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4日訊】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申華採訪報導) 中國政府目前正準備對實行多年的信訪制度進行改革。最近在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過問下，中央成立了信訪聯席會議制度，由中央有關27個部門和北京市政府成員組成，主要職責是瞭解情況，提出建議，協調處理，監督落實。
與此同時，中國社科院的于建嶸領導的一個小組對到北京上訪的600多農民的調查發現，通過上訪解決問題的機率只有千分之二。他們的調查報告說，如果不進行徹底改革，將會產生十分嚴重的後果。
他們建議，取消信訪制度，加強司法解決問題。本台記者申華邀請了兩位身在北京的獨立觀察人士劉曉波和周國強來一起談談有關中國信訪制度改革的話題。
記者：我們知道中國的信訪制度，確實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有很多的人都在呼籲，中國的信訪制度應該要改革，尤其現在中央政府也確實希望改革現有的信訪制度。劉曉波先生，我想先請您談一談，中央政府現在正在著手進行信訪制度的改革，從這一點來看，您認為老百姓的冤屈是不是有希望能得到解決？
劉曉波：老百姓的權利受到損害的時候，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裏，起碼有這幾項救濟制度可以同時啟動。第一就是輿論救濟，要輿論救濟就必須要有言論自由；第二個就是行政救濟；第三個是司法救濟。
現在在中國從制度設計的角度講，僅僅只有現有的一個信訪制度，幾乎是中國唯一的所謂的人權救濟制度。信訪部門沒有實際的權利，主要是起到一個上傳訊息的作用。現在的改革作用可能是職能部門的人參加信訪人員會議，這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提高一些效應；但是那麼多的信訪案件，一個一個的個案，解決起來難度是非常大的。後來于建嶸他們提出，以後主要要經過司法來解決，這就牽涉到一系列的法律修改，否則司法沒辦法解決。比如說，土地糾紛、拆遷糾紛，這些都涉及到土地所有權的問題。
記者：所以這個問題確實牽扯到整個改革的方方面面，還有社會制度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劉曉波：對，這不單是稍微改變一下行政救濟制度就能解決，也不光是單純的成立一個聯席會議，就能解決的問題。
記者：我再請問周國強先生，您怎麼看待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政府所組成的聯席會議，來解決信訪問題。
周國強：這是一個更加的無效的措施。據我的了解，他們現在的辦事習慣，前陣子我曾經陪過徐文海去過一次，當時辦事的人就告訴他，現在的做法：就是你來了，我給你一個地址讓你回去寫信去，就這樣給打發了，幾近就是不接待你。而且如果說要把所有的信訪都集中在一起，然後分成幾個部門，首先這思路就不對，一個是你是否有一套行政投訴的程序？但是現在沒有這樣的機構，說到底還是把信息收集起來，然後再分下去給各部門。
記者：所謂的聯席會議也不能具體解決這樣的問題，還是會往下壓，是不是？
周國強：對，那還不如各部門有一個信訪部門，我該找誰？我找誰去。現在只是越改越糟。
記者：像于建嶸他們提出來的建議，要取消信訪部門、要加強司法，您覺得這條路走的通嗎？
周國強：也沒必要取消信訪部門，加強司法是對的，你必須加強司法。現在的問題是中國行政訴訟程序本身有問題，包括民事訴訟都有問題，法官沒有拒審罪，國家規定甚麼樣的程序，我不接你的案子就完了，你一點辦法都沒有，他必須約束法官的行為，法官不敢不受理案子。
記者：劉曉波先生，您剛剛提到改革信訪制度，是和中國社會體制的各個方面聯繫在一起的。我們都知道，要改革中國社會制度各個方面，確實不是一、兩天就能達到的事情，怎麼樣在短期內能有一個有效的辦法，來解決信訪制度存在的問題？
劉曉波：有了互聯網之後，這種民間自發的輿論救濟，現在已經開始在逐步的顯示出來一點成果。我覺得這種權利受損，首先這種輿論救濟是任何權利受損的開端、最先鋒的，當然就是要透過曝光，然後引起全社會的注意；社會上一旦形成輿論，無論是行政部門還是司法機構，肯定都要出面來處理這件事情。
記者：可是中國的媒體，一方面並不獨立；再一方面也不可能指望媒體去報導每一件冤屈。
劉曉波：有那麼幾件事情做成功了，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就會推動某些制度的局部改革，也會對其他人形成一種示範效應。又比如說現在的信訪制度之所以一定要改，就是因為信訪制度有缺陷。由於民眾維權的事情，不斷的透過互聯網，透過國際媒體曝光，形成境內外的輿論壓力，這樣才能引起高層的注意，覺得認為現在信訪制度已將失效了。起碼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開端，但是不能夠指望在短期內，他們能有效的解決。從我的角度來講，我更希望民間能夠自發的維權。
記者：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國政府一再講：要提高政府的執政能力。周先生，您認為這是不是執政能力的問題？是不是執政能力真正的得到了解決，就不會發生這麼多冤屈？
周國強：這不是個執政能力的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在現在這種制度下，執政能力越強越壞事，他們去截訪把人給截回去，這本身也是一個問題。
（以上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