”周期率的支配，从而担心中共是不是也会踏入这样的覆辙。面对如此坦诚之殷殷诤言，毛泽东当时慨然回答：“我们找到了这条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请看，这承诺多么上好与完美。可是在全国解放、完美实现其帝王梦之后，毛泽东便发动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无数的中华民族精英、共产党的优秀儿女和无辜人民被惨杀被整死。不仅全民族长期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成为泡影，而且原来仅存的一点社会民主、自由、人权、人道的气息也丧失殆尽。就在当年，毛泽东信誓旦旦地向其当面承诺建国后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客人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这位美国水利学博士专家，只因其对拟建的三门峡工程提了些后来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不同意见，也照样被打成了“右派”。
那是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开工前后，46岁的黄万里教授先后在清华大学水文课堂上和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具体阐明：如果建成这座水库，其大量淤积的泥沙必将下游的水灾移至上游，成为人造的自然灾害。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纯粹是虚妄之谈。在70位专家教授到场的讨论会上，不但没有一亇人赞同他的意见，相反，一位最最权威的“水利泰斗”却说，对于拦沙泄洪，他“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于是工程照样快马加鞭。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关闸拦洪仅3月，潼关以上就出现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水位继续上涨，库区农民一批批地挥泪悲啼踏上背井离乡路。蓄水以后仅一年半，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了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万古以来“泾渭分明”的渭水泄流不畅，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防洪大坝，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而且有的良田被逐渐盐碱化或沼泽化。泥沙淤积又逐渐向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重镇及以其为中心的重要工业基地。黄万里的科学预见完全被证实，但当年他的正确判断及其后整风鸣放中的正确意见，被清华校长蒋南翔密送毛泽东。毛泽东显然早将过去对黄炎培的庄严承诺以及所有类似的保证全都扔进了汪洋大海，立即在蒋南翔密报黄万里意见的材料上批示：“这是什么话？”，不但当时就把他定为“右派”，而且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还说彭德怀“与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1961年，黄万里“奉命”来到密云水库，与昌黎来的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住皆为掘土筑成的半地窖，“文革”中更被贬到三门峡掏厕所，以加重惩罚，而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的祸害不断继续上升。据报载：2003年，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水灾竟酿成50年一遇的大水灾；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田绝收，成灾人口515万，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究竟谁对谁错，谁应记功谁应负罪，谁真正坚持真理而利国爱民，谁只酷求一己虚名而误国害民，岂不一目了然么？
黄万里虽然没有被整死，但被“不齿于人类狗屎堆”地坑害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耿耿忠心丝毫未改。2001年8月20日他的90高夀之前，因目力不济等重疾，卧倒在清华校医院的一间简朴病房内。8月8日，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不远千里前去探望。他不提家事，不谈子女，几乎是摸索着用颤抖的手给这两位水利门生写下了一段珍贵遗言：“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抗’之策中，各段仍以提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柱，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8手笔俟存。”
半亇月后，他就撒手尘寰。这也应算为被“革命”吃掉过半生的儿子吧。毛泽东的亡魂将如何面对包括黄万里在内的千千万万的冤魂？！
1956年开春，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把史达林的独裁暴政翻了个底朝天，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彷同晴天霹雳。此时的毛泽东也不得不说，如果在英美等国家就不会发生这等事。这就是说，他也承认英美等“万恶的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度，而那个标榜人民“呼吸着民主自由空气”的“社会主义”的北方大国，实质上却是独裁专制的帝国。于是，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毛容忍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在9月26日、27日相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反对个人崇拜，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使得许多人兴高采烈，以为中国共产党不再会有史达林式的凶帝暴政的后顾之忧了。但是，凡有如此善愿的人都太天真了。他们还没有识透历朝历代的专制君主无不视天下为其一己之天下，由此在极度展现其尊严的同时，也无一不深深陷入极度的忧惧，唯恐有失一分一毫的尊严。所以很快，即同年11月15日，八大闭幕后仅49天，毛泽东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决不能丢掉史达林这把刀子，而且说：“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史达林，毁灭史达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这强烈表明， 此前他之所以也称赞一下英美等西方民主，也容许那样的政治报告并通过那样的新党章，不过是权宜之计和逢场作戏而已。跟着他就拾起那把刀子横冲竖劈。1957年他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之前，他举起 “帮助党整风”的旗号，鼓励、发动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大小干部“给党提意见”。提了意见之后，毛泽东就变了脸，开始收拾他们，并把他玩弄的“引蛇出洞”的伎俩大言不惭地说成“是阳谋不是阴谋”。结果把数十万主要是青年的大小知识份子、党在革命中风雨同舟的民主人士和优秀干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使他们在万劫不复的地狱中被折磨了二十余年，令全国一片肃杀，鸦雀无声，正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同样，毛泽东妄想一步登天地“超英赶美”、“遥遥领先于老大哥”、成为全人类万古之君而疯狂的“大跃进”，又全然拒绝彭德怀等人的庐山规劝，从而举国粮匮草稀，饿殍遍野，惨亡几千万人而引起全党全国的愤懑怨恨。面对如此惨烈的困境，他竟在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好像他历来都十分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好像把几千万人当作不敢吭声的虫儿、蚂蚁——饿毙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毛泽东，而是坐在下面听他训话的这些书记们；将有“别姬”之虞的也是这些书记们而不是他毛泽东。这引起各路基层书记非常愤慨，纷纷掏心窝子地大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右倾”中的灾难。连早在延安整风时，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的刘少奇，此刻也不得不说死亡几千万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此，毛泽东心知肚明刘少奇等人批语指责的就是他毛泽东，但他像在八大会议上一样，暂且忍着、憋着，可是只忍憋了八个月，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全面反击，大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即坚决不准再谈现实生活中的所谓阴暗面、不准再搞包产到户、不准为“右派”和“右倾分子”鸣冤叫屈，并由此把刘少奇内定为“睡在身旁的赫鲁雪夫”，由此而阴谋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整死刘少奇和成千上万他毛泽东认为对他这个君王并非忠贞不二的人。
毛泽东之帝王暴君之心如此显明强烈，而我本人在年少时，也和许多被蒙骗上当者一样，曾那么幼稚无知、真心实意地把他尊奉为正在东方耀眼腾升的“红太阳”和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1947年春天，在胡宗南兵踏延安城垛时，我竟也担心“毛老人家”的安危而向延安远方痛哭流涕。1957年整风，虽也提出过必须反掉“神化与特权”等论点，那也仅仅是出于对党之一片赤忱，希望毛泽东回心转意，最终能够下决心扔掉史达林那把刀子，使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及在朝鲜战地英勇献身的同志、战友、乡亲们的纯洁天灵免受亵渎，更不忍看到曾竭情欢呼解放的人民再度被压榨在出乎他们意料的新的“大山”之下。直到自己由此招来大难并目睹“三面红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种种惨状，才逐渐看透这“皇帝的新衣”，因而十分感谢《中国青年报》刊发的这两篇文章，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帝王式的气势并非“造神运动”的客观趋势所使然，而是压根儿毛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就有这种帝王狂念，从而他的这种“革命”，必定要比“虎毒不食子”的虎还要毒，这才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之根。
（待续）
作者为资深记者、作家，1957年被打为右派
－－转载自《观察》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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