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4日訊】10月2日晚間，國際文學雜誌社主辦的第二屆“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獎在德國首都柏林揭曉。由安徽省作家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創作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一舉奪冠，獲得了2004年“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獎第一名。獎金5萬歐元。
“尤利西斯”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國際性報告文學大獎。最後進入決賽的共有七部作品。“尤利西斯”獎評選委員會代表希爾頓女士在頒獎儀式上表示，其他六部作品的作者都來自於人們普遍擁有真實寫作權和思想權的自由國家，而“在一個人們並不是理所當然地享有真實記錄事實的權利的國家里，作家需要超群的勇氣把自己所看到的現實真實地記錄下來”。而《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正是體現了其作者“令人敬佩的勇氣，講述了一個其他人沒有講的，震撼人心的故事”。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是陳桂棣、吳春桃夫婦歷時三年，走訪了安徽省50多個縣；採訪了上前名農民後撰寫的一部記載安徽農村現實生活的報告文學。書中反應了改革開放20年後很多農村依舊存在的貧困、農村基層權利異化的問題以及農民的無奈。此書出版後在中國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但出版發行後不久，即遭到查禁。
推薦此書參賽的是著名旅英詩人楊煉。楊煉在介紹他向評委會推薦此書的原因時說：“我覺得這本書是一個非常切中要害的作品。首先它關心的是九億農民的生活。這本書把九億這樣一個抽象的數字具體化了。這本書的作者體現了作家所必需有的某種人道關懷，某種對人、對社會、對文化的責任感”。楊煉認為“全世界藝術文學獎多如牛毛，可是這個充滿了問題的動蕩的世界更需要直接對現實發言的作品或思考。而這個尤利西斯獎正是為這樣的作品而設立的”。
當中國龐大的人口所帶來的龐大市場吸引著投資商們全部注意力的時候，中國九億農民的生活仿佛已經被世界遺忘。而陳桂棣、吳春桃夫婦不僅僅是通過《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將鄉鎮農民不堪重負的生活困境以文學的形式推到了讀者的面前，更是在書中點及了上百名地方官員的名字，揭示了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無法無天的黑幫作風。作者以難能可貴的勇氣和坦誠，跨入了無數個“禁區”，從而也招來了安徽省阜陽市地方官員的報復。
《中國農民調查》書中所描寫的中國的三農問題不僅僅是農民經濟生活的問題，而是直接體現了中國體制性腐敗和暴力邪惡汎濫的現實，為龐大的中國政體癱瘓敲響了警鐘。
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居住在安徽省合肥市。目前正在寫下一本有關農民利用法律維權的作品。本報記者田雨在陳桂棣、吳春桃夫婦赴德國領獎之際，對他們進行了採訪。
大紀元：非常高興能夠在柏林見到您。您們這次來德國參加“尤里西斯”國際報告文學獎的頒獎活動，一切還順利嗎？
吳春桃：這次非常順利，出乎我們的意料。
大紀元：《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中涉及了上百個中下層官員。其中阜陽市的政協副主席張西德告你們“名譽侵權”。請問這個案子現在進行的情況如何？
陳桂棣：這個案子一開始就不是按照我們國家的法律程序進行的。按照法律來講，法院不應該受理這個案件。原來的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告我們“名譽侵權”，這應該是屬於民法管理的範疇。而張西德原來是縣委書記，縣委書記從事的不是民事活動。他從事的是黨務和政務活動。而我們作家有文學創作的自由。特別是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對各級政府及工作人員，我的理解是包括中央政府在内，有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從這點上講，這裡不存在名譽權的問題。
大紀元：這個案子8月24號在阜陽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到現在為止有沒有判決？
吳春桃：到現在還沒有，我們還在等待判決的結果。
大紀元：為什麼拖了這麼長時間呢？
吳春桃：我想這個案子不好判。
陳桂棣：在這之前，阜陽中級人民法院違背程序的事情太多了。首先是就是憑一本“當代”雜誌就能立案。雙方交換證據的時候，對方也沒有給我們任何證據。我們對管轄權提出了異議。我們覺得這個案件不適合由阜陽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理由也很簡單。因為，張西德現在是阜陽市的政協副主席，那就是五大班子的成員。阜陽是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内。再有就是張西德的兒子張輝就在阜陽中級人民法院當法官。特別是我們書中寫的是“白廟”事件。當時群眾反應負擔太重，到各級上訪。縣里不給解決，於是就上訪到北京。以後就發生了鎮壓群眾的事情。而“白廟”事件與阜陽市的政法委組織了執法單位去定性有很大的關係。那麼就是說，這個案子如果要受理的話，這裡面的是是非非與阜陽市的很多部門都是有瓜葛的。
大紀元：在這種情況下，你們對判決的結果是否報有希望？
吳春桃：我們現在還是抱了50%的希望。最後開庭的時候，阜陽法院表現得還算是公正。一些媒體，甚至西方記者也被允許旁聽。給人的印象是希望做的公平。聽阜陽政界的一些人講，開庭後阜陽輿論非常大。普遍認為張西德這次的官司是打得太慘了。輸得太慘了。而且張西德開庭以後好幾天不敢出門。這也是民心所向，我們也感到很高興。
大紀元：你們認為張西德背後是否有人支持？
吳春桃：有。如果沒有高層的支持，他不會這樣。他當時非常自信，開庭前一天他對香港《南華早報》的記者講，這個官司不管打到中國的任何地方他都是必贏的。他這樣做也是由他這個人的性格決定的。這個人平時說話不太注意。
陳桂棣：開庭後我們的證人證詞使他感到意外。這次開庭讓他非常難堪，他成了被告。 在“白廟”事件發生的前後，他作為一個貧困縣的縣委書記坐的是奔馳500型的轎車。
大紀元：《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揭示了農民的境遇。這兩年農民的情況有無變化？
陳桂棣：實事求是的說，解決農民過重負擔的這一部分變化還是比較大。一方面中央的改革力度比較大，另一方面，減掉了農業特產稅。兩會時宣佈今年開始減掉一個百分點，五年解決。而我們知道，安徽在内的十個省減了接近三個百分點。而且，拿出黑龍江和吉林兩個省做免稅實驗試點。
還有一個現象體現出來農民的負擔是輕一些了。很多沿海地區的經濟依靠民工。但是，深圳和東莞這些地區前一段出現了“農工荒”。一個原因是這些地方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提高民工的收入，再加上農民種田的負擔輕了。於是，很多農民又回到了農村。現在關鍵是看農民種田是不是真的能夠得到實惠。剛才我們談到糧食漲價了。但是據我們知道，很多地方農產品漲價帶來的好處沒有落到農民的口袋里，而是落在了中間部門的手里。再有就是化肥等支農產品也在漲價。現在要解決的是能不能把支農產品的漲價速度限制在農民能夠承受的範圍之内，和把糧食漲價後的利潤讓出一部分，讓農民種田真正得到一些實惠。據我們了解，中央政府注意到這些情況，也相應制定了一些具體措施。關鍵在於落實。
大紀元：那麼既然是取消了以前常見的修路費、建校費等費用。一些地方又在免稅，鄉鎮公共建設的費用現在由誰來出呢？
陳桂棣：這也是一個新的矛盾。但是農民的負擔的確是緩解了。其實，現在中國農村的主要矛盾不是負擔，而是土地問題。
大紀元：中國的農民現在有沒有真正的脫離貧困？
陳桂棣：總體來說農村的溫飽問題是解決了。就像我們書中寫的。農村貧困到和改革開放以前一樣，甚至不如從前的還是有，但是非常有限。主要問題在於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別太大。我們了解到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出去打工的人少的地方和村鎮領導班子不好的地方還是很貧困。我們原來認為我們書中反應的貧困、農村基層權利的異化問題，農民的無奈在中西部出現的多一些。這次我們收到的讀者來信出乎我們意外，沿海發達地區有相似問題的地區還相當多。比如：浙江、甚至包括溫州，還有廣州的一些山區和我們中西部的貧困程度也差不多。
大紀元：您對目前農村改革政策的看法如何？
陳桂棣：我們對今年的一號文件很滿意。感到缺憾的一點，就是沒有對鄉鎮基層機構進行改革。當然不是說該就能改的，裏面有很多歷史問題。有一個解決這些人去向的問題。解決不好會給農村工作帶來很多麻煩。但是這個問題必須得解決。我們理解是不是政府減免了苛捐雜稅，逼著基層改革。但是怎麼改革，我們還在等待著。不改肯定會有反彈。
大紀元：你曾經說中國的農民問題主要是土地問題和基層組織改革的問題。
陳桂棣：問題很多，主要矛盾是這兩個。為什麼土地問題這麼尖銳，是因為各級政府都是把土地當作自己的資源，最後的晚餐來對待，因為他手里沒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利用。而我們政府的法律、法規和各級政府的一些規定，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都不太明確。以致可以讓政府為隨意佔用農田找到一些藉口。比如我的家鄉——安徽省懷源縣陳營村。當地政府從浙江引進了一個水泥廠，佔用了農民的土地。政府說是農場的地。據我們了解農場和政府拿不出任何證據說，這塊地是政府的地。當地農民從改革開放就在這塊地上種田，已經兩代人了。歷史上這塊地就是這個村的農民的。按照國家規定，農民種地20年以上，這塊地就歸農民本人使用了。但是，佔地也沒有任何協議給予補償。就這樣就把推土機開去了。強行幫助開發商施工。誰去強制執行呢？是我們的政府。出動了很多無關的城建部門，甚至計劃生育部門的人。農民忍無可忍，又沒辦法阻擋，就用自己的方式，把大糞往推土機上潑。結果六個人被抓，三個被關、被告。法院還受理了，說是阻礙公務。什麼公務呢？連土地證都沒有。 就在法院開庭以後，縣委竟然能寫了一份報告給市委，明確的說農民的罪狀是侵佔土地。誰侵佔呢？是政府還是農民？不是明顯的事實嗎？而且法院判案時，並沒有這項罪名。而縣委有什麼權利在法院已經宣判的情況下，給農民定罪呢。我認為這都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大紀元：剛剛結束不久的四中全會上，主要提出了政府“執政能力”的問題。即使中央現在有一套改革的策略，基層有沒有足夠的秉公“執政者”？
陳桂棣：就像我剛才舉的這個例子所說的。這些農民明明是無罪的。他們是為了維護自己生存的權利。我認為他們的抗爭是有道理的，我們的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處理方法是錯的。但是他們一錯再錯，而且他們一定要給這些農民定罪，我認為太過分了。但是根據我們得到的消息，是市委書記在支持這件事情，而且明確地講法院必須做有罪判決。我感到非常的悲哀。我們的農民現在面臨的環境非常的險惡。他們身上的負擔有的不是經濟上的負擔，是法律環境的負擔，政治待遇上的負擔，他們甚至隨時面臨著失去生命和財產的安全問題。農村面臨的不僅僅是經濟負擔和鄉鎮基層改組的問題。農村需要解決的問題非常多。必須綜合改革。任何單面突進的改革都不能解決問題。五十年以來的新舊矛盾盤根錯節。長期以來，我們忽視了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必須強調的是重視只是在報告上，或口頭上。這一屆政府拿出了一些實際行動，我認為還需要加大力度。
大紀元：本屆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那麼各層的實施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呢?
陳桂棣：嗯……，這就面臨著落實問題。我們書中引述了一個老百姓的民謠，有些幹部不愛聽。就是“城護鄉，鄉護縣，一直護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唸，只管傳達不兌現”。老百姓最擔心的就是落實問題。
大紀元：您曾經說，文革以後中國人做的最徹底的一件事就是對農民問題的遺忘？您認為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陳桂棣：農村改革取得好的進展的時候，的確出現過買糧難。農村出現了很多萬元戶。這都是事實。所以很多理論工作者，包括決策的幹部就認為農村問題解決了。就要搞城市改革。從美好的願望來講，農村和城市改革如果能齊頭並進應該是可以互補的。但是卻忽視了一點，任何改革都是需要成本的。城市改革的成本從哪裏來？從農村來。當我們的改革轉移到城市的時候，農民無形中就在付出代價。我們的書說的其實就是一句話，那就是中國的三農問題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
大紀元：您們的書中有一個章節，叫做“漫漫上訪路”。四中全會期間各地到北京截訪的非常之多。有西方媒體報導說，四中全會前北京至少36,000人被抓。現在弱勢群體面臨著有怨無處訴的問題，您認為出路在何處？
陳桂棣：四中全會提出的是解決執政能力的問題。不解決這一點，光上訪是沒有用的。出了問題總得有人解決問題。我們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依法治國，如果真能依法治國，農民就不需要上訪了。我認為我們不是沒有政策，而是無法落實執行的問題。
大紀元：這本書出來之後，很多讀者稱你們是良知作家。農民的遭遇問題不是昨天才出現的問題，為什麼敢于涉及敏感人物和話題的作家不是很多。怎麼解釋中國知識精英的沉睡狀態？
陳桂棣：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的“缺鈣現象”應該引起注意了。從某方面來講，我們國家培養了這麼多專家。本來中國農民調查這個作品不應該由我們這些作家來完成的。它應該是由農業學家、經濟學家或者是社會學家來完成的。哪怕是統計學專家能夠秉公講這些，都犯不上我們作家來做這個事情。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應該保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有“身無分文，心有天下”的氣魄。
大紀元：《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出來後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震動？大家都很關心你們現在處境。
吳春桃：自從我們的書被停印以後。中國大陸的媒體是不能再報導我們了。還是有些壓力吧。
陳桂棣：我這個年齡沒有白髮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這半年……，要說沒有壓力是講謊話。我最想不通的是，我從報界的朋友那裏得到消息，我們的名字都不能出現在安徽的媒體上。我感到非常的悲哀。我可以坦率地講，我和我愛人比安徽的很多幹部都更愛這個國家。他們愛這個國家嗎？在中央禁止前，我們的名字和作品就已經不能出現在安徽的媒體上了。他們認為我們損害了安徽的形象。損害安徽形象的是這些幹部。作家只是紀錄事實。這些事實是怎麼造成的呢？這些幹部是有責任的。怎麼能轉嫁到作家的頭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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