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7日讯】为借贷银行贷款而统计的数据
1994年7月6日，由县卫生局和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会同召开了1个间断的会议。要求全县8个乡、1个牧场的所属范围，进行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的调查。目的是整理出1套可靠的数据上报卫生部，申请世界银行卫生署第6项目的贷款。关于项目建议书等行政方面的工作程序，我不太懂。我们主要任务就是调查5岁以下儿童的死因、死亡人数、死亡前就诊地点等。妇幼保健站的8个工作人员，分别下到了8个乡，另从县医院抽调的1人下到赛十塘牧场。我被分到离兴海县城最远的南木塘乡。我们在单位那些需要的表格和往年的妇幼工作年报。第2天一早，我坐上1辆破旧的北京吉普车出发了。车上一共挤了7个人，仅我1个是女性。这种车的限载人数是5人（含司机）。在这个地方，司机根本不愿什么载客和载重限量，没有起码的交通安全常识。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拚命挣钱。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要搭上车不管什么好坏，只要能跑就行了。道路极度崎岖，吉普车蒙着灰尘，吐着浓重呛人汽油味。走了9个小时，司机对我说还有两公里就到乡上了。可仍然感觉不到接近乡政府的迹象。草原还完全没有着染上绿妆。从车窗外偶尔可以看到零星的帐篷，小孩在草地上光着脚玩耍，妇女们在帐篷外打酥油、拾牛粪………终于到了乡政府，看上去房子倒有些气派，3排平房整齐地排列着，一色砖木结构。办公室桌椅齐全。另外还有1个职工灶。卫生所的房子相比却差远了，只有几间低矮的用土块垒建的房子，房子里住着卫生所所长和其他两个人，门旁边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些常用的感冒药和消炎药，右边放着1张床；另一间房子里放着两张床，还有1个烧饭用的炉子。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和消毒药用具。我把此行的目的简单的向他们做了讲述，之后他们各自也发表了看法。所长也指明：开展此项调查，仅仅凭卫生所的几个人手，难以全面展开，得出的数据也就缺乏准确和完整；而如果以妇幼保健站的名义展开调查，很多群众可能不会配合。我连忙问：“这是为什么，群众难道对我们单位抱有成见吗？”所长慢慢道出了原委，使我了解了一些真相。1989年5月，由县卫生局和妇联保健站工作人员的陪同，青海省第4陆军医院医疗队进驻该乡，对46名妇女强制进行了绝育手术。但令人奇怪的是，两名妇女在手术后的4、5年内又相继怀上了孩子。我赶忙问：“这2位妇女的家离这儿多远？”所长说：“用这里人的话说，不太远，步行5、6个小时能到达，”我请求所长派给我1名助手，明天陪我一同前往哪位妇女家。所长欣然应允。经商量后，我们分成了两组，我和所长一组。这个村离乡政府最近，叫盖十干村。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所长已经派人来叫我了。因卫生所里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晚上我是挤在乡政府的1个女干部家里。
背起简单的行囊，我们开始向着目的地走去，山路崎岖不平，翻过1座座山后，中午12点我们来到了村里。这个村有60多户人家。村里的人们以半农半牧的方式生活。整个村里和附近的情况一样，没有学校。年纪小一点的孩子就整天在家里玩耍；稍大一点的孩子帮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照看小弟弟、小妹妹。我们会同村长、会计等村干部，统计了1994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死亡原因，也问及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妇女的情况。村长说：“她们家就在山下，我领你去看”。我便和村长一同前往。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位妇女，她看到村长领着1个陌生的女人，感觉有点惊慌。她叫央措卓玛我向她说明我此行的来意，并向她问及了会作过的手术经过。他是1989年5月在南木塘卫生院做的绝育手术。未曾想，手术后的第4年又怀上了孩子，全家人真是又惊又喜。吃惊的是，做完绝育手术后还能怀孕；喜的是得了1个女儿。我问她：“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她说：“很好！”我又问：“你是否在医院检查过怀孕的原因？”她说：“没有”。现在生了1个女孩，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因为这可能是一起医疗事故。应该追究责任的。可善良的卓吗一家有所后怕，不想再于计划生育部门打交道，在做手术时遭受的罪也许是命中注定。她请我到她们家去看宝宝女儿。我去时小女孩才学会走路，看到有陌生人进来，显得很羞怯，我把自己带的一点糖果分给她和其他孩子们。没过几分钟我俩偏混熟了。我走时她还用小手拽着我的衣服不放，我把央措的年龄、手术日期及手术伤疤状况认真记录下来，准备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卫生局。另外的那个“绝育”妇女，因为家距乡政府太远，骑马要走3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而未能成行。
3岁那年我就随父母搬进县城，一直到中专毕业，始终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农牧区看看。这次的南木塘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同胞们的日子过得贫寒，妇女门没有任何的医疗卫生保障；孩子们已到上学的年龄，而附近没有学校；肺结核在这里泛滥成灾，可村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仅口服一些“赤脚医生”给的感冒药、消炎药和止咳药；计划生育对她们来说是1个冷酷而陌生的词语……。我问过3、4个孩子的家长，是否给孩子接种防疫针？他们都说孩子没有病，无缘无故的给孩子们打什么针？其中有1个人问我：“你说的防疫针是干什么用的？”我给他解释，孩子从出生到7岁，都要在不同阶段注射卡介疫苗，这是预防肺结核、百白破、百咳、破伤风、白喉、脊髓灰质炎等的有效方法。天底下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他们让我下次来时给孩子们带些这类药物。我对他们说：“这种药品要在县卫生局防疫部门领取，有专人管理。不过我会把这次所遇到的情况跟县、乡领导汇报反映的。回卫生所的路上，我遍走遍想：国际上每年都向防疫部门免费提供许多医疗设备和药品，李鹏总理也向世界承诺2000年中国要消灭“脊髓灰质炎”；可这次来到这个距乡政府最近的村庄，看到的问题已令人震惊，而更加边远的地区，问题的严峻性就可想而知了。很多人家里都有《青海省计划生育条例》的藏文译本，以至于人们见到妇幼保健站的工作人员，就联想到计划生育，却从不知什么叫计划免疫。甚至有传言说：这次名义是调查登记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情况，实际是要查看有无超生户，如果有，那么将要罚款……。这种传言给我的工作带来许多难度，幸好有所长、村长、村干部们为我打通渠道，否则我说不定真要空手而归了。
我从盖十村回来后，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我决定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向上级反映，愿存在的这些问题能受到相应的关注。去其他村做统计的工作人员环没有回来，我又在乡卫生所住了几天。我发现来门诊看病的患者寥寥无几。很多人都是经过长途奔波而来，却是替生病的亲人看病、买药，至于病情也是由来者传述。我很纳闷，不禁问道：“没看到患者，光是听别人叙述病情，那药该怎么开呢？”所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彼此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的，没有办法呀！”我又追问：“如遇到青霉素、复方新诺明等等药物过敏的病人，未经皮下实验却将这类药给病人捎去，在家里发生过敏反应那该怎么办呢？”所长说：“除患者本人做过敏实验，否则我们不开这类药，所以也就不可能把这类药给患者捎去”。我惊叹，这么多年，这个地区的人们怎样熬过来的！周围的很多人好像对我感到不解？那哈巴是南木塘乡尕科河村民，他骑马奔走两天才到了乡上，只是为了给临产的妻子买些药。我问他：“这是生第几胎？”他说：“是第2胎”我又问他：“有没有给过她产前检查？”他说：“没有．。也许是出于自己的职业责任吧，我劝他妻子去医院，因为在家生孩子的话恐怕有难产、产后大出血、胎盘滞留，等危险。他苦笑着说：“我们那有钱去医院，进医院光是押金就要1,000圆。就今天来开的这些药钱，还是请求所长给我欠的，明年买掉羊毛后再还。听到这话我无言可对，所长给纳哈合巴妻子开了药。拿着这些药，他骑马有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望着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只能默默祈祷：愿一切平安……。
去其他几个村做统计的工作人员都回来了。这时，也到了上级所给的限定时间了。当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整理完数据，第2天一早我便搭车回了县城。去其他乡的同事也都返回了，只等我1个人。大家交谈着这次下乡的见闻。虽然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感受却很一致的，那就是：落后、贫困。经汇总的资料显示：1993年兴海县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人数138名；死亡的主要原因有肺炎、腹泻、营养不良。接着，卫生局又电话通知召开会议，要求妇幼保健站的全体人员参加。我想，借此机会把这次在南木塘看到的情况向领导反映。无独有偶，去龙藏乡同事也看到了一起绝育手术失败致孕的例子，也正好是陆军医院巡回医疗队的手术结果。我俩商议后，打算共同反映这个情况。可偏偏不巧的是，第2天准备参加会议时我却得了急性阑尾炎，还做了手术。后来，我听说这些情况都给领导做了反映，只是迟迟没有下文，一直拖着……
每次到基层，我都有新的体会和感受。只是由于本人缺乏写作能力，叙述之事难以详尽。但无论如何，我是希望，通过自身这7年工作的零星片断，让读者直观地了解目前西藏实行的计划生育、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的情况。达以抛砖引玉，让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西藏的人权现状。
一场突来的车祸
8月的草原，绿色丛笼，遍地盛开着朵朵鲜花，景色美不胜收。我和1位同事的工作，就是这里的兴海县河卡乡村庄，调查监测小儿生长发育情况。内容包括：测量小儿的身高、体重、胸围、头围，然后根据显示的数据对小儿衡量，测定小儿的身体发育是否正常，偏胖还是营养不良？就整个海南州而言，5岁以下的儿童因死亡程度的排列顺序为：（一）肺炎，（二）腹泻，（三）营养不良。这次，我们的工作任务注定不会轻松，因为我们必须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当时，正值农忙、牧忙季节，除了一些老人和小孩留守在冬季放牧点以外，其他人到夏季放牧点放牧。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两个区域调查，这样其工作量就增加了1倍。在乡政府，我们对主管卫生的乡长说明了此行来意。他听完我们的介绍后表示，因为州长要来乡里指导工作。事物重多，加上我们此行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范畴，所以乡上也实在抽不出干部引导我们前往；至于交通问题，也只能靠自己解决。看来，乡政府对我们的工作，只能爱莫能助了。再说，这个乡政府的眼里乡下儿童的健康问题与计划生育间的轻重，再清楚不过了。由于我们在这个乡没有熟人，加上我的同事不懂藏语，行动起来确实不便。等到下午7点多种，我们才遇到去幸福村的1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上装有数百斤的面粉，再加上我和同事、幸福村乡村医生的儿子、两位附近寺院的僧人，总共有5名乘客。拖拉机行走途中，我与这位乡村医生的儿子交谈后得知，他年仅13,在兴海民族中学读书，由于他得了肺结核，校方让他休学回家治疗，坐在手扶拖拉机上，盐望着路边田野绽开的油菜花，只觉阵阵清香扑面而来；广旷的草原在夕阳的照耀下，变幻着迷人的光泽。道路崎岖不平，司机又放开了行车的速度，所以一路上巅簸难耐。我和同事的手紧紧抓着车箱的栏杆。走了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我的同事说，手已经攥困乏了……。我也有同感，就问身边的僧人，还要走多长时间才能到村里。他说还需要两个多小时。就在这时，我感到身体猛然到倾向一方，当反映过来时，我已随着倾覆的惯性，被抛出了车箱。当时因特别紧张，好长时间都不能站起来。所幸的是，我和同事都没有受伤。1个年轻僧人的小腿被划开了很深的口子，连脂肪都露了出来，流血不止。我们身上未带急救药频，再说这里离卫生所还远。所以我们只好用衣服，毛巾等帮他止血，让司机找车送他去医院。司机独自远行找车去了。我们在空广的草原上等待，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下，气温也逐渐下降。因为附近没有人家，我和同事权且背靠背来取暖。受伤的僧人靠在面粉口袋上，不断发出呻吟。那个患肺结核的小朋友，体制本身就很虚弱，而此却表现的异常坚强。虽然他衣服淡薄，难以抵御冷气，但他将身上仅有的1包方便面给了那位受伤的僧人，并坐在他身边问寒问暖。我问这个男孩，你怎么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是谁的诊断？他说是县医院的大夫说的，并说他前年得过这种病，爸爸卖掉几只羊，用这笔钱带他住进了县医院，吃药、打针20多天。因没有钱继续治疗，所以带了30天的口服药回到学校。医生懂得，这种病，是需要加强营养的。但是，集体食堂，本身就缺乏营养食物；同样，家庭饮食营养也是跟不上的。虽然他在持续服药，但是上个月感冒后却使他高烧不断，身体消瘦许多，到医院复查后确认是肺结核覆发。这样，班主任就让他回家治疗，他说班上好几个都得了这种病一律要休学回家。班主任规定，必须彻底把病治好后才能回校，如果没有治好病就不许回校。老师担心传染给其他同学。说到这里，他问我：“您是大夫，这种病真的会传染吗？”我解释说：“会传染的，你们班主任说的很对”。这种传染性极强一般传播的途径有空气和血液，此外还有患者接触过的物品所造成的交叉传染……我将这些病理知识讲述给他，小男孩这才恍然大悟，对我说：“原来是如此，怪不得生病的都是我们宿舍的人”。我们等待着司机，空广的草原似乎我们5人占据着，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夜是异常的寂静，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猫头鹰的叫声，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凌晨两点左右司机终于找来1辆拖拉机和1辆三轮摩托车。我们这些未受伤者被安排到拖拉机上，送往村子；司机亲自将受伤僧人送往医院。要知道，我们这一路是免费搭车的，而事故发生后，司机却义不容辞承担起救助的责任。这种真诚和善良的品格，也许就是我们这种民族的共同特征。说真的，如果社会上所有的司机都具备他这样的品格，那么这个世界面对事故的发生，就不会有道德败坏的逃逸现象，那些本来可以救治的人们也就避免了死亡的厄运。尽管我们这个民族贫穷落后，但是决不会失去良知、道德的天性，这是值得骄傲的一面。这个世界，道德已日益沦丧，这种行为的表现多么令人珍视啊！
凌晨4点，我们抵达了村子，来到乡村医生家。他们一家人看到读书的儿子和我们一起时，还以为儿子在学校闯下了什么祸，一家人显得非常惊慌。孩子的父亲叫达洛，他的妻子为我们开始生火烹茶，大女儿拿来1张□皮铺在地上让我们坐。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酥油奶茶送到我们手中。达洛的儿子，将生病的经过、以及老师返家治疗的情况，告诉了家人。达洛叹气说：“该……该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家真的是没有1分钱。去年要向国家交的还没有交清，乡上的人这两天又催的很紧”。为了生计，他曾思虑过贷款的可能，可是贷款必须要有担保人，并且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也不一定得到贷款；何况自己家牛羊不多，还贷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我了解了这些情况，也发现他们一家人都陷入在深深的悲愁中。第2天一早，达洛告诉我们，今天不能亲自陪我们去调查了，因为他要到乡设法贷款，为儿子治病、缴清欠税。他对大女儿交待了陪同我们的任务，连早饭也没有吃，便匆匆步行赶往乡政府。
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餐（糌粑），便在达洛的女儿的陪同下，挨家挨户进行调查。许多情况，真是不看不知道，看过吓一跳。这个季节对牧民而言，应该是食品和生活条件比较充裕的时候，而经过我们调查并监测发现，这个村43名儿童就有6名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症；5名患有佝偻。原因何在呢？
这43名儿童家庭，大多是食用糌粑，缺乏蔬菜、肉、面粉，至于豆制品等其它副食，更是闻所未闻。儿童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即使是食用的糌粑，也仅能加入点酥油，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的营养。有的家人，1日3餐都是糌粑。既然放牧，为什么又没有充足的肉食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舍不得吃。每户人家，都希望在夏季多打一点酥油、让牛羊多长一些膘，这样到秋季卖掉后，就能应付当年的税收、维持一家油、盐、酱、醋之类的最低生活开销。儿童可食用的营养物质，除了母乳外，几乎没有其它的添加副食品。那些只懂得把糌粑喂食给母亲们，如果对她们讲述些有关儿童营养的知识，告诉她们儿童需要在什么年龄段添加什么食品的话……这对她们现实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来讲，岂不是纸上谈兵？我说不出什么话，因为讲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可是没有这种保障，这种贫困的现状无法改变。如果说卫生部能将世界银行贷款，真正落实到第2项目，那么获得这些帮助的孩子，才能步入健康成长的轨迹。针对3个试点乡，全县每年要进行3次这类监测调查。1998年7月，在对390名儿童进行的调查监测中，发现有47例营养不良症、26例佝偻病；而因不良饮食习惯造成的龋齿患者，只有7例。但是，在全西藏戴有自治名称之帽的县有143个，在这些县的每3个乡里有那样的情况，那么全西藏的情况又变成如何呢？
五年内发生六起“弃婴事件”
重男轻女的劣习，在缺乏人权保障的中国本土积淀甚深。在这个传统文化的冲击下，藏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计划生育的极左方针、中共专制集权的腐败……使得贫困加剧，80%的老年人已愈感晚年生活无以保障。移民人口不断膨胀，人们又缺乏自愿人口控制的观念、缺乏文化素质的教育。……种种因素造成了社道德沦丧、人性堕落。弃婴的事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兴海县这个小小的县城，5年内竟发生6起弃婴事件，（4男2女）。我亲眼目睹的1例，发生在2000年5月9日清晨6点。当时我还没有起床，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连忙穿衣开门，一看是隔壁开商店的措毛，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你来看看，我家门口放着1个娃娃”。我一时反映不及，还问是谁家的孩子？她说不知道，“看上去还没有满月呢”！到她家，那个孩子已被她的丈夫抱进了屋里了。我们解开花格毛毯后，一看是个女孩。婴孩没穿衣服，看样子是足月产的，发育良好，脐带还没有脱落。也许是因为肚子饿了吧，婴孩哇哇直哭。好心的邻居到商店拿了1个奶瓶，冲了奶粉喂婴孩吃，还换了1块干净的尿布。随后小孩甜甜的睡着了。这时周围的邻居都来了，大家议论纷纷，其中1个人骂道：“是谁呀？这么缺德狠心，这可是自己的亲身骨肉啊！”有人建议：上报到公安和民政部门。我觉得此话有理，经大伙商议后，准备以此行事。这一天，措毛的丈夫带来了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看了孩子，说是尽快联系上级单位，给孩子找个归宿。因海南州所辖的地区没有孤儿院，所以民政部门要求暂时代管婴孩。这一代管，便过去了两个月。有1天，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带来了1对夫妇。两夫妇年约40,因没有孩子，决定抱养这个婴儿。到措毛家要把孩子领走。因这对夫妇年过40还没有孩子。所以，决定抱养这个婴儿。措毛深有感触地说：“我的两个孩子已长大成人，这两个月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着，到如今还真舍不得让她走呢”！措毛的丈夫却考虑的比较复杂，因为孩子的今后还回牵扯到户口、计划生育等等问题。在做出抉择时，措毛还是执意留下了孩子。作为一个普通女性，却怀着博大的母爱，将弃婴的生命等视于自己的亲生骨肉，这是多么宽广的胸襟、多么高尚的情操？婴儿遭遇到了离弃的不幸，但她逢临这样一个好人家、好母亲，这是不幸中之万幸。这则故事，仅仅是弃婴事件所表现的普通1例。
弃婴事件，展示了一副末世混乱、人性泯灭的图景。从世界文明进程的潮流来看，中共计划生育政策违背道德，导致弃婴发生的直接因素。《青海省计划生育条例》第21条规定：“超生1胎，从孩子出生之日起，按夫妇双方工资或年收入的15%至20%，征收超生费7年；征收方法，可1次性征收或分期征收，其总额不得低于900圆人民币。继续超生的加重征收超生费，计划外怀孕的，怀孕期间每月分别征收男女双方计划外怀孕费15圆人民币，若采用堕胎、流产等方式终止怀孕的，所收费用原数退回。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自行生育的，从生育之月起直到取得结婚登记书后第9个月止，每月收取男女双方计划外生育费25圆人民币。非婚生育属违法行为，当事人除接收批评教育外，其非婚生育的子女，每人1次性罚款非婚生育费1千圆人民币。其中，生父负担不得少于60%……”。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一）那些既无避孕知识，又处在性成熟的青年，很可能就是无数孤儿的父母；（二）妇女缺乏婚姻保障，只好扔掉孩子，以便另寻归宿；（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酷性，也是发生弃婴事件的根本原因。
笔者在青海红十字会医院进修时期，短短半年时间内就目睹了两次弃婴事件。当时，医院发现弃婴后，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发布消息，要求父母来领取孩子。但是，这种办法无济于事。院方只有把孩子放在育婴室，同其他刚出生的孩子一起关照。只等领养人出现，孩子才真真有个着落。中国内地传到西藏的一种环境习俗，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世界联合国儿童组织为首的关心和支持人权的各级组织值得关注的一点。
后记
读到这里也许很多读者就说这只是1个小小县城的情况，但是，笔者亲身经历工作的这个地方是青海省典型的1个偏僻显，全西藏而言也是地处青藏高原中部，生活方式上农牧业为主的，基本上可以代表西藏3区。
在此笔者所描述的这份报告是西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和有关医疗卫生方面的1个真实例证，也许使各位读者对西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真实情况更加了解或从中可以启发新的思维方式，再说全西藏实行的节育术、绝育术、人工流产、上环术、皮下埋植术等计划生育措施都一样的。笔者工作过的这个县在1989年至1994年实行计划生育的主要措施是绝育术，18到34周岁的育龄妇女从下到上作详细登记后达到出生计划数或超生的就强制性地进行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每年的绝育计划数从中共中央下达的数字经过省（区）、州、县、乡最后到村的，在基层为了完成命令式的这种计划生育任务，妇女们的抗议中最后只能抽签的方式进行，但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这种天崩地裂式的命令谁也无法抗拒。
比如人口只有5万的兴海县1989年到1994年间600名妇女做了绝育手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共所统治的全西藏450多万人口中的200多万妇女，按照上述兴海县的2万名妇女中就600名妇女做绝育手术的计算方法计算，当时60,000名西藏妇女做了绝育手术。这仅仅是做绝育手术的数字，其它数据例证前面有解释而不在此重复。如果以这样的数字和进度对西藏实行计划生育，那么在未来的30年内中共灭绝藏人的愿望就会全面实现的。所以笔者在这里请求国际上的各人道组织，特别是为人类指点迷津指引准确理念的学者们站在正道上来说些公道话。
（完）
（转载自《民主通讯》）(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